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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浙江产业集聚的因素分析
浙江产业集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逐渐形成。经过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进入稳定增长阶段。现阶段，浙江产业集群具有数量众多，以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为主、以“专业市场+工厂”为主要经营模式，以特色工业园区为新的地理组织形式等特点。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浙江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也有所变动。本文认为，影响产业集聚及其集聚程度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空间布局受要素禀赋的影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某一地区的要素禀赋决定该地区适合于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尤其是那些生产条件受自然资源约束的行业。浙江虽然没有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要素禀赋，但也有部分行业的集聚受自然资源的影响。以农副产品为依托的食品加工业的进一步集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该行业是制造业行业中空间集聚度提高较快的行业。事实上，这正是沿海有关地区凭借海洋资源丰富的区位优势，大力推动的结果。2003年，普陀区、定海区和北仑区食品加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比重为37.2%，比1998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提高幅度在各行业中居第3位。
2、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产品具有技术复杂、生命周期短、附加值高，研究开发费用大等特点，所以，高技术产业的区位一般趋向聚集于具有基础设施完善、智力资源密集、信息灵通、生活环境良好、交通通讯便利、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良好的环境可以吸引高级人才，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形成风险投资。科学基地效应促使高技术企业聚集在大学或科研基地附近，以便于获得知识资源，包括高技术成果，技术的咨询和指导等等。以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要集聚区域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业的集聚及其集聚程度变动状况也体现了上述特征。
3、出口状况变动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驱动下，制造业的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发展，新的技术、新的组织管理和新的贸易规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浙江纺织、服装、皮革和日用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领域中，具有成本优势，很多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能力，进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出现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群。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市场竞争力就成为相关产业集聚程度的重要影响指标。
从集聚程度看，制造业行业出口的空间集中度远远高于制造业行业本身。1998-2003年，27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销售基尼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604、0.601、0.600、0.587、0.570和0.558,分别高于制造业的0.494、0.507、0.513、0.509、0.505和0.511水平。2003年，出口销售基尼系数高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的有21个行业，占行业总数的77.8%。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制造业行业出口销售基尼系数的平均值呈稳步下降的态势，出口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程度的均匀化。出口的空间集中度更高，有利于推动产业集聚；而出口逐步被分割，也必然对产业集聚程度产生影响。
综合分析出口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1998-2003年出口销售基尼系数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出口销售基尼系数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的差距三个指标，本文把1998-2003年出口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见表3）：
——推动集聚型。包括出口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出口销售基尼系数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呈显著相关关系以及区位集聚程度明显提高的行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影响集聚型。包括出口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出口销售基尼系数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呈显著相关关系以及区位集聚程度明显降低的行业。这种类型的代表性行业有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中间型。指介于推动集聚型和影响集聚型之间的类型，包括出口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小，或出口销售基尼系数与全部产品销售基尼系数相关关系不明显以及影响区位集聚程度变动的因素不明的行业。
表3 出口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情况（单位：%） 出口销售 相关 出口 出口对产业集 基尼系数 系数 比重 聚程度的影响 食品加工业 0.670 0.878 30.1 +++ 食品制造业 0.488 -0.069 24.9 - 饮料制造业 0.599 0.162 9.5 0 纺织业 0.506 0.900 33.72 +++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0.413 0.906 64.1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619 0.965 61.6 +++ 木材加工竹、藤、棕、草制品业 0.639 0.302 16.8 + 家具制造业 0.685 0.420 52.7 ++ 造纸及纸制品业 0.648 0.656 6.0 0 印刷业 0.682 -0.256 9.3 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502 0.844 62.7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455 0.544 18.3 ++ 医药制造业 0.619 0.669 30.0 +++ 化学纤维制造业 0.756 -0.758 2.0 0 橡胶制品业 0.672 0.595 26.8 - 塑料制品业 0.510 -0.934 23.9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516 -0.373 4.8 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716 0.638 5.3 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607 0.853 5.4 0 金属制品业 0.351 -0.802 35.6 - 普通机械制造业 0.388 -0.298 31.0 + 专用设备制造业 0.522 0.559 20.0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527 -0.165 18.9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517 -0.333 25.5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470 -0.251 23.4 - 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567 -0.645 34.6 -- 其他制造业 0.411 0.965 - --
