本文试图从张居正谈及林凤、林道乾的27篇书信入手，分析这些书信谈了什么、为什么谈，并进一步分析书信所涉及史实、人物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对这些书信尚未见有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笔者权且抛砖引玉。
“林贼事若有确耗，幸惟密示，以慰悬悬。”
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写给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一封信中，殷殷叮嘱。
“林贼”何人？为何引起中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张居正（1525－1582，湖北江陵人）的高度关注？
原来，“林贼”便是粤东海盗首领林凤。林凤与另一位海盗首领林道乾，都是中国海盗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所率领的武装集团反抗明朝官府，让远在北京的大明首辅张居正挂心不已。
一、张居正在书信中谈了什么
翻阅《张居正集》，其中谈及粤东海盗林凤、林道乾的书信，共有27篇之多。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从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九年（1581年），其中隆庆三年1篇谈及林道乾，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共14篇谈及林凤，万历六年（1578年）至万历九年共12篇谈及林道乾。写信的对象，包括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8篇）、凌云翼（2篇）、刘尧诲（亦曾任福建巡抚，14篇），广东巡抚熊桴（1篇），福建巡抚耿定向（2篇）。
在这些信中，张居正主要谈及几方面情况：
一是关注林凤的缉拿与下落。张居正最早提及林凤，是万历元年（1573年）答复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信：“辱示，知林贼势孤，远遁求活，计当不日可擒。”同年给殷正茂的另一封信中，又讲到“林贼既失巢穴，漂泊海上，必不能久，宜与闽中约会图之”。次年（1574年）给殷正茂的两封信中，又先后提及“言林贼遁出海洋，为西南风阻泊广中”，“云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须以计诱之，驱入罗网，乃可成擒”。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在给时任福建巡抚刘尧诲的信中，谈到“近据闽、广所报贼形皆溃乱奔窜之状，凤贼似不在其中，毙于吕宋之说，恐不虚也”。同年，在给两广总督凌云翼的信中，又讲到：“前闽中屡报凤贼为吕宋番人围困，何得突犯广中？据报贼形若溃乱奔归者，凤贼恐不在中，幸公细察之。若此贼果在，其众既散，必成擒矣。”万历四年（1576年）给刘尧诲的另一信中，张居正还嘱咐：“但凤贼存亡，尚无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在这些谈及林凤的书信中，张居正既曾有对缉获林凤充满信心，“倾耳以俟捷音”的时候，又有“患其出海难制”的忧虑。张居正对于林凤的下落，只知道其逃向海洋，有传闻死在吕宋（实际上，林凤到菲律宾与西班牙殖民者开战，但并未战死），但一直也没有掌握确切的消息，故放不下心来。
二是关注林道乾的缉拿与下落。张居正最早提及林道乾，是隆庆三年（1569年）写给广东巡抚熊桴的信。该信先谈到海盗不断：“张琏擒而吴平继之，吴平歼而曾一本继之”；后又指示：“如林道乾辈，既为良民，便当遵吾约束，涣其党群，厘其宿弊。如怀疑贰，即可名之为贼，因而除之”。可见对一时接受招抚的林道乾深怀戒备之心。在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给新调任两广总督的刘尧诲两封信，第一封讲到：“顷林贼复回广东，彼中无素备，其文武将吏又皆庸驽，竟令纵洋而去，殊可恨也”；第二封又再提此事：“惟海防甚疏，昨林道乾以丧败群寇，倏泊河渡，使该道有人，武备稍预，缚而致之易耳。乃竟无一兵一船，使之从容扬帆而去，可恨，可恨”。信中对地方官员疏于职守的责备，对未能缉获再度反叛的林道乾的怨恨，咬牙切齿，形于纸上。次年（1579年），在给福建巡抚耿定向的信中，讲到“林贼前逃柬寨”，“赂寨目苏姓者图之”，但“谋泄贼逃”。同年，在给两广总督刘尧诲的两封信中先后提到：“昨据闽中报，柬埔寨主言林贼虽投入暹罗，尚往来攻彼寨。寨中苏姓者，与之深仇，必欲擒之”；“闻林贼近已为暹罗招致，或可因而图之”。在随后两年（1580、1581年）给刘尧诲的6封信中，张居正多次谈及林道乾“入暹罗”，后又得到消息“走八佛丑（靠近越南的海上小岛）海屿，在彼造船”，并认为“此贼尚强”，“公（指刘尧诲）言此贼决了在今岁，仆固未敢以为然也”。
这些谈及林道乾的信中，张居正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林贼近来消息何如？恐又成乌有也。”从东南沿海到柬埔寨、到泰国、到八佛丑，张居正对林道乾行踪的关注，“国际追逃”式的遥控，费心实在良多，但收效全无。
三是对“剿贼”策略作出指导，对“贼乱”原因清醒分析。对于剿灭与招抚两种主张，张居正认为应根据形势需要而选择采用，“不揣贼情强弱、向背，而执言抚剿，皆偏见也”，“如机有可乘，一鼓而歼之。抚贼声不可远传，宜以密用”。并给地方大员充分授权，“万里指授，恐缓不及事，在公审图之耳”。同时，对于“贼乱”频发的根本原因，张居正也有清醒的认识，在万历六年（1578年）给刘尧诲的信中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故今日治广，武备固当振饬，然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四是要求广东、福建官军合力围剿，并协调相互矛盾。张居正在信中多次对两省官员提出协同“剿贼”的要求，部署攻击林凤“广兵西追，闽兵东扼”，“行广人之策，收闽人之功”。为缉拿逃到柬埔寨、泰国的林道乾，根据对外联络的不同渠道和工作基础，对两省作出分工，“贼在柬埔则属之闽人，广中不必措意；在暹罗则属之广人，闽中不必为谋”。张居正还对两省官员因主张不同策略、争功诿过而产生的矛盾进行协调，指出“闽、广之人，皆欲要以为己功，”强调“协力乃胜算也”，“闽、广皆在疆域”之内，但欲得贼耳，何必功出于己乎”，并几番告诫“彼此争功，遂致败谋”、“恐争功漏泄，如昔年之事”。
