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瀛屐痕之十九
文/刘柠 作家，北京
乘地铁丸之内线在本乡三丁目站下车，从本乡通方向出站，往左一拐就是本乡三丁目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有家叫“兼康”(K aneyasu)的杂货铺，是一间四百年老店。初代店主兼康祐悦原是京都的口中医(即现代的牙医)，在德川家康入府江户时，移居江户，开了一爿诊所。元禄年间，兼康开发了一种名叫“乳香散”的牙粉，竟大卖特卖，遂将诊所扩建为一间化妆品店。
享保十五年(1730)年，江户城罹大火，损失惨重。复兴重建之际，出于防灾考量，町奉行(大冈越前守)规定，兼康一线以南，奖励灰泥造屋，禁用茅草葺顶，一律改瓦屋脊。于是，江户城栉比的房屋，清一色是瓦葺屋脊，一直绵延至本乡，过了兼康向北，才见茅草葺顶。今天，兼康店正面的门柱上，镶嵌着江户时代的著名川柳，大意是“江户也就到本乡兼康了”，道出了江户人心中的江户城的边界—— 最北到兼康为止，兼康的土藏是象征江户繁荣的地标。明治年间，住在驹込林町的法师高村光云(现代诗人高村光太郎之父)，管去神田、日本桥方面，叫做“去一趟江户”。
本乡——这个古风的地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室町时代，在武藏野的荒村汤岛乡一带，出现了一些聚落，始称“本乡”。德川家康入主江户以后，城市急速扩张，本乡、根津、汤岛、驹込等街区连城一片，明治十一年(1878)，设立本乡区，是东京市的十五个区之一。昭和二十二年(1947)，与临近的小石川区合并，改称文京区。顾名思义，“文之京”，是大东京的所谓“文教之府”。“文教”云云，主要是指周边的汤岛天神、神田明神、汤岛圣堂、东京大学等宗教文化设施和星罗棋布的古书店。
日本儒学的总本山，是JR御茶之水站旁边的汤岛圣堂。元禄三年(1690)，热心儒学的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将孔庙从上野迁到汤岛，并置于幕府直辖之下。建物于同年底落成时，纲吉挥毫题匾“大成殿”。原先祭在忍冈庙里的孔子像被请进新殿，在祭祀孔子及其门人的同时，也是儒学者为诸臣讲授经书的儒学最高养成机构—— 此乃汤岛圣堂的来历。
后幕府又在圣堂西侧新建了一处学问所，作为以将军直辖的武士和诸藩藩士为对象的儒学养成所。学问所建在一个坡上，称昌平坂学问所。“昌平”者，盖源自孔子出生地(鲁国陬邑昌平乡)的传说。明治改元后，昌平坂学问所改称大学，即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其旧址，大致位于今东京医齿科大学和顺天堂医院的所在地，距东大本乡校区只一箭之遥。木造的汤岛圣堂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昭和十年(1935)，模仿宽政期的样式重建，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钢混结构的圣堂。
作家木下顺二本乡生本乡长，除了少时曾随父回乡里熊本隐居十年外，一生中从未离开过本乡。但他对本乡的眷恋，有时竟连自己也说不清：“不仅是旅行的时候，在东京都内外出时，一回到本乡的地界，不知为什么，内心总有种踏实感”。如此踏实感(日文中写作“安堵感”)，其实对很多文人来说，是共通的。这种共通的东西，既与空间有关，但并不依赖于空间，说白了，就是一种文化的因缘，是某种历史文化要素，在特定场域中持续发酵，酿造而成的“气场”。用建筑学者阵内秀信的学术术语，叫做“空间人类学”，类似于美学中的“通感”。按说，东京的街道和古建筑，经历了关东大地震和东京大空袭的两次毁灭，又经过高度增长期时粗暴的开发，原装古董其实已有限。但是，“即使古建筑没有了，在那个场所、那个空间中，也还有古老的好的东西存在着，‘在历史中形成的独特氛围’还存在着。正是从这里，产生了‘空间人类学’的思考方法。”
本乡和小石川，正是这种“空间人类学”意义上的场所。更何况，历史遗迹并未完全湮灭于时间的废墟，仍被大量保存了下来，而且有些设施的物理形态还相当完好。因此，当你徜徉在本乡的街头，会遭遇种种刺激和撩拨，历史的、学问的和文艺的，薮下通、团子坂、根津神社、菊坂、弥生町、西片町，芭蕉、鸥外、漱石、八云、一叶、梦二、荷风、鲁迅、秋声……不知怎的，历史在这儿交汇或交错的密度特别高。有时，实在的人物和虚构的角色，甚至会混搭、穿越。 夏目漱石