注：“+”表示出口推动集聚的程度；“0”表示出口对集聚影响较少；“-”表示出口影响集聚的程度。
4、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消长是引起产业集聚程度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有关专家学者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角度，一般比较注重出口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但由于出口所占份额仍然较小（浙江为25%左右），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国内市场竞争力的消长可能是影响产业集聚的更重要的原因。浙江有些行业出口所占的比重较低，但集聚程度较高或快速提高，如：饮料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有些行业出口状况变动对集聚产生负面影响，但集聚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如：食品制造业，塑料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些行业出口状况变动有利于形成集聚，但集聚程度仍然有明显的降低，如普通机械制造业，这些都说明了产业空间集聚与国内市场竞争力的高度关联性。
5、龙头制造商是推动产业集聚的积极力量。产业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因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之所以认作为“产业群”，是因为它有特定的产业内涵；之所以认作为“企业集群”，是因为它有企业集群的特征。从企业规模结构看，产业群更偏重于中小企业为主的集群。孤立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其能依附于大企业，为之配套。因此，龙头制造商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就成为产业形成集聚，并进一步提高集聚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一些大的龙头制造商本身就是一个集群。在浙江，通过龙头制造商的推动形成产业集群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上虞市从事灯管、灯具生产的企业已达30多家，其中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就有6家，但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由该市的龙头企业—浙江阳光集团工作过的员工创办。
6、一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制造业空间集中度较低。对于一些常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用品，技术含量较低，厂商就会根据市场需求而定位，市场也容易被分割，生产的空间集聚就比较困难，集聚程度就不会太高，而且容易进一步降低。浙江普通机械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地方化程度较低，并呈逐渐下降趋势，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7、产业空间集聚受多种因素影响。产业空间集中度受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影响。除要素禀赋以外，产业集聚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外部性、地方需求、产品差别程度、市场关联和交易成本等7个因素影响。在这7个因素的作用下，没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地区，也可能适合于某些产业，并形成集聚；即使初始禀赋条件相类似的地区，经济活动的分布也不均衡。北京大学朱华晟博士通过对浙江产业群的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的研究后认为，影响浙江产业群发展有三个重要因素：即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这三个要素具有内存在的联系，它们不仅都以地方社会文化结构为背景，更重要的是，三者通过不同的组合影响着产业群网络结构和发展路径。
三、浙江产业集聚的绩效评价
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产业集群在轻纺、电器、小五金、日用小商品等诸多行业都取得了竞争优势，浙江的很多产品已经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占据了重要的市场份额。但从浙江产业的区域分布状况来看，产业集聚有没有带来“效益集聚”呢？为了测度“效益集聚”程度，本文以利税总额作为衡量指标，计算了制造业行业区位效益基尼系数。并通过利税基尼系数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的比较，来评价产业集聚的绩效。
（一）浙江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已经有所显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以中小企业结网为特征的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与大企业鼎足并立，是因为产业集群具有“溢出效应”。产业集群并非简单的企业堆扎，而是由价值链上相关企业组织而成的有序系统。由于企业之间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关系，它们通过共享专用信息，在技术、市场营销、培训和设计等项目上进行合作，获得了外部经济，因而具有较强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相关指标分析表明，浙江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这一特征。
1、大多数行业的效益集中度高于生产集中度。2003年，浙江27个制造业行业中，利税基尼系数高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有21个行业，占行业总数的77.8%。其中，利税基尼系数比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高20%以上、高10-20%、高5-10%、高0-5%分别有5个、4个、5个、7个行业，分别占行业总数的18.5%、14.8%、18.5%和25.9%（见表4）。总体上看，多数行业的空间集聚具有一定的“集体效率”。此外，家具制造业的利税基尼系数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相同。
2、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生产集中度较高，“溢出程度”也较高的现象。虽然目前还没有产业集聚程度与“溢出程度”的“合理”的定量关系，但一般认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其“集体效率”也应该越明显。浙江行业集聚程度较高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利税基尼系数比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分别高23.0%、12.5%和9.8%，就体现了高集聚产生高“溢出”的特征。
