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路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弧形，由东向忽而转为正南向,虽然明朱文正曾将城墙内缩30步，加上历代变迁，此处不完全等同于汉唐故基，但是若船山路由此东向延伸正好可遥接孺子亭公园的边缘，或许汉时城制大抵如此，而转向痕迹是由于唐初拓城西南隅四分之一留下的痕迹。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此城的设计便利用了抚河和东湖两道天险。而南面的人工湖泊南塘（即今孺子公园）一则调节水患，二则以作护城濠，可兼防御之功（如雷次宗言：“防其昏垫”。即防夜袭翻城）。此城选址深合军事，而相比之下，隍城寺的“灌城”则不易于拒敌，反易被敌军围困。
六、相关几个地方定位
若此灌婴故城确定后，相关的几个地方便容易确定具体地点了。
（一）“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由雷次宗《豫章记》称蔡兴宗于“大塘之上更筑小塘”、郦道元《水经注》“太守蔡君西起堤，开塘为水门”可知，离章江近连接堤防水门的为小塘，离章江远且接东湖者为大塘。结合《会城图》来看，则今天的孺子亭公园应为大塘，即张躬所筑，珠宝街淤塞的湖体为小塘，蔡廓所筑。而蔡君堤当在今船山路古城墙沿线附近，此处地基略高，当有人工堤防痕迹。而筑堤泥土或许正是从塘中取来，筑堤挖湖一举两得。此处亦有如淘沙塘、塘塍上等旧地名，则附近当有古水体存在，或与古时蔡廓挖湖筑堤有关，而唐初则沿蔡廓堤防扩建城池，南塘即包入城内，大塘演变为今天的孺子湖，小塘淤塞成街区，水门则演变为后世的水关桥。
（二）张善安军南塘
《旧唐书·张善安传》：“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年十七便为盗，转掠淮南……袭破庐江郡，因渡江，附林土弘于豫章，土弘不之信，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遂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由上可知，张善安屯兵在今孺子亭公园附近区域，距城不远。由此北向袭城。又由虞世南“豫章城西南有舟句舟鹿 洲”知，豫章城当在舟句 舟鹿洲（即蓼子洲）的东北，则唐初南昌城依然是汉城规模未变也。
（三）徐孺子墓、徐孺子宅
据《豫章记》载：“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19），前所定灌城旧址，其大小与明《南昌府图志》载：“本府旧城，汉灌婴所筑，周十里八十四步”大致相合，则徐孺子墓当在古灌城南缘的十四里外，若从孺子亭公园处算起，到二十七中徐孺子墓称“郡南十四里”大致相合。
后代的文献记载中徐孺子墓的方位也是一致的。如《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门外南昌尉廨之侧，而《豫章续志》云：南门，即望仙门，古有望仙乡，故以名。《南昌府图志》：望仙，俗称抚州……国朝，其抚州门改曰进贤（20）。可见南门、望仙门、抚州门即清末进贤门，则徐孺子墓在进贤门外，与今遗址二十七中附近相合。
徐孺子宅《水经注》称在南塘东，南唐徐廙续《豫章志》称在南塘东百步，则应在今孺子亭公园东百步范围之内，而此为陈蕃后迁之宅，最原始的孺子宅依南唐徐廙续《豫章志》及《洞仙传》则在洪州东北三里，梅福宅之东。杨守敬考：《寰宇记》：“梅福宅在洪州东北三里，西接开元观东西池，书堂遗址犹存，在今南昌县东北（21）”。此处宜为《水经注》中梅福故廨，《南昌古图经》中引杨杰诗：“故丰门近子真家（22）”，则此梅福故廨当在唐洪州东北三里，宋故丰门附近，清南昌县东北，龙沙以内，孺子故居亦在此宅之东不远，则当在今天的城北区域，而绝不及于北沥徐家，徐家坊悬榻里亦伪。
（四）孙奋城
孙奋城在正史中少见记载，然而细察还是能找到一点踪迹的。
《晋书·何无忌传》记载何无忌在豫章和农民起义军大战阵亡事：“卢循遣别帅徐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无忌将率众距之。长史邓潜之谏曰：‘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回山压卵，未足为譬，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闻其舟舰大盛，势居上流，蜂虿之毒，邾鲁成鉴，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后击之。若弃万全之长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从，遂以舟师距之，既及，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侧，俄而西风暴急，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无忌……遂握节死之（23）”。邓潜之计决破南塘者，将水灌入孺子路南湖一带低洼地带，使敌失可据之地，不便攻城也。守二城者，为抚河岸之豫章郡城及孙奋城也。二城互为犄角，相互策应，正为守城良策。与《水经注》印证可知郦道元所言不虚。
