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沦陷后的“孤岛”上海有钱人依然醉生梦死
孤岛中的上海 1
当时醉生梦死的“夜上海”，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古风。 “孤岛”上海，指的是因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除城市中心为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时因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工部局已无力管辖，但不算做沦陷区）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能进入之外，上海四周都为沦陷区所包围，形似“孤岛”，故称之为孤岛上海；此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而戛然而止。 在此期间，公共租界中区、西区以及法租界进入大量资本和人口；据载，截至1938年12月，工厂近4700多家，是战前的10倍，到1939年，全市新设工厂1705家，其中以传统的纺织业恢复为最快；根据当时上海布厂同业公会的统计显示，到1939年，全市仅纺织行业就新设工厂、作坊823家，新增机器2.32万台，每月可产棉布142万匹。 交通方面，至1938年10月，因战事受影响的水路交通已基本恢复，上海随即恢复当时全国贸易中心地位，从进口就可见一斑：1937年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事降至3.76亿元，1939年14亿元、1940年29.76亿元、1941年34.1亿元；与此同时，外商在沪投资不断攀升，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仅英、美两国在上海的投资就分别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72.6%、64.9%，正当中国军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英美商人正在大发中国的国难财。 百货零售业，因交通恢复，各地富豪纷纷躲到上海租界避难，使得呈现出异常的繁荣；全市零售业比战前增加1倍多，几乎时天天顾客盈门，时为最著名的百货零售巨头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后，日营业额平均超百万元以上，每个职工平均1天接待顾客约60人，至1941年，永安营业额比1938年翻了近5倍，利润额激增11倍。 由此形成了上海一段被史学家称为“畸形繁荣”时期。 随着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即日日军便进驻上海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上海全市至此日全部沦陷，上海孤岛时期结束。 实际上，“畸形繁荣”时期，上海的“十里洋场”更加突出，基本上都是英、美两国借机捞钱，为什么？此时的国民政府，关税从何谈起？在租界，当时，有钱人自然可以花天酒地，可更多的是普通市民和流亡的贫民，路有冻死骨，且多得不计其数！ 2
排队等待救济的贫民、难民 抗战爆发前，上海本是全国最大的米粮消费和集散地，日军占领后，为其侵华日军提供口粮，对上海实行米粮管制；同时，在日军侵略者所谓“亲善”的背后，是上海市民的无比恐慌，纷纷逃离，一位上海老市民曾在战乱中逃离松江县城，她后来回忆当时的惨状：我们临走时只带一双箱子，一捆裤子，箱子里只能装下随身用的衣物，从此我们再没有机会回到原来的房子里去拿过东西。
当时的普通上海市民在街头 1939年8月，上海的米价从每担14元涨到42元，时在上海当医生的陈存仁在其《抗战时代生活史》中回忆到：大家想到苦难的时期来日方长，不能不有所准备，因为上海人吃的米一半是靠常熟，太仓运来的，一半是外洋运来的暹罗米；而常熟、太仓的米，不能储藏太久，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的焙干，可以久藏不变，于是大家就抢购暹罗米，我也将每天的收入陆续用来收购一些，堆满了一间小屋。
当时的电影《王先生吃饭难》宣传单 当时，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曾拍摄了讽刺现实的“王先生”系列电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饭难》。当时，市面上甚至出现了抢米风潮，一篇报刊曾刊登了这样描述的文章：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抢劫米店和运米车；而这造成了当时独特的“扫米”景观，抢米现场散落的米粒成为许多人搜寻的目标，他们拿着扫帚在路边仔细清扫，这些米粒就是他们晚上的饭食。 胡道静当时在“孤岛”的上海持志中学教书，他后来曾这样回忆：当时我的家仍在法租界，家里一共是3口人，母亲、弟弟和我，当时一家人的开销完全是由我负担的，我除了教书之外，有时也替报纸写稿，每月大概可以拿到10元左右的稿费；后来，晚上和去大中通讯社和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兼职，一个月至少也有30元的收入，如此努力工作，生活也才混得勉强可以过得下去。 当时沦陷后的上海，名医和老师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尚且如此，那些一无所长、一无所有的国人，则哀哀无告、自生自灭，这，就是当年在沦陷区做亡国奴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不屈的意志----一个80后看当年的抗战》之12.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