3、部分行业的效益集中度随着生产集中度的提高而提高。通过对利税总额、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可以得知，1998-2003年，区位基尼系数提高幅度较大（10%以上）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7个行业中，除塑料制品业以外，其它6个行业的利税基尼系数随着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的提高而提高（相关系数在0.5以上）。不管这些行业目前集聚的“溢出程度”如何，它们的“集体效率”与空间集中度一起水涨船高，说明它们集聚的发展态势良好。
（二）浙江产业集聚的“溢出”存在逆向分布现象
尽管浙江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有所显现，但是，也不能否认，也有部分产业集聚的经济价值并不明显。甚至在整体上，浙江产业集聚的溢出效益也没有理由过分乐观。
1、部分行业，特别是部分主要行业的效益集中度低于生产集中度。2003年，浙江制造业行业中，利税基尼系数低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的有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5个行业，占行业总数的18.5%。如果以这个指标简单判断，这些行业的集聚未能形成“集体效率”，或者说，其“集体效率”较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纺织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浙江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代表性行业，其集聚程度较高，但利税基尼系数比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低3.5%和4.9%。
2、产业集聚“溢出”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剪刀差。虽然浙江产业集聚存在生产集中度较高，“溢出程度”也较高的现象，但整体上看，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溢出效应”越低，而产业集聚程度越低，其“溢出程度”越高。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在0.7以上、0.6-0.7之间、0.5-0.6之间、0.4-0.5之间和0.4以下的行业，利税基尼系数平均值比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分别高-1.0%、9.7%、3.4%、7.0%和13.0%。除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在0.6-0.7之间的3个行业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影响下，利税基尼系数平均值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之比出现波动以外，总体上集聚溢出随着集聚程度的降低而升高。
3、部分行业的效益集中度随着生产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一般而言，空间集中度提高，但利税基尼系数与产品销售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关关系呈负相关关系的行业，其效益集中度就呈下降态势。目前，属于这种类型的行业有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和塑料制品业。这3个行业的地方化程度呈升高态势，但利税基尼系数分别从1998年的0.713、0.639和0.408下降到2003年的0.587、0.566和0.386,分别降低了17.7%、11.4%和5.4%。
表4 产业集聚的绩效情况（单位：%） 利税基 利税基尼 利税基尼销 利税、销售 尼系数 系数-销售 系数数比售 基尼系数的 基尼系数 基尼系高% 相关系数 食品加工业 0.484 -0.024 -4.8 0.720 食品制造业 0.587 0.029 5.1 -0.943 饮料制造业 0.710 0.005 0.7 0.755 纺织业 0.566 -0.021 -3.5 -0.02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0.420 0.078 22.7 0.989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647 0.072 12.5 0.885 木材加工竹、藤、棕、草制品业 0.553 -0.043 -7.2 0.696 家具制造业 0.567 0.000 0.0 0.584 造纸及纸制品业 0.532 0.026 5.0 0.493 印刷业 0.597 0.073 13.8 0.84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564 0.028 5.3 0.80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419 0.038 10.0 0.684 医药制造业 0.590 0.053 9.8 0.681 化学纤维制造业 0.732 0.008 1.1 0.356 橡胶制品业 0.638 0.020 3.2 0.338 塑料制品业 0.372 -0.026 -6.5 -0.3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21 0.080 23.5 -0.70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761 0.142 23.0 0.70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504 0.003 0.5 0.729 金属制品业 0.382 0.043 12.6 0.940 普通机械制造业 0.365 0.062 20.4 0.85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422 0.076 22.1 0.48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540 0.025 4.9 0.25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487 0.032 7.0 0.52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668 -0.034 -4.9 0.452 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637 0.018 2.9 0.581 其他制造业 0.402 0.017 4.3 0.943
（三）影响浙江产业集聚绩效的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研究表明，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不仅加剧了地方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促进了相关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因此，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上。也就是说，区域产业空间集聚具有竞争优势。浙江相关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正是这种优势的体现。
首先，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产生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马歇尔（Marshall）把这种“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的经济称为“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这种“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二是可以获得中间产品，三是可以获得技术和信息。正如克鲁格曼等人认为，地方化的规模收益递增与空间距离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是对等级式产业空间发展的最好的解释。
