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美好记忆书店林立于闹市区的时代渐行渐远了，现在繁华的金街连一家书店也没有，令我们这些读书人颇感郁闷。想当年，和平路从南市口到滨江道，新旧书店有七八家，而且分类齐全，举凡文艺、科技、古籍、少儿、外文、美术应有尽有。更早些时，劝业场与天祥商场没有合并，在天祥二楼遍布书肆，在这里几乎没有找不到的图书。 我小时候，父亲在多伦道开了家服装店，因为与天津军管会（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比邻，父亲曾为刚接管天津的市领导们缝制衣服，这样就得以结识负责接管文化工作的作家阿英（钱杏邨）。阿英因随部队迁移，大部分书籍资料都在沿途丢失了，问我父亲可否为其介绍一些书店。父亲多次陪阿英去天祥二楼逛书店，阿英非常高兴，有一间旧书铺专售新文艺书刊，正是阿英需要的资料。他去了几次，几乎将小书铺的图书买光，使老板大为吃惊。后来阿英调到北京工作，还经常来天津天祥旧书铺选书。父亲每与我谈及此事，总是说：“阿英买书也是大手笔。” 离我家最近的是百货大楼对面的新华书店。这里是天津新华书店的总店，其后门在佳木斯道上，经常有运送图书的卡车在装卸。小时候，觉得那书店台阶非常高，大门也气派，进得大厅，在一、二层楼之间的墙上，是马、恩、列、斯四幅巨大的伟人油画像，庄重典雅。店堂高大宽敞，当时还不兴开架售书，需要在玻璃柜台前选书，然后请服务员找出来翻看。书店内异常安静，服务员也多是用手势、微笑等表情，与其他商店的熙熙攘攘截然不同，这也许就是文化氛围。 我还与滨江道上的外文书店有些来往。那时的外文书店有近期外文原版书和外文报刊，苏联的书刊尤其多，每天的《真理报》隔一周就在天津发售。我的同学蒋大为（男高音歌唱家）的叔父当年卧病在床，每每为报纸副刊翻译一些外国幽默小品。我和大为经常去外文书店，帮他叔叔买当月的《鳄鱼》杂志，供他选译，然后我们就等着在报纸上找蒋鸿堤的翻译小品来看，颇有成就感。我中学时学俄语，老师让读些课外读物，我每月在外文书店买《俄语月刊》，有时也买一张《共青团真理报》。 滨江道和新华路口有一家美术书店，我们小学同学攒下些零用钱，就去那里买几本小人书。春节前，这里专卖年画，人头攒动，十分热闹。记得一次我在美术书店买了幅黑白绣像的苏联名画《列宁在拉兹雪夫湖畔》，镶了镜框挂在父母卧室内，代替了花花绿绿的年画，受到父母的表扬，于是他们把每年春节布置房间的任务交给了我。 大胡同口上的新华书店是个老店，民国初年就是一个大书局，其店堂与和平路总店相仿。这里沿袭旧制，当年还售一些小书局印制的戏曲唱本、大戏考之类，还有张恨水、周瘦鸥等的言情小说，这也与大胡同、老城厢的市民生活相匹配。 除了和平路、滨江道这些繁华闹市外，各区均有书店，见于小白楼、佟楼、卫津路、南市、郭庄子、中山路等处，这些书店我都曾光顾过。 随着电子书的盛行，纸质图书失去了半壁江山，甚至有人担忧其前途不保。我颇不以为然，图书之存在，使几千年文化得以流传，功不可没。电子书自有其先进性，但并非能代替图书。我出国也很留意书店。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小书摊鳞次栉比，多于百货杂物摊。在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书市，世界各国图书琳琅满目，充满书香，胜过汽车展。在纽约、旧金山，走在闹市区总能碰到小书店，里面人来人往。发达国家没有放弃图书，我们的书店是否关闭得太早了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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