它的具体方位，据宋高宗建炎以前的《豫章志》记载，“孙奋城，在城东北三里（24）”。结合《水经注》记载，当在赣江东北、龙沙以内、王步之侧，再证之以杨守敬《水经注疏》称：“王步，在今新建县北（25）”（清新建县署在旧府城内，即今市区），则孙奋城当在今城北的江西省军区附近。
（五）孙奋离宫
《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孙奋字子扬，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为齐王，居武昌，权薨，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奋得笺惧，遂移南昌，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26）”，《水经注》中孙奋离宫，当是此时所营建。
按《水经注》“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曰齐王城，筑道相通，盖其离宫也。”而《寰宇记》称“齐城在洪州东，陆路二十里（27）”。洪州为唐制，必为今城区无疑，其东二十里唯有一城，以其方位、距离正是今天的湖坊古城址，这座古城实际就是孙奋的离宫，即齐王城，所谓隍城桥、隍城寺、黄城桥实际上是南昌方言“王城桥”、“王城寺”。离此不远的南昌钢铁厂，叫做齐城岗，此处只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如石锛、石斧、石箭簇等，却并没有古城遗址，古代人类为避洪水常在地势高阜之处形成原始聚落，如中华文明中宛丘、顿丘、巴丘等（说见陈桥驿《郦学札记》）（28），齐城岗道理正同，其得名正是因为地近齐王城，而南钢地势略高，故称齐城岗。
七、 我之结论
由上论述可知，灌城原本就在现在的老城区内，而今天所谓湖坊灌城城址，却是三国时孙权第五个儿子孙奋修建的离宫。
八、灌城在今城区的若干证据
（一）文献证据
除上述所述及的南塘、蓼洲、龙沙等证据以外，从南昌地方志书中细查便不难发现若干很明显的证据、如：
（1）地方志中汉唐水体的一致性。查阅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前所著的《豫章志》记载治理东湖水患的资料有：“张躬开南塘水门；宋景平元年蔡兴宗筑小塘；唐贞元二年都督张廷跬奏改放生池；贞元五年观察使李巽以土囊回护；九年观察使齐映复加修筑；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复建南塘斗门，绕湖筑堤，高五尺，长十二里。（29）”而唐韦丹必在今天的城区，其“复修南塘斗门”可见汉郡唐城本自一体。东湖水体汉唐以来一直在修浚。若汉唐城址不在一起，便绝不可能汉唐资料混为一谈。这是汉城址在清末城址内的证据之一。
（2）昌门。成书于宋元间的《豫章续志》：“又章江门古曰昌门，孙策遣虞翻与华歆交语即此地也。《旧图经》云：滕王阁在西，古昌门北、下临章江（30）。”前人明指后世的章江门为古昌门，若汉时灌婴城在湖坊，其六门之一的昌门如何能跑到遥远的章江边与滕王阁相邻？这实际上是汉唐同城的铁证。虞翻华歆交语处即在今中山路口古章江门附近。
（3）吴张俊双阙。顾野王《舆地志》：五凤二年，吴豫章太守张俊“建郡城东南双阙”（即修建城门楼），而涂廙《古今志》：“今之子城门阙，是观察使李巽所建，第二重城是乾道中江西贼徐唐莒寨基，外罗城，是钟令公景福二年所筑，郡墙东南有双门，吴五凤二年，太守淮阳张俊子彦所造，二阙相去十二丈。《图经》云，豫章城久荒废，自唐初修筑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之州治也。凡八门，其额皆会稽公徐浩书（31）。”
李巽子城遗址清末尚存，在今子固路一带，而张俊双阙在离子城不远的“郡墙东南”，也即抚河边的城址内，若灌城在湖坊，则吴张俊造的双阙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湖坊跑到抚河边的唐宋城址内。可见灌城故址即在抚河沿岸今城区。
从上文可知徐浩所题八门尚是晋时范宁旧制，迄唐尚末变也。
《南昌古图经》记载：“府城东北角久坏，其东门楼久亦颓毁，又改造东门敌楼，正元十四年，观察使李巽辟而新之，号避暑楼，遇夏宴休于此”。（32）此楼实为吴张俊东南双阙中的东阙，所谓避暑楼者，以地近东湖，故可避暑，此阙吴时即有，故唐时修复称“新之”。
（4）韦丹筑城之证：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洪州刺史韦丹“更筑城东北隅，比汉城倍之，置敌楼于上，东门楼久颓，改建（33）。”
韦丹将城向东北扩筑，故比汉灌城老城区大一倍，是将新城与原地的旧城比，若是与湖坊比，将不在同一地方的城区比较显得极不自然，实则是将扩筑后的城池与老城区比较大了一倍，故称，“比汉城倍之”，这从侧面印证了汉城在唐城内。