其次，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相互靠近，可以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减少机会主义、非对称信息，有利于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便于控制产品质量、获得技术和市场信息等。同时，地方特色产业本身能形成区域在这一产业方面的声誉，吸引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第三，从创新学的角度看，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按照属性，知识可以分为编码化知识和隐含经验类知识。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编码化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速度加快，可获得性提高。然而，隐含经验类知识传递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兰沃尔（Lundvall）和白瑞斯（Barras）看来，大多数具有经济用途的知识都具有隐性的特征，然而这类知识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才能获得。这无疑加强了空间接近性重要意义。杰夫（Jaffe）以足够的证据表明，知识溢出最可能在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区域内发生，而不是跨越区域自由流动。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的产生和应用，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使新产业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浙江产业集群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为主，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一般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高，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上，知识竞争能力较弱，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集群的经济绩效。如，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下，浙江出口企业的效益下滑，呈现出口比重越高效益水平越低的态势。2004年1-10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出口比重在50%以下、50%-80%、80%以上的企业销售利润率分别为5.8%、5.3%、4.0%。同时，部分行业出口效益已明显低于内销。这对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集群绩效的影响十分明显，浙江纺织业集聚效应的不断降低，就是其中的典型。
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过渡竞争，也是影响产业集群绩效的重要原因。浙江产业集聚“溢出”存在的剪刀差现象，可能就是过渡竞争的后果。所谓过渡竞争，是指在垄断程度低的产业中，生产企业过多，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或陷于亏损状态，但生产要素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从该产业退出，使低的或负的利润率长期持续。这在企业集群的发展中十分容易出现，因为在企业集群中并联的元件众多并在某一空间区域高度集中，而且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处于高度专业化分工状态，其固定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一旦出现全行业衰退或企业亏损，经营者也很难使设备转用或转卖，所以企业主只能将经营艰难地维持下去，或偷工减料极力降低成本，使市场上产品质量不断退化。从我国台湾、意大利等地工业组织发展历史上看，这种情况在企业集群密集的地区屡见不鲜。在浙江当前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市场尚待健全，破产和兼并的法律和市场机制都不完善，企业退出具有很大的障碍，过渡竞争就更容易出现。
四、推动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的特色和优势，也是20多年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浙江产业集群发展大多只有10—30年的时间，正处于成长期。正如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Porter）认为，一个成功的产业簇群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优势，大多数成功的簇群至少会繁荣几十年，甚至连续几个世纪保持生机勃勃的竞争地位，然而，它们也会由于某些外界或内部力量而丧失竞争优势。因此，要保持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针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推动浙江产业集群健康、稳定发展。
1、浙江产业集群需要特别重视培育和创造生产要素。根据波特的研究，生产要素可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是指：现代化通讯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如工程师）以及大学和研究所等，它是相对于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等初级生产要素而言的。波特认为：“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所以，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提升浙江产业群的竞争力，头等重要的大事应该是在各个专业产业区根据职业的特点举办培训和教育，此外还要着力加强与大学、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联系。
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产业集群有两种差异明显的发展道路，即“高架道路（highroad）”（创新型集群）和“下层道路（lowroad）”（低成本型集群）。“高架道路”是指欧洲成功产业群的发展道路，即产业群具有创新、高质量、功能柔性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下层道路”则以低价格、廉价材料、大量劳动力柔性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为基础。浙江产业群大多数只是具有低价格优势，产品质量较低，无法进入高价值市场，也即具有明显的“下层道路”或“高架道路”与“下层道路”混合型的特征。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更低工资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世界市场朝着更较高质量、较快反映、较少批量的方向发展，对于浙江产业群的企业来说，也就是要以较低的价格生产出符合世界标准的产品。此外，由于贸易自由化，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刺激产品出口的政策。以上因素都会导致浙江集群企业的价格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因此，各级政府要通过对技术教育的支持、研究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资助龙头制造商的创新活动来提高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以推动产业集群从低成本型向创新型攀升。
