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第一节
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达了因人世险恶而隐居避世的向往。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引经据典，仿佛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如《求自试表》博引典实，反复设喻，层层推进，情词恳切，将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急于事功之情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艺术形式上，使用了大量骈俪句式，但能骈散相间，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因而工整而无萎弱之弊。
其《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
第二节
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今存诗23首，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七哀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诗写自己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闻，通过亲眼所见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悲惨场面，概括了战后生灵涂炭的惨象，揭示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写来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刘桢（？-217），字公干，今存诗20余首，分为赠答诗和游乐诗两类。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第二首写松树在风霜冰雪摧残下仍然“端正”挺拔的英姿本性，最为豪迈俊逸。
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
除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亦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大多情怀慷慨,文质彬彬,气势飞动流宕。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相传为蔡琰所作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悲愤诗》比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是建安文人诗中唯一的长篇叙事体抒情诗。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自己遭祸被虏的缘由和被掳入关途中的痛苦；第二段叙述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母子生离死别时的惨痛；最后一段记叙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散文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这是建兴五年（227）他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一道奏章，情词恳切地表白了自己为蜀汉竭忠尽智的决心和匡复天下的志向。文章所表现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献身精神，赢得了后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崇敬和仰慕。文章思深旨远，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井然。通篇情真意挚，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有强烈的感染力。全篇以散句为主，间用骈句，既整齐而又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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