（5）蔡敬襄、陈三立等历代学者多持旧城即灌城说
近代新建著名藏书家蔡敬襄是南昌城砖收藏研究的专家，王咨臣先生文《记蔡敬襄及其事业》引其“编辑江西省城砖图谱”感赋十绝自注，称：“城为汉颖阴侯灌婴建，历代修筑，至民国十八年悉毁之（34）。”并且修水著名学者陈三立以八十高龄为蔡敬襄《江西南昌城砖图志》作序称：“南昌于汉为豫章郡，其后或名洪州，或名钟陵，然常为省会。城始建自灌婴，当汉高祖六年，今存砖四，列之卷首也。……呜呼，自始建城以迄于兹，盖二干百有余年矣（35）。”则蔡敬襄、陈三立亦持灌城在老城区说。
二其实，历来的文献都称“郡城”为灌婴所筑，这个“郡城”即是抚河边的城址。如刘宋雷次宗《豫章记》：“郡城灌婴所筑。”隋前佚名《豫章记》：“郡灌婴所筑，有六门……”明王庄《南昌府图志》：“本府旧城，汉灌婴所筑，晋太康中太守范宁辟二门，……唐初修筑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韦丹修筑东北隅……辟门十六，宋兴城制如旧，国朝（明）以城址逼江，乃相地利，改筑坚固崇广如式（36）”。是王庄明承唐、宋、明城由汉晋城演化而来，直到前述民国陈三立、蔡敬襄，历来文史资料都明确指出灌婴城本来即在今抚河沿岸的老城区，称湖坊城址为灌城仅为部分学者观点。
（二）实物证据
（1） 墓葬。延袭两千年的城区内是不会有墓葬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老福山、丁公路、永和门外发掘有西汉墓葬，在墩子塘、都司前、京山、七里街、新溪桥、绳金塔、徐家坊、青云谱等地距地表五六米以下发掘有东汉、三国和西晋时的墓葬（37）。以上墓葬，俱在汉晋故城以外。尤需特别注意者，都司前在汉晋城外，故有三国墓；佑民寺在汉城外，故有汉墓；苏圃路在汉晋城外，故有三国墓；阳明路、叠山路之间的洪都影院，地在郡城和孙奋城之间的空地上，故有吴高荣墓。以上几处墓葬正在清末城址内，使人误以为抚河边的城区汉晋为葬区。然仔细分析，则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都在灌城以外，而前指区域之内，迄今未发现墓葬，以其两千余年以来，俱为城区，此又一明证也。
（2） 城砖。若唐初才由湖坊迁到今城区，则有汉晋城砖的可能性不大，而据文献记载，此城却有大量的唐以前汉晋古砖。
当1928年拆城时，蔡敬襄历四寒暑收集南昌城砖，自称：“余采集历代城砖，汉晋有文字者意味朴厚，质坚而细，花纹亦佳。隋唐以后，书法俗靡，古意渐亡，每见人家有汉晋砖琢为研……（38）”。蔡敬襄为了访求文献资料，无间寒暑，不避风雨，沿城寻视，于泥土乱石中，往往发见有朝代年号及江西各府县名称的城砖，苦心采集，自汉至清，凡得三百余种，“自灌婴建城始，至清宣统元年修城终”。陈三立更明言其中有汉高六年砖四块（见前文），蔡敬襄将古砖传拓，编为《南昌城砖图志》。因当时只拓了几份，流传不广，今且不易得见，恐已散佚殆尽，另有海外孤本在英国伦敦图书馆也不能找到，但他收藏的城砖据王咨臣先生称最后却归属江西省博物馆（39），若能找到，又是一个铁证了。
然省博物馆彭适凡先生以为古砖乃墓砖而非城砖，若果如此，以此砖为证，其证据力即削弱矣。古砖真伪如何，未见实物，不好判定，只好存疑。然似犹可证明此区域汉高六年即有居民活动。
（三）水患证据
从雷次宗的《豫章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南昌城多水患，若南昌城多水患，何以灌婴将城址选在此处？灌婴岂庸将耶？虽然史载“绛灌无文”，灌婴不善于治理国家，也不管真正筑城的是灌婴还是堂邑侯陈婴，行军打仗的将军，筑城选址自极精通，不宜如此糊涂，何以将城址选在低洼处，给后世的南昌贻害无穷？
我以为，灌婴筑城时，南昌城并无严重水灾，晋宋水患是鄱阳湖水系水文变化的结果。
古代的鄱阳湖只有今天一半大，大概在今天的星子县和都昌县之间，在今天的新建、鄱阳、余干之间原来尚有大片的陆地，分布了许多古代著名的城邑，后来鄱湖泛滥，有些城邑都沉入湖底。如永修附近三国名将太史慈镇守的海昏已陆沉鄱阳湖底，九江王英布丧命的枭阳县也在今天的鄱阳湖底，在枯水季节，鄱阳湖的沙洲上尚可见到古代城址，这是鄱阳湖泛滥的明证。
而细查《水经注》中，南昌县筑城在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张躬筑南塘在汉和帝永元（89）间。即当筑城290余年后，此时的南昌已是：“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居民多被水害”。鄡阳废县在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而宋景平元年蔡廓筑豫章南塘侧水塘为423年，即鄡阳废县2年后，南昌正大兴水利工程。鄡阳、南昌同为最早的豫章郡十八县之一。当立县620余年后，南昌水患渐重，而鄡阳已陆沉矣，可见鄱阳湖泛滥导致鄡阳废县，亦导致了南昌城内的水灾，南昌盛传的许逊治水传说即发生在后汉张躬和刘宋蔡廓之间，正是水患频仍之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那么，在豫章建郡以后数百年间，水患泛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地沉了（如东晋元帝太兴元年二月豫章地震）？然地沉河床亦必下沉。另一种可能即是泥沙淤积导致河床的抬高。《中国的地形》称鄱阳湖泛滥的根本原因是鄱阳湖口淤积成陆，湖口排水受阻，鄱阳湖水系带来的泥沙导致河床的抬高。而鄱阳湖的泥沙却与长江无关，因湖口长江鄱湖接口处有一条天然的水文线，郭沫若诗所谓：“水文黄赤界（41）”，明陈纲诗“两仪清浊分”也（42），长江泥沙并未进入鄱湖，鄱湖泥沙俱为境内各水系冲刷带来。