明治三十六年(1903)至三十九年(1906)，夏目漱石在位于当时本乡区驹込千驮木町的友人斋藤阿具家赁屋而居，在那儿创作了传世名作《我是猫》。《猫》中的登场人物(水岛)寒月君的原形，是漱石的门生，物理学者、随笔家寺田寅彦。因了漱石的《猫》著，千驮木町(现在的向丘二丁目)的斋藤家被称为“猫宅”。而猫宅的前房客，是森鸥外。后此宅被移建至爱知县犬山市的野外博物馆明治村中，供人观瞻。
漱石写完《猫》著后，即搬到本乡西片町的一处下宿屋(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这套“不带浴室，租金二十七元，颇贵”的下宿屋，就是小说《三四郎》中，主人公为帮广田先生搬家而造访，不期与美祢子邂逅的“西片町的家”。漱石在这个家住了一年多，写了《虞美人草》等几篇小说，于翌年(1907)9月，复迁居至新宿区早稻田南町。不承想，东洋文豪前脚搬走，另一位文豪后脚就搬了进去。不过，这位文豪当时还只是一介文青，距离成名少说也还有十年的等待。
1906年3月，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挥别恩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从东北地方的仙台回到东京，在本乡一带辗转两处下宿屋(伏见馆和中越馆)之后，于1908年4月，与弟弟周作人和同乡许寿裳等四人一块搬进了“西片町的家”。房子好像是许寿裳找的，因五人合住，命名为“伍舍”。房租三十五元，每人负担七元。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是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迁去的，因为那天还下大雪，因此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是两席，另外还有厨房浴室和下房一间。
据此可知，从漱石搬走后，到周氏兄弟迁入前，有半年多的空巢期，房东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装修了房子，改造了浴室，所以房租也见涨了。周氏哥俩白天溜达着去位于小石川区新小町的《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晚上回来编《河南》、《新生》等文艺杂志，翻译东欧文学，不久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开始学希腊文，似乎也在这个时期。
在漱石的小说《三四郎》中，三四郎在东大赤门前的洋食堂“青木堂”，与广田先生偶然再会。其实，那儿压根是漱石自个钟情的店家，炼羊羹是最爱。而对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来说，虽然囊中羞涩，可到底是绍兴出身、嗜甜食如命的主儿，偶尔进去坐一会，叫一杯奶昔，是何等的享受！
我喜欢在天气晴好之日，从本乡三丁目，沿着本乡通由南向北“扫街”，扫过路旁二十来家旧书店和古董店，想进哪家进哪家，有一搭无一搭，漫无目标。但每次必入者只一家：东大正门斜对过，有一爿名为“三四郎”的咖啡，店匾想必是漱石的挥毫。店中冷清，最多时，也不多于两三位客人。从收音机中传来曼妙的音乐或谈话节目，但声音调得很低，老板娘永远在门口的座位上读报。除了墙上的大正期老海报，再没有多余的装饰。火车座，小方桌，连房间也是长方形车厢状，有种昭和前期怀旧的调子。我一般是把这家店当成中途歇脚的地方，找个最里面的靠墙座位，整理一路购买的新旧书和各种展览图录、门票，喝两杯以上的冰水，然后上一次洗手间。当然，咖啡是必点的：翻开只有两页纸的MENU，点一杯“漱石”热咖。
喝完咖啡，做完该做的事，便拿起账单向外走。因店中没人，实在太安静，唯恐吓着专心读报的老太太，每每在快到门口时轻咳一声。结账时，确认一下金额：500日元(含税)。好久没去“三四郎”了，消费税上调后，也不知“漱石”热咖的价格变了没有。爱读《每日新闻》的老板娘，别来无恙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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