五是对中央委任官员给予鼓励、信任和支持。在信中，张居正强调，“为国家勘定大乱”，“此大丈夫不朽之鸿业也”，“了此残寇，为地方计虑久远，悉力以图之”，并表示会将地方官员的“剿贼”战绩禀报皇帝、记功行赏。对于一度萌生去意的两广总督殷正茂，张居正要求他坚守岗位，以“自公当事以来，一切许以便宜从事。虽毁言日至，而属任日坚”激励他，还许诺“俟广事大定，亦必移公他处”。
二、大明首辅为何如此重视粤东海盗
张居正为什么对林凤、林道乾这般重视，以致多年跟踪情况，一再反复叮咛？综合当时的各方面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有六方面的原因：
第一，张居正独一无二的首辅地位，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不允许国内有长期动乱不安的化外之地。张居正从隆庆帝明穆宗时期（1567年）入阁，万历帝明神宗刚即位，张居正就联合太监冯保驱逐了首辅高拱并取而代之，而当时明神宗朱翊钧才是一位10岁的小孩。张居正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和明神宗的依赖，大权在握，独揽朝政，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张居正病逝的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实际上处于摄政地位，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威的首辅。而且张居正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此时更是踌躇满志，起衰振敝，正大有作为一番，开创了明朝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在此情势下，张居正必然对于嘉靖、隆庆以来长期存在的粤东海盗这一“维稳突出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冀图倾力平定，实现海内太平。
第二，北方边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安定局面，让张居正有更多精力关注南方稳定问题。对于明朝来说，真正威胁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是距离北京并不远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不时的进犯，便可兵临城下。在距离万历朝124年前发生的土木堡战役（1449年），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俘虏。而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在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后，与鞑靼和解互市，赢得了几十年的北部边疆和平时期（直到明末满清崛起才发生改变）。这也使张居正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尚不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的两广民众叛乱问题，甚至表示“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
第三，两广态势中，山区叛乱得到强力镇压，沿海叛乱尚未彻底根除。明朝中期两广的稳定问题，既有粤北山区和广西的瑶族、壮族叛乱问题，又有粤东沿海的海盗叛乱问题，这两种类型的动乱都呈现频繁、反复的特点。形势之严峻，用张居正的话说，是“论者谓朝廷已无广东矣”。进入万历年间，两广山区叛乱问题经张居正调兵遣将，强力予以镇压，逐步稳定下来。而海盗问题，虽嘉靖、隆庆以来镇压了林国显、许栋、许朝光、张琏（4人均饶平人）、吴平、曾一本（2人均福建诏安人）、诸良宝（澄海人）等海盗集团，粤东局势渐趋平稳，但林凤（饶平人）、林道乾（澄海人，一说惠来人）集团一直没有根除，随时可能重新进犯粤闽沿海，威胁东南稳定。张居正对此有清醒认识：“诸山海逃伏之盗，必将乘势再起，将来广事，不可便谓无虞”；“陆寇既除，自此可专意海上”。
第四，林凤、林道乾具有超强的海外活动能力。历代汉族中央政权，对于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或海外的异国，往往采取怀柔政策，形成朝贡体系；而对治内的中原和江南、岭南等地汉人，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允许有背叛朝廷、勾结外族外番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并持坚决镇压的态度。张居正对此也不例外。同时，明朝中期的东南沿海海盗往往还与倭寇勾结，纵横海洋、骚扰沿岸。特别是林凤、林道乾集团不仅活跃粤东沿海，还以台湾、澎湖为据点，并远至琼州（海南）、吕宋、柬埔寨、暹罗。这种进可扎寨大明沿海疆土、退可进入海外异邦的反叛力量，具有非同一般的能耐，自然会让张居正刮目相看、高度警觉。
第五，粤东海盗问题的解决，关系张居正用人的公信力，及其对官场的驾驭能力。张居正沉深有城府，作为大明首辅，对朝廷的人事权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决定权。在地方大员关键位置的任用上，张居正往往看准了就力排众议、大胆使用。如先后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凌云翼、刘尧诲，都是深得张居正信任和看重的官员，其中殷正茂还是个既能办事又颇贪婪的争议人物。林凤、林道乾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两广局势能否稳定，粤、闽两省能否协力合剿，看似局部问题，但实际上关系着张居正在朝内的威望，关系着会不会授人以柄（特别是张居正万历五年父亲去世，在明神宗的支持下不回籍“丁忧守制”，“夺情”继续坚持主持朝政，面临着“言官士议”的很大压力）。
第六，张居正本人“能耐烦”的性格特点，考成法的实效追求，决定其对粤东海盗问题紧抓不放。张居正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任劳任怨，一向自认“能耐烦”。他对官员从上到下实行承诺兑现管理、严格考核结果的考成法，综核名实，整顿纲纪，提高行政效率，既抓方向、抓目标、抓策略，又重执行、重具体操作、重最终成效。这种秉政方略和性格习惯，使其对解决林凤、林道乾问题多年保持关注，并一再迫切想要得到最终处置结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