江西自汉初开发建郡后，人口增加，农业发展，植被破坏是很自然的事，而红壤缺乏粘性，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导致土地的荒漠，时至今日，赣江上游的瑞金等县就成了有名的红色荒漠，可以作为例证。水土流失，更导致赣江等水系中的沙洲不断发育，鄱阳湖区鸟足状三角洲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发育，而鄱阳湖边湖口等县有许多高达100多米的沙山，可见正是水土流失导致河床抬高，引发了鄱阳湖泛滥。尤其是晋时中原大乱，晋室南迁，人口激增，必然导致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更增加了南昌水患的压力，以致刘宋蔡廓时不得不挖塘筑堤兴建水利工程以防水患了。
细察《水经注》龙沙古冢刻砖：“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今此冢垂没于水”可知豫章建郡到700余年后郦道元时（466或472——527），龙沙处赣江已向陆地至少内侵了七里半，这是南昌城水文缓慢变化弥足珍贵的史料。而据航拍的地质照片研究，赣江河道确是不断向东侵，这正印证了郦道元记载的科学性。
从《水经注》中记载的汉和帝永元中，到宋少帝景平元年开始，南昌城水患史不绝书，在《南昌市政府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兹不惮烦琐，将各条检出如下：
1、唐贞元六年（785），洪州山水暴涨，漫城廓，坏庐舍。
2、宋淳化元年（990）六月，洪州大水，坏州城三十堵，冲毁庐舍二千余户。
3、咸平元年（998）六月，大雨破洪州城，漂没二千余家。
4、（附水利资料）宋仁宗景祐中，知州赵概以州城“西薄章江岁虑泛滥”，“概作石堤二百丈以障其冲，水不为患”。
5、宋仁宗嘉祐中（1056－1063）知州程师孟，以州濒江，岁积薪捍堤，师孟垒石易薪，浚城内豫章沟，揭北门闸以节水升降，水患遂息。
6、宋绍熙四年（1197）八月七日，隆兴府大水，冲毁民房1270余家。
7、元至元（1290）二十七年七月，龙兴路大水，城几没。
8、元至正十四年（1354），连年水、旱。
9、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大水浸城门五日，冲毁民房，漂走人
畜甚多。
10、明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至三月，恒雨，四月，大水。
11、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大水，次年，四至六月大水，冲决民田庐舍。
12、明嘉靖四十六年（1567），大水冲没用公堤（即富大有堤）。
13、明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湖江海相接，圩浮若城，闻沉若窦，势且决闸，次年，大水。
14、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南昌府属大水，居民漂流，田禾尽没，大饥。
15、清康熙三十年（1691），大水，用公堤（富大有堤）塌。
16、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大水，居民水深八九尺。
17、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年大水灾，四至六月淫雨，鄱阳湖水逆流……，中旬，淹毙人畜无数，水面浮尸相接……，从来水灾无此惨烈，九月中旬水渐退。
18、道光二十九年（1849），平地水深尺余，五月淫雨，大水，居民水深八九尺。
19、同治九年夏（1870），大水决堤，秋，大水。
20、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大水，南昌城外数州居民避居城上。
21、宣统三年（1911）八月，大水漂坏庐舍无算，圩堤倒塌无算。
22、民国三年（1914）七月，抚赣诸河与鄱阳湖水同时泛滥，南昌等地圩堤溃决，田舍淹没，灾情之重为数十年罕有。
23、民国十三年（1924），南昌、新建等地遭受1876年以来最严重水患。
24、民国二十年（1931），发生61年来特大水灾。
25、民国二十七年（1938）6月15日，连日大雨，赣江水位上涨，本市大面积内涝，高桥、三眼井、系马桩、罗家塘、盐义仓、干家塘、马家井、干家前巷、皇殿侧、三道桥、澹台墓、佑民寺、环湖路、墩子塘、大成公园侧，西大街、章江路、筷子巷、塘塍上、万寿宫、牛行、上河街、东西带子巷、珠市街、三四交通路、金盘路等百余处皆成泽国，高桥水深四尺余。
