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有法治思维吗？
本来，孔子和儒家是只注重以礼治国的，但是现在有些国学专家一味崇尚儒学，抬高孔子，居然说孔子也有法治思想，并且把孔子的一些言行加以法治思维的解读，总结出一套孔子的法治思想体系。我认为如此曲解纯属一种犬儒行为，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根本没有法治思维的基因。
我看了一些此类观点的文章，都没有把“刑”和“法”的区别搞清楚，把孔子说的“刑罚”说成是“法治”，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性错误。法律常识告诉我们，刑罚和法律是有本质区别的。
比如有人说孔子长期“职掌司法工作，担任过鲁国的史、司职吏、司空等职务,这些职务都具有法官性质，孔子还担任过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大司寇”，这就是天大的笑话。其实，周代的所谓“司寇”之类的官职，只是负责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务的。据《左传》和铜器铭文所记，春秋时，周王室和鲁、宋、晋、齐、郑、卫、虞等国都置有司寇之官，其职责是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等等。而《周礼·大司寇》则明确解释为“以五刑纠万民”。这种按照统治者的私家意志“诛戮大臣”和“刑纠万民”的“刑”治是氏族酋长、奴隶主和封建王侯都会干的事情，和“法”治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怎么能说成是“最高司法长官”呢？孔子所干的那种些活儿，包括诛杀少正卯，怎么能说是什么“司法工作”呢？而有的论者居然把孔子干的这些事情说成是他法治思想的实践基础，那更是牵强附会，荒谬之极。
再则，所谓法律，就必须是成文公布的律令，而孔子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持反对态度。晋国子产和赵鞅的“铸刑鼎”是中国法律史公认的重大事件，但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孔子当时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批评赵鞅等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这就表明孔子是认为，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礼制是只能由统治者私刑其民的，不能允许公开立法的，这样的思维能算法治思维吗？
有的文章把《论语》中一些话拿来作为孔子法治思想的证据，那也是牵强附会。
例如，孔子在回答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时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于是有人就认为孔子是主张礼治法辅的。其实，这就是把刑罚同法治等同起来，偷换概念，有意抬高孔子。
又如，有的文章认为《论语》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吾未见过而自讼者也”这两句话，是孔子结合一国最高司法长官的经历，谈论自己的办案体会。其实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根本不在乎诉讼程序和口供证据。孔子还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其本意也是认为诉讼都是“片言折狱”，根本不可行，他的“刑罚”概念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司法程序，和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论语》里记载的孔子谈论国家治理的一些话，都是表明他是只讲礼治、反对法治的。例如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显然，孔子是认为只要用教化去贪欲，就用不着采用刑罚手段对付偷盗。季康子对孔子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反问道：“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对此，孔子更是明确地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强调德政固然很仁义，但是片面绝对化地强调到完全否定法治甚至刑罚的作用的地步，这能说明孔子有什么法治思维吗？
《论语》里还有一段话，很直白地表明了孔子只讲礼德，反对法治的思想。“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不成的，唯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让老百姓知耻辱守规矩。“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他认为只要这样坚持一百年不变，就根本用不着刑罚了。在那样严酷的阶级对立社会里，这样的礼治思维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更能说明孔子根本没有法治思维的例证是，《论语》里说他居然选择犯罪嫌疑人做自己和哥哥的女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这说明孔子完全没有罪与非罪的法治观念。
总之，孔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治思维，一些人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办法给孔子和儒家增添法治思想的光环，企图让其行时，这绝对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