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政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6年在香港逝世。 林语堂从闽南小山村出来，在北京厦门教书，在上海开办杂志，在美国和欧洲做学问，著书立说。这些，都得益于图书馆。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又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泛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把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 林语堂年轻时就养成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不随波逐流，时而提出质疑。当他少年时求知于厦门宗教学校寻源学院时，对学校严格要求学生不准看报、不准看本国图书、不准看闲书的规定非常反感。这期间能使他稍有兴趣的，就是学校图书馆，虽然庋藏的几多是宗教书籍，但毕竟聚集了方方面面的宗教知识，常令他流连忘返。 1912年9月，十八岁的林语堂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十八来沪入约翰，心好英文弃经书”。圣约翰大学被视为一流高等学府，但学校贯彻的整体课目，仍是西方文化和宗教教育，以致林语堂到20岁，要戴学士帽时，虽英语运用自如，对西方文化了若指掌，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当陌生。 当时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规模不大，仅庋藏五千册图书，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英文宗教书籍，但对于初出茅庐的林语堂来说却是大开眼界了，他除了听课、完成作业，其余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在校的几年，他把所有的书都读了，并且也像培根所说的，有的书是浏览，有的书翻翻，但更多的却是细读精读，反复地读。若干年后，当林语堂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还能举出颇有印象的几部书：达尔文《进化论》、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宇宙之谜》《生物创造史》和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等书。 1916年，林语堂大学毕业。虽然他对大学正规课堂教学不满，认为学得知识不多，但大学图书馆却不错。1931年10月，当他应邀回母校讲《读书的艺术》，介绍自己20年读书治学经验，在说到图书馆功能时就说：“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元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法，随兴之所至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关于指导，自有现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 这大概是他在圣约翰大学时的认识。林语堂也曾说：“我仍觉圣约翰大学对我有特别影响，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国情。” 进大学不如到图书馆有收益 1919年，林语堂离开清华学校教员岗位，携妻廖翠凤漂洋过海，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哈佛大学对林语堂的吸引力并不仅是美丽的校舍和一流教授，更是那拥有几百万册图书的卫德诺图书馆。林语堂夫妇开始选择借住的波士顿赭水街51号，就在图书馆后墙。房东太太向他介绍：这家图书馆的藏书，如果一本一本的连接起来，可以有三英里长，令林语堂神往不已。后来他写叙事诗，还特别抒发情愫：“出洋哈佛攻文学，为说图书三里许。” 哈佛卫德诺图书馆也是开架阅览的，而且是当天读不完的书，可以带出馆外，第二天清晨归还。在此，林语堂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图书馆了。有时带回的书与廖翠凤同读，读到开心时放怀大笑，读到悲伤时相互对视，默默不语，读书成为他俩重要的生活和乐趣。林语堂发现，卫德诺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很多版本是国内图书馆看不到的，而又必须仔细阅读。由此，当同学们去看新电影，甚至请看精彩的足球赛，他都忍痛放弃了。 他只是在图书馆读书、选书，说：“这个世界，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还多次颇有体会的对朋友说：“我对过去在学校读书总感到不甚满意，但也弄不清所以然，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从不放弃利用图书馆 1922年，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家大学中国研究所图书馆所庋藏的汉文书籍特别丰富。林语堂因为学比较语言学，对东西文化作广阔的研究，补上了过去欠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日后他多次涉及中国训诂大师高邮王念孙父子和顾炎武等的考据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些典籍为他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后来他为长篇小说起名为《京华烟云》，其妥帖恰到，画龙点睛，也与此有关。 