3、要把浙江产业集群整合到全球商品链之中。格列夫（Gereffi）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产业群如果不整合到全球客户驱动的商品链中，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劳动密集性产业的空间转移，增加了生产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促进了国外客商与本地生产者的技术联系，有利于推动集群创新。全球商品链对于理解和预测浙江产业群的发展可能十分有用。在技术变化和产品创新日趋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浙江省中小企业能够参与生产者主导或订户主导的跨国生产和流通网络是基于“中小企业与大公司联系，构筑起能适应残酷竞争的网络组织”。目前，浙江产业群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优势及其与海外广泛的联系。浙江产业群的海外联系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富矿”，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要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浙江产业群与海外的联系。
4、推进柔性生产，抑制过渡竞争。大量研究表明，不同区域之间产业集群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浙江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差异并不表现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与低技术产业之间，而是表现在整个集群能否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能否不断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并在相关产业中引领世界潮流。浙江产业集群存在过渡竞争现象，就是对市场变动的承受能力不足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不强的表现。在增强生产的灵活性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方面，意大利产业区的经验值得借鉴。意大利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通常称为“第三意大利”）大量的中小企业以“柔性专业化”生产增强产业竞争优势，许多传统产业表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并且在增加地区人口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皮埃尔(Piore)和赛博(Sabel)认为，西方新产业区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自60年代开始由“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时代进入“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时代的产物。柔性专业化是持续创新的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前提条件是运用柔性设备（即多功能设备）、吸收熟练工人，并通过政策创建产业共同体，以及在这个共同体中推动各种有利于创新的竞争。
5、推进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制度建设。地方制度是指各种关系不同的组织形式。它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既可以包括一些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制度（如习惯和风俗）。尤其后者因为具有不易模仿性以及历史继承性而成为区域竞争的根本性优势。斯各特（Scott）认为，现代产业系统中的竞争不可能都是纯粹市场化的，而是还要受制度框架的影响。这些制度框架把买卖双方企业按照他们熟悉的和互惠的惯例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又促进多种合作形式，因此加强了特定产业区的比较经济优势。他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最具发展动力的产业群通常需要以现有的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以此来克服市场失效。
对当前浙江产业集群而言，加强以下几项制度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推进企业建立起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建设。信任是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捷径机制，也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企业间合作与交流虽然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但它们认定一些文化、价值和目标上的一致性。信任虽然可以由长期的重复交易逐渐建立起来，但如果地方主体具有共同的和重要价值的准则，建立信任的成本就会很低。在浙江的部分产业群中，社会信任水平不高对分工协作的深化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进行企业资信认证评估工作，帮助企业建立一个信用历史的查询和公证体系，以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今后，要逐步培育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专业中介机构从事这项工作，并将这项工作制度化。同时，各级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和示范，巩固和提高区域文化、价值和目标一致性。
——建立促进集群内专业技术人员流动的创新机制。目前，企业对产业网络和人脉（社会）网络共同发展，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阻碍或限制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流动，或者不愿意增加职业培训的投入。这实质上严重制约了集群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是在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隐含经验类知识的载体，知识型人员在地域内自由流动能否获得地方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成为提高集群创新能力的关键。因此，有关部门和相关组织要根据区域产业特点，建立起既有利于企业加强员工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又有利于技术人员流动的良性互动机制。
——加强产业集群新的竞争平台—行业组织的建设。浙江产业集群起步于家庭工场，企业数量较多，产品具有同质性；产品质量不高，价格较低，在集群内部很容易出现随意降价，假冒伪劣等无序竞争，在国际贸易中，又容易遭受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的限制和引发知识产权纠纷。因此，需要通过整合和提升，形成集群新的竞争平台。在这方面，意大利产业区通过建立行业性组织，规范同业竞争，维护全行业的整体利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省温州部分行业也相继建立了行业组织，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要借鉴这些经验，通过引导、培育，逐步建立、健全行业组织。并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行业协调、行业自律、政策研究、信息传递、技术交流、专业培训、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