26、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市郊洪水成灾。
解放后资料略。（43）
上述资料显示，南昌现在的城区，自古以来水患一直不断，后汉张躬时，水患常从南塘古水道（即今孺子路一带）侵入郡城，水患集中在东湖边低洼地带，蔡廓西起堤开水门后，此路水患即得到控制，水患不再从南塘随意侵入，而由于地势低洼，多雨时而形成内涝。
唐以后水患史不绝书，而洪水肆虐处除抚河沿线以外，多是城内低洼处，正当东湖南塘水体附近，前述资料中水患多发生在4、5、6、7、8等月份，也与《水经注》所云“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过”水患发生的时间一致，可说是千年未变也。只是到了近年修筑完善沿江路后情况才有好转，然珠市街、爱国电影院一带由于地势低洼，尚时时可见到“水漫金山”的奇观，尚依稀可辨《水经注》中水患痕迹，以其正当古南塘地也。
九、南昌城的演变
汉高六年（201），建南昌最早城区——灌城，吴孙奋在郡城北侧龙沙以内建孙奋城，并在郡东南二十余里修建离宫，直到唐初灌婴城才有了一些变化。
（1）旧志称：“贞观十一年，筑城西南隅四分之一（44）”。又《南昌府图志》，“唐初修筑西南隅（45）”，知唐城稍向南扩建。
（2）唐垂拱元年（685），“洪州都督李景嘉增筑（实即修缮加固）八门，仍八门，吏部待郎越州徐浩题额（46）”。《豫章续志》亦称“凡八门，其额皆会稽公徐浩书。（47）”此时城门仍晋范宁遗制也。
（3）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其东门楼久亦颓毁，又改造东门敌楼，正元十四年，观察李巽辟而新之，号避暑楼，遇夏宴休于此”（《豫章续志》），此东门楼实为吴张俊东南双阙之遗制，则东湖尚在城外，南昌城依然为汉晋规模未变也，而见《南昌市政府志》称：“此城楼当为南昌的南大门，即以后的顺化门。（48）”顺化门却在东湖外，此说显误。
（4）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洪州刺史韦丹“更筑城东北隅，比汉城倍之，置敌楼于上，东门楼久颓，改建。”“增广周二十一里余”。（49）则可能是将孙奋城纳入灌城合二为一，大小是汉城的两倍，东门楼尚在，应有功用，则城的东墙依然在汉晋故址，东湖尚未包入城内。
（5）《南昌府图志》：“元和中，太守韦丹筑城东北隅，增广周二十一里余，辟门十六。宋兴，城制如旧，其门之名曰遵道，俗称宫步，曰惠民，俗称寺步，曰广润，俗称桥步，曰德遂，俗称井步，曰章江，古称昌门，曰广恩，曰北郭，十门皆濑江，曰望云，俗称新城，曰坛头，曰延庆，俗称琉璃，曰望仙，俗称抚州，曰故丰，曰广丰，六门皆平陆（50）”。其中故丰门《豫章续志》引杨杰诗：“故丰门近子真家，”而《水经注》中梅福子真故廨在孙奋城和龙沙之间，则宋前孙奋城已融入新城之内。其称延庆门，则宋前东湖亦包入新城之内，而考唐末南平王钟传“初入洪州，命修城，军使散掘墓砖以称用。（51）”澹台墓传说亦缘此段史实，则钟传时东湖似尚未包入郡城，而南唐显德6年（959）李璟建南都于洪州，长春殿遗址在今皇殿侧，则此处理不应在城外，故李璟时将东湖包入城内以做皇家苑囿的可能性极大。
后世城址沿革，地方史有言，不多论。
十、神秘南昌县寻踪
从《水经注》体例：“旧县或湮或移，故常称为某故城”来看，既称“南昌县故城”，则汉南昌县旧县（灌城）有废置或移县两种可能，而史籍中今天的南昌市区（称豫章）史不绝书，如晋何无忌事，唐张善安事，汉南昌县沿用至今而并未弃置，则唯有一种移县的可能，即移到《水经注》中所称抚河、赣水、锦江交汇处去了。
此南昌县《水经注疏》中有相应解释，郦注“（盱水）西北流径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又有浊水入之。”会贞按：县详后，今盱江自广昌县东北，流经南丰县，南城县，又西北迳临川县、进贤县，至南昌县南入赣江（52）”；郦注“浊水又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下，守敬按：《汉志》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今锦江自万载县东北，经上高县、高安县至南昌县西南入赣江”。其锦江至南昌县西南入赣江与“浊水东至南昌县，东流入于赣水”不合，杨守敬、熊会贞皆误指为抚河边省府南昌县矣，盱水流经南昌县南，西注赣水后，“又有浊水注之”，以省府南昌县地望便不可解，杨、熊皆不知丰城境内南昌县。
