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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与宋词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美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侮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美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侮，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美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美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侮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美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用，即一般文士亦会量力置妓，用以清歌妙舞、宴集欢娱。此所谓“红妆侑酒，侍奉有度”也。而这些歌妓的专业水平，也不是那些在“勾栏瓦舍”里进行大众表演者所能比拟的，可以说她们是专家级水平了。
即便是没有自家蓄养歌儿舞女，士大夫们的正常公务之中也是离不开美女的。按照律令官员们不可出入民间院，但好在宋政府给他们准备了官妓，也就是营妓。苏轼有一首《菩萨蛮》就写的是当时杭州习俗：新任郡守陈襄到任，营妓（官妓）出境而迎的情景，“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绿。皓齿发清歌，清辞入翠娥。”
被苏东坡称为“山抹微云君”的秦观，在他的《满庭芳》里写道：“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襟袖。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此词上半阕写景，下半阕抒情。其中的 “香囊”、“罗带”、“襟袖”、“襟袖”、“青楼薄幸”云云，皆是流连妓家风月之结果。
而歌女为了迎合士大夫这种需要，在学弄弦弹琴舞蹈歌唱之余，也将识字作诗作为必修的功课。
宋人传奇《谭意哥传》（秦醇著）里说到一个叫谭意哥的妓女会写诗作词，就把自己的这个特长写在了名刺（即名片）上，一天，在一个宴会上（宋朝惯例：凡官方宴会都会请官女作陪），一个叫蒋田的人“见其言（指名刺上会作诗），颇笑之。因令其对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后频添粉。’意乃执其公裳袂，对曰：‘木枣秋来也著绯。’公且惭且喜……”蒋田讥笑谭意哥虽然时时往脸上搽粉，可是却长得像个冬瓜一样难看。而意哥则挖苦蒋田的面貌像木枣一样难看，又借秋天枣子熟了变成红色来比喻蒋田穿着绯红服。（宋朝的四五品官员穿绯红官服）。
南宋台州营女严蕊，也是一个出口成章的妓女。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谢士卿，命她即席成词，并且规定以己姓为韵。酒方行，严蕊便吟出《鹊桥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举让那些士大夫极为钦佩。
宋代歌女不但能作词，也善唱词作词。《能改斋漫录》中说，杭州西湖有一小官，闲唱秦少游《满庭芳》，“偶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女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樵门，非斜阳也’。” 这个小官就故意为难她说：“‘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断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空望断，灯火已昏黄。’”
这个名叫琴操的歌女，不仅能当即指出他人唱词之误，亦能在极短时间将“门盆”韵的词改为“江阳”韵的词，没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少游的词受到歌女们的追捧，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词多是写给他的歌女情人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鹊桥仙》，词云：“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颜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说到文人与歌女的唱和，总不能避开柳三变。“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好一个“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以至于在那个时代，不被皇帝看好，也不被士子理解。“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死后搞得连敢给他写碑作传的人都没有。这一些，皆缘于柳三变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而把歌女追求爱情追求幸福作为自己歌咏的主题！
而如今，我们也在如当时的腐朽者一般，对当时的歌伎舞女抱着一种偏见，对那时的这一职业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
其时的歌女，绝非目下的“小姐”，她们的艺术水平以及敬业操守，不亚于现今的艺人歌手。柳三变那时的职业，相当于现在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他放到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要绝对红透两岸三地，成为专家级别的人物。可以说，柳三变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他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虽然，为了谋生，为了仕途，他四五十岁改名柳永，但至死没有发达。死的时候是青楼女子们集资而葬的，这让我想起了后代的另一个浪子唐寅，他在《落花诗册》写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有谁知。”这句“葬花词”似乎就是柳三变的写照。歌女们对他的爱慕，可从当时流传的一首顺口溜中得到证实：“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七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女合金葬之”的。此后，每逢清明京师各地千百名女，成群结队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这位词人，人谓“吊柳会”。在明代冯梦龙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这一情景的，题为《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后来有人在柳永墓前题诗，诗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该活动一直持续数百年，至今江南、港台及东南亚，仍有此俗。也只有在文风肆意的宋朝，才会有此情深不俗的风尘女子，即使如今的千年之后，亦让人唏嘘不已，泪沾衣襟。好一个“怜才不及众红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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