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文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单字符号糅合成一个构形单位，但仍保留各原单字读音和记录功能的文字书写形式，又称合书，主要存现于小篆之前的各种古文字系统。陈初生《谈谈合书、重文、专名符号问题》认为汉代除帛书上还使用合文外，其他石刻碑志上就见不到了（载《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汉代以后汉字合文真的消失了吗？事实并非如此。据我们调查，魏晋南北朝隶楷书碑刻仍有少量合文。如东魏《戎爱洛等造像记》：“上为皇帝（图一：1），下为亡父母。”此乃造像记惯用语，“”为“陛下”的合文。受“汉代合文绝迹论”的影响，碑刻隶楷书合文常被误释，或本来可识却照录原形，存疑待考，成为阅读和利用碑刻材料的障碍。因此准确识认碑刻合文不仅是文字释读问题，而且关系到文献的整理利用。现择取两则碑刻合文结合已有释读加以考辨，旨在深化对汉字合文存在规律和发展过程的理解，纠正以前的片面认识，并为碑文释读整理提供借鉴。
魏魏易覩，烂难名
语出北齐河清四年《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飞禽走兽，瞻疑似活，羌弗可得如言矣。魏魏易覩，（图一：2）烂难名。遂托铭神宫，冀贻万叶。”清洪頤煊《平津读碑记》卷三题跋直称“”字未详。其余诸家对该字符虽有释录，但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三引钱侗跋云：“容作。”《金石文字辨异·冬》认同钱说，并释“容烂”为仪容风采，直接引用他说，未分析确定字际关系的依据，缺乏说服力，释义也不切合文意。严可均《铁桥金石跋》不赞成钱氏之说，认为“”即“奻”，与“”同，今作“”。《说文·女部》：“，美也。”徐锴系传：“，美物也。”《广韵·翰韵》：“，又作。”虽“”的美物义基本适合碑文文意，但“”“奻”“”三者之间形义关系的分析较迂曲，不可直接系联。后世释读该形体时或继承前说，或存疑待考，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细审原拓，我们发现各家识断“”形时主要依据文本的文献特征和表达规律，忽略了碑石本身所携带的关键信息。碑拓“烂”字笔画细瘦，书风明显有别于他字。字的右上部刻一点画（图二：1），如改变拓片对比度降低碑面石花干扰，则笔迹更为清晰（图二：2）。此为碑刻特有的文字删除符号（关于碑文删除符号，详参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67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表示“烂”为误刻或不合文意之字，特加标记符号以示删除。故“烂难名”实为“难名”，但三字为句与原文不协，且文意难通，说明“”非为某个单音节字，而是“容容”的合文，与前句“魏魏”照应，文句对仗。就意思而言，“魏魏”通“巍巍”，表达佛塔高大雄伟，非常显眼，很容易让人看到；“容容”承接前文“斜尘烟际，四翥风生”等文句，描述高塔似在烟云中凌空飞扬的状貌，远观又似天云间一道动感的天际线，其神秘尊贵的胜景难以称说，与后文赞颂飞禽走兽活灵活现之“弗可得如言矣”句意吻合。双音词“容容”表飞扬貌传世文献亦见用例。《汉书·礼乐志》：“神之行，旌容容。”颜师古注：“容容，飞扬之貌。”由此，整篇碑文文气自然贯通，文意和谐顺畅。
最后再来探讨“容容”写作合文的具体缘由。该碑清乾嘉年间由黄易于山东博兴县搜得，拓片高45cm，宽60cm，左边竖刻三尊龛像，全文共200余字。整个石面安排紧凑，文字排列有序，除右边第二行首题结束处留有空格外，其他地方几无空处。所以在应被删除的“烂”字占位后，为了不破坏版面的严谨布局，书刻者就将“容容”二字挤压在一起，以合文形式呈现，从而保持石面工整美观。释录碑文时只有根据碑版实际，运用碑刻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对合文“”作出正确判断。
窆于司徒墓左、北芒南岗之所
《中原文物》2012.5刊出北魏源模墓志的拓片及录文，志文云：“以永安元年岁次戊申十一月甲寅朔八日辛酉，窆于司徒墓左、北芒南岗之所馆。客来士和，既伤修桂没夏，芳兰天春，埋壁幽壤，纳贾荒坟。”司徒指源模祖父惠公源怀。核验碑拓，“天”“壁”误释，实应为“夭”和“璧”。但纠正这两个误字后，“客来士和，既伤修桂没夏”等文句仍无法正常解读，故原释文还存有文字、句读方面的问题。洛阳北芒（邙）是历代墓葬之地，“南岗之所”即指此地，而“馆”指房舍、住所，两者指称对象不同，本不应组合表义。源模长兄源延伯墓志也已出土，志文记其与源模葬在同一处，称延伯“葬于皇祖惠公旧山之所”（宫大中《新发现的北魏源延伯墓志铭》，《中原文史》2011.2）。此可作为“所”字后应断句的旁证。但“馆”字不能独立成句，只能将其断入下句，这样又会造成“馆客来士”等文句不知所云。由此断定，《中原文物》“馆”字亦误释，到底为何字，需细究其原字形。
“馆”原拓作（图一：3，图二：3），细审之，左边构件并非“”，因不论构件还是整字，“”都无此异体，而“召”却常见。如东汉《谯敏碑》“炤”作（图一：4）；北魏《塔基石函铭刻》“召”作（图一：5），《元昭墓志》“诏”作（图一：6）等。可见“”左边的“”为“召”无疑。根据组成构件的拼合方式和构形特点判断，“”不是某个单字，而是“官、召”二字的合文，代表词语“官召”。则原文可重新校理为：……窆于司徒墓左、北邙南岗之所。官召客来，士和既伤。修桂没夏，芳兰夭春。埋璧幽壤，纳贾荒坟。志文后面部分四字为句，节奏和谐，文意顺畅。“官召”一语亦见于其他碑志文，如北魏《元诞墓志》：“帝冑之子，官召不须。名详海溢，声彻四宇。”
该志志石方形，文字雅穆秀逸，排列整齐而紧凑。碑刻文字一般先写后刻，合文“”的产生，应是书刻者一时疏忽而漏写“官”或“召”字，后虽被及时发现，但又没有多余石面补写，于是将二字合刻一处，占一个字的位置，这样既合理安排全部文字，又照顾到全文的行款格式。
众所周知，民间流传有一些合体字，如陕西关中biangbiang面（图一：7）、日进斗金（图一：8）等，此属文字游戏式的字形拼合。而碑刻隶楷书合文是碑刻文献特殊用字现象，其特殊性是由石刻载体、文献格式和文献文字生成方式、过程决定的。因此考究碑刻合文不仅具有文献学意义，而且为隶变后汉字合文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拓展了研究的内容。碑刻文献整理中存在未识、误释合文等情况，考释碑刻合文应以石刻拓本为依据，充分利用其中的符号标示、文字书写、行款布局等规律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文字构形特点和文意，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309208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