查《晋书·地理志》豫章郡（汉置，统县十六，户三万五千）：“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修、建昌、吴平、豫章、彭泽、艾、康乐、丰城、新吴、宜丰、钟陵（53）”。可知南昌、豫章并列，分别为二县矣。郦道元《水经注·赣水注》中称：“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赣章郡治，……王莽更名曰宜善……建安中更名西安……晋又名为豫章。”这个晋朝的豫章应该就是《晋书·地理志》中的豫章县，晋的豫章县是由陈婴所筑汉南昌县改名而来。汉南昌县故址在今天的省城是无疑的，那么《晋书·地理志》中的豫章县就在省城区域。《晋书·地理志》中与豫章县并列的南昌县必在此城以外别有位置。又《南齐书·州郡志》豫章郡下辖：“南昌、新淦、艾、建成、建昌、望蔡、新吴、永修、吴平、康乐、豫章、丰城（54）。”可见南昌、豫章又分别为二县，移县并非空穴来风。
现在江西省会城区在晋唐文献中称豫章而不称南昌。
如《晋书·周访传》：“（杜弢）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蕤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55）”；《陈书周文育传》：“时新吴洞主余孝顷兴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56）”。和前述《旧唐书·张善安传》：“附林士弘于豫章……营于南塘上……士弘遂去豫章”，则知有南塘、石头（津）的今城区，其时史籍皆称豫章，不称南昌，这个豫章不管是指泛指豫章郡还是特指豫章县，总之绝不称南塘、石头附近城区为南昌，南昌县当别有位置，南昌县倒底何在？
《江西历史文物》中万良田《丰城县古蹠口城初探》称：“在丰城县赣河西靠东北境的江沿，有一座保留在地面的古城，城阙遗址依然在目，由于年代久远，地名早已淹佚，当地群众就以它城阙处有一大缺口为名，叫他缺口城”，“古城遗址位于现丰城曲江乡郭桥村偏东约二公里的江沿，距南昌省会约三十五公里，西南距县城约二十公里，界南、新两县县境，位于抚河云韶水、瑞河锦江水和赣水出丰城境的交蹠口，古城就凭这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形势，凭江临险，控南昌省会门户之咽口，扼楚粤水枢之要隘，屹立江滨（57）”。
此城当抚河、锦江、赣水交汇处，正与《水经注》南昌县地望同。
万文又称：“对于这座古城，群众中有种传说，说南昌城原来打算建在这里，后来见地势龙脉载不住，因此移到南昌。据文献史料考证，南昌城是汉高祖六年（201）大将军灌婴渡江后所筑，有关文献没有记载过建城前另筑过城，所以这种传说并不可信。”（58）作者由此推论此城是《陈书》中陈梁构兵南昌、丰城境内的周文育讨萧勃、余孝顷事，指为傅泰所据的蹠口城。然万文并无确证，亦仅凭史籍推定，故我以为万文并不可为定论。而此城为抚河、锦江、赣江交汇处，正是《水经注》南昌县地界，汉南昌县为最早豫章十八县之一，群众口传的建城说不可能出灌婴建南昌前，万氏思路已误，此城应出于灌婴筑城后，正是后代移县所致，群众所言不虚也。万氏以为文献无征，实未细读《水经注》也。
另在此遗址不远的丰城罗湖境内，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唐代陆羽《茶经》中所说的“洪州窑”遗址。此城赣水下游不远的龙雾洲渡口，又发现与罗湖窑并存的另一东晋——南朝时期主烧的中心窑场——“龙雾洲窑址”，洪州窑分布在此城周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此城极有可能即是《水经注》中古南昌县所在地。
那么，南昌移县在何时？由桑钦《水经》看，《水经》写作之时尚只有南昌县而无新县，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水经》“右汉桑钦撰，钦，成帝时人”。而清代不少学者如全祖望、戴震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部书不是西汉桑钦所作，是三国时人所写，则可以推论三国时尚未移县。孙奋徙豫章，尚称“遂移南昌”，孙奋城及离宫也正在省城区，显见南昌尚未移县，移县至少当在三国孙奋之后。
这个南昌县什么时候废置？可能此城唐初尚存，废置或出其后。
《旧唐书·林士弘、张善安传》“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剌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潜保于安成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来降，拜为南昌州剌史。戎于是招士弘藏之于宅，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其年，洪州总管张善安密知其事，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戎为善安所虏”。
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附林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遂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