学无止境。林语堂读汉字书多了，有时竟还以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足，又多次向柏林大学图书馆邮借所需图书，如《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和《四库全书提要》等大部线装书，填补自己研究的空白。1934年，他在返国于长江航船上忆起此事时，感慨系之，于所作《四十叙事诗》里，就有“复知四库有提要，经解借自柏林都”等诗句。 林语堂从海外几个大学的图书馆读书生涯中，收益匪浅。以致后来他再三提倡：自由地读书。还把他在图书馆自由读书与课堂听课进行比较，以说明图书馆读书的优点：听课时许多东西都是自己知道的，有的又毫无用处，但你又不得不听；而读书可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己不喜欢的完全可以抛弃一边；听课即使有精彩之处也很快就过去了，你无法笔录下来，以便有空时细细品味；读书则不然，有妙处可以停下来，尽心尽意地咀嚼；听课是被迫的，老师常常是一脸肃然，而学生也要正襟危坐，痛苦多而快乐少。读书正相反，可寻找自己喜爱的作者，与自己相似的灵魂对话，何况姿势可以随意，愉快多矣。 因为年轻时得益于图书馆甚多，日后当女儿林太乙自中学毕业要进大学时，他说：进大学还不如进图书馆有收益。还说：人文学科不进大学，完全能自学成才，你不要上大学，先入社会做事，学做人的道理。女儿说：“爷爷拉下脸才供你上了大学，而现在有条件不费吹灰之力入学，怎么能不上大学?”林语堂说：手持一部字典走天下，什么知识都有了，任何学问都可以在图书馆自修。又说：耶鲁大学缺中文教员，我们可以去试试嘛。林太乙更惊诧：“大学生做不了，却去做大学生的教师?”林语堂说：学生的中文程度很低，要是国语发音准确，懂点汉语语法，懂拼音，就够了。林太乙十八岁果然当上了耶鲁大学中文教员，也因经常在图书馆自修，博览群书，知识面广，日后还当上了发行全球的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 用“林语珠”办理借书证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后在美国纽约寓居了30年(其中有段时间在欧洲和新加坡)，写出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等风行美国和世界的作品，虽然他拥有很多书，但仍不够，还得向所在地图书馆借书，可是他的大名连美国的图书馆员都知道，于是只得由女儿帮忙办了一张署名“林语珠”的借书证，这样可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但他的大名仍为美国人注意，20世纪六十年代初，年过66的林语堂，不得不应美国图书馆邀请，到华盛顿做《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演说，接着又赴中美洲六国作巡回演说。 林语堂善于利用图书馆，日后也为自己建造了取名“有不为斋”的私家图书馆。因为爱书藏书，也因为要在图书馆里读书选书，也逐渐注意图书的版本学和目录索引。 早在1916年后，林语堂在北京清华学校(1929年后改大学)教英文时，面对人文课程需要，常赴琉璃厂寻访古旧书籍，由此懂得些版本常识和目录索引的重要。自1917年5月后，陆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汉字索引制作说明》《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又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长篇论文《图书索引之——新法》。主要采取“首笔点划作上下形检字法。”为了使它能有推广，还请蔡元培和钱玄同分别作了序和跋，由此发展对目录学的兴趣。当在德国莱比锡读书时，凡有所读之书皆写提要，从而引起“以短短几行字介绍某一题目该读什么书”的设计，就此协助大学图书馆编了一册“好读物”索引，作为图书馆读者入门的钥匙。这份目录，备受欢迎，居然卖了一百万份。 林语堂开始对目录索引进行研究。1924年竟然创制了别树一帜的“汉字号码索引法”，提出“首末笔画在字之外围，不可跟字母笔顺入于中部”，并认定“凡一字必有四个号码以定其位置。”同年，又在《中国图书馆协会专刊》刊登创制的“国音新韵检字”。见于他对目录索引的创意和贡献，未满而立之年的林语堂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协会索引委员会会长。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移居上海，将所居住的书房，取名为“有不为斋”，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有洋装书和线装书。他的书很多是不按图书内容分类排列的。当时他的一位留美同学也有个自设图书室，所有的图书都是严格地按杜威分类表排列的，且每本书籍还贴上类目标签。林语堂有次向同学借一册《经济学史》，同学立即回答：“那书是580．73A”。就从书架上取下来了。这使他惊叹不已，说这真是美国人的效率。廖翠凤要他学习先进的管理图书经验。但他仍认为把图书分类是一种科学，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在他书房里，必须把诗歌放在科学著作上，侦探小说要与传记夹杂一起，等等。在“有不为斋”里，林语堂为《论语》、《人世间》等杂志主编，接待友朋，推出自己的著作。 1966年，林语堂返国。1976年在台北逝世。1985年，台北市将他家属所捐献的林语堂生前藏书、作品和部分手稿，设立于“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图书馆每周开放五天，不定期举办文学讲座、研讨会的客厅、书房里、墙上写有作者生前的格言：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挚爱故国不泥古，乐享生活不流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