由上可知张善安为洪州总管所据者豫章也，而王戎的“南昌”若与张善安所据豫章同为一城，则弹丸之地何以藏匿林士弘，并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张善安“发兵讨之”，南昌、豫章当为二地，否则便不好理解了。可见武德年间南昌尚与豫章并存，南昌的废弃当在武德年间以后。
然此城是否确是《水经注》中移县后的南昌县所在地，历朝演变如何？什么时候开始废弃？是何原因？这一系列的问题皆有待于专家学者去深入研究了。
十一、南昌地方史界湖坊灌城说辨误
主宰南昌地方史界数十年的湖坊灌城说其由来如何？讹误的原因是什么？
纵观南昌地方文献对灌城的描述，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以为清末老城区即源自于灌城。从最早的刘宋雷次宗《豫章记》，到唐宗明清地方志以及民国陈三立、蔡敬襄都持此说。但到清末民初，此派于灌城具体方位已不甚清楚，没有完整而准确的著述。
其二即以湖坊古城遗址为灌城。南昌地方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细察此派始作俑者，为清初学者徐世溥，如清同治《南昌县志》引《名胜志》，以为灌城故址“在今城东灌城乡，隍城桥西，即今隍城寺也”（59）。又引徐世溥《榆墩集》谓“东关外延裹数里，自菩提寺至窑湾，此灌将军故城也，相国张文端位，因而囿之，即址为堤，曰兴福庄”。
仔细分析会发现徐世溥划定的灌城故址，并非湖坊古城址，而在今老福山窑湾附近，与湖坊古城址是有一段距离的，湖坊灌城说虽来自于徐世溥，而具体方位又有所篡易。
徐世溥的观点从何而来？从徐文称“灌将军故城”可知可徐氏正是看了《水经注·赣水注》的，“灌将军故城”正脱胎于“南昌县故城”。徐世溥清初时人，能否真正了解郦学昌明后的郦学体例不得而知，然从其文章中可知徐氏是感觉到了“南昌县”和“南昌县故城”不同的，但并不真正懂得故城“或湮或移”的真义，并不知道抚河边的城区即是南昌县故城（汉灌婴城），又将赣水经过南昌县故城的西面（赣水又历南昌故城西）错误的理解为抚河边的城区是南昌县故城的西面，所以到抚河边城区的东面去寻找南昌县故城，这就是讹误之源。进而分析，可以知道，徐氏也没有真正注意到《水经注·赣水注》中南昌县的具体方位，而是将千余年前古文献中的南昌县等同于明清时的南昌县，故此造成了错误。
建国后地方史学者持湖坊灌城说者，多援引同治《南昌县志》，从学术源流来看，明显源自于徐氏，错误亦在于不明郦学体例，其与徐氏不同者，是徐氏所定上窑湾附近其实没有古城遗址，而在城东湖坊却真正有一座古城遗址（齐王城），故将清末城址东面的古城定为灌婴城。
这就是错误的根源，由此更衍生了唐初迁城说。唐初洪州在抚河边是确定无疑的，王勃曾到的滕王阁就矗立在赣江之滨，既然汉城在城东湖坊一带，而唐城却已在水滨，则必然曾经迁城。由此学者据地方志上一句不明来由的遗文“豫章县自灌城移置东湖太乙观西”（61）而造出了唐初迁城说。然亦有学者细读《水经注·赣水注》，发现其时谷鹿洲畔已有城区，故持抚河边城区始建于东晋之说，这便是诸家学说的来历。
十二、历代郦学家研究成果的对照
上文成后的两年，即2003年，喜获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校释的清郦学家汪士铎绘《水经注图》，乃得与我之研究结果对照异同。汪图的出版为国内郦学界的盛举，郦道元在北魏时为《水经》作注，并无图本流传下来，清朝始有学者读郦作图，然此多为专家之学，世间绝少流传，常人难得一见。
汪士铎（1803-1889），清江苏江宁（今属南京）人，字振庵，别字梅村，道光举人。精史志舆地之学，为《水经注》释文，于戴东原、赵清常两家外，搜补疏栉，释以今地，而尤于山川厄塞陂池水利为详尽。（62）汪图各家褒贬不一，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首例略云：“江宁汪士铎《水经注图》精思密致，经纬厘然，然亦颇有讹误，惜其不及参绘今地，未为尽善”。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认为汪氏此图“原为汉志而作，与郦注多不照。其改订错简，又任意移置，绘摹未精，讹误迭见。” （63）此书得失，前人多有成论，然不碍用来进行比较。
试读汪图《赣水注》，南昌、豫章城皆绘于赣水、南塘、大湖之间，南塘正接蓼子洲，则南塘定为今孺子亭公园的湖泊，大湖又接南塘，则当为今天的东湖，而绝不可能如某些南昌史志专家所推测为艾溪湖，艾溪湖距赣水极远，绝无水道接于蓼子洲处赣水。由上可知南昌即在今天的老城区内。汪图之南昌，实即汉灌婴城，汪氏在每幅《水经注图》上附班固《汉书·地理志》注文，与之古今对照。此图班志文为：“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文中南昌与图中南昌对应，《汉书·地理志》的南昌即汉高六年始筑的汉南昌城。此城在郦道元的《水经注》时代改称豫章城，故汪士铎将豫章城和南昌绘于一处，也在赣水、南塘、大湖之内，实为同城而异名也。
由汪图可知汪士铎以为汉南昌城的准确位置在今天的南昌老城区，汉晋同城而异名，也即是唐以后的南昌城址，此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
然汪图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比例失当这一清朝传统士子难以逾越的障碍外，《水经注·赣水注》中有明文记载的齐王城、孙奋城便不见丝毫踪影，这是汪图南昌县部分最大的漏洞。
当然，汪图在浊水处并无一座新迁的南昌城，这是与我的不同点。
为释齐王城之谜，我于2003年七月函告浙江大学历史系阙维民教授，向其索求民国郦学专学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图》以作比照。阙先生是当代郦学泰斗陈桥驿先生的高足，北大侯仁之先生的博士生，自己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由其在国内辗转数月始得一幅杨守敬《水经注·赣水注》。杨守敬毕生精研《水经注》，地理学造诣号为有清三绝学，史称其图绘制“严守《水经注》原文，以书考图，以图复书，疏图互证，是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64）。
由杨守敬《水经注图》可以看出，其所绘南昌亦在赣水、谷鹿洲（即蓼子洲）、大湖之内，与汪图相合，亦与我见相同，另杨图在大湖边标了一个徐稚宅，正是《水经注》中南塘东的位置。杨图比汪图多绘了一个齐王城，其方位却不准，并不在《水经注》中所言南昌的东南，而放在南昌的南方，此为杨氏绘图之误。而杨图亦未绘城北王步之侧的孙奋城，此城《水经注》有明文记载，而杨图遗漏，此为其失。
杨图在浊水处亦未绘新城，此与我见有异。
综上所述，南昌城发展沿革中的唐初迁城说是错误的，最早的汉灌婴城就在今天抚河边的老城区内，以后一直发展成现在的城区。而在南昌城的历史变迁中，还有一些疑问尚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 释
(1)(5)《南昌市政府志》1990，(1)页10，(5)页43
(2)《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页61
(3)《晋书》岳麓书社1997，页1319
(4)(6)(7)(8)《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4)页28，(6)页74，(7)(8)页23
(9)(28)陈桥驿《郦学札记》上海出版社(9)页107、页109、页144、(28)页287
(10)(12)(13)(14)(15)(17)(18)(21)(25)(27)(52)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卷39，赣水，页3228-3253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页300
(16)《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1992，页198，陈家桥巷
(19)(20)(22)(24)《江西古志考》南昌出版公司1989，(19)页28，(20)页71，(22)页70，(24)页62
(23)《晋书》岳麓书社 1997，页1475
(26)《三国志》岳麓书社 1990，页1084
(29)(30)(31)(32)(36)《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1989，(29)页58， (30)页70，(31)页72， (36)页74
(33)(43)《江西省南昌市政府志》1990，(33)页43，(43)见“大事记”
(34)(35)(38)(39)(51)《南昌文史资料》1984，第二辑“记蔡敬襄及其事业”
(37)《江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讲座会论文集》1986年8月，页31，《江西考古调查发掘大事记》(1956-1985)
(40)《中国的地形》广东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页373“鄱阳湖形成与赣江下游平原的淹没”。
(41)(42)《石钟山诗选》
20
(44)(46)(48)(49)(61)《南昌市政府志》页43，
(45)(47)(50)《江西古志考》南海出版公司(45)页74，(47)页72，(50)页74
(53)(55)《晋书》岳麓书社1997，(53)页244，(55)页1036
(54)《南齐书》岳麓书社 1998 页140
(56)《陈书》页76
(57)(58)《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二期《丰城县古蹠口城初探》
(59)(60)《鄱阳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页80
（62）（63）《水经注图》 山东画报出版社 页22
（64）《中国历史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