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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队的春秋，记录在一本延续了五十一年的队史簿里。 队史簿从1963年开始记录，由一代代官兵手写而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本承载着历史重量的小册子早已泛黄。也正因如此，扉页上不知是谁写下的几个毛笔字“光荣的连队”，便更显得突出、浓重。 我对这本队史簿并不陌生，1993年军校毕业，我就在这个中队担任排长。当时，营区的周边环境远远赶不上现在，哨兵日夜坚守的岗哨竟是方圆数十公里内的最高建筑。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犯人会产生逃跑的念头：遍野荒草，鸟兽出没，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外面呢？ 寂寞，远离城市。精神世界的匮乏让我从那时开始养成了阅读一切文字的习惯，而那本记录着中队建制沿革和战斗历史的小册子，便成了我翻看最多的一本读物。 历史的细节似乎很容易被宏大叙事所淹没。根据队史描述，二中队的前身是闽南红军永定独立团，抗日战争的时候打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攻过淮河北岸。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部队又奉命移师松嫩平原腹地支援垦荒建设，并在1984年成建制转编到武警某部。我很想从这本小册子上找到一些关于历史事件的详细描述，却发现记录者们似乎从一开始就习惯了对任何史实都“轻描淡写”： “在1941年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我连装备很简劣，没有轻机枪，每班只有一到三支汉阳造步枪，每支枪只有八发子弹。年底前，我连杀伤日本鬼子多人，攻过陈桥，打过明光，都打得很好。” 有的甚至只是一笔带过，毫不浪费笔墨。那些战斗故事到底有多么惊心动魄，队史簿并没有给后人讲清楚： “（1973年）3月9日，营区北侧新钻油井发生井喷，指导员刘宪法、五班战士高春田扑上去用胸口堵，受到上级表扬。” 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文字手稿大体可以被归在冷媒介的范畴内，它要求读者动用多种感官和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内容。一代代官兵曾经把那些只言片语想象成怎样的传奇，我们无从知晓，但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至少证实了一点：这些战斗确实发生过。 我曾对这种做法产生过质疑。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方式对历史本身有机械性损伤，也无法给后人留下更多可供流传的细节。不过，这或许是因为，在记录者们眼里，那些战斗与医生救死扶伤、教师授业解惑是同样的道理——本职工作，原也无需大惊小怪。 再次回到二中队，已经是整整二十年后。这年5月，我重新挂上了列兵警衔，回到“兵之初”，在老中队当兵锻炼。 中队早已不是原来“小米加步枪”的样子，低矮的平房被一栋三层小楼取代；营区西北侧则矗立起一座大型热电厂，各种生活保障设施也随着电厂职工的入住而完善起来；就连哨兵肩上的新式步枪都比之前的老“八一”轻了许多。不过，队史簿倒没有什么变化。 二十年的时间里，部队番号几经调整，但建制却没有改变。战士们也和之前一样，在外表上看不出锋芒和傲气，每个人都似乎很普通，日子似乎也很平淡，一个哨子就能串起全天的任务和生活。每天早晨六点，第一班岗的哨兵负责升国旗，其他人出操。开饭前，还是那二十几个人，班长在队伍前站定，指挥全体战士吼歌。 在当兵日记里，我试图完整地勾勒出一名老中队官兵的形象，也试图给大家讲一个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故事，却发现这种描写真的很难。 指导员张立新喜欢拍照，却苦于没有一架好的相机；三班长杨海浩刚刚参加支队比武回来，若不是最后一枪打了个十环，还真不一定能拿第一……他们身上的事情太平常，甚至有些琐碎，完全不足以支撑起许多人想象中“高大全”式的形象。 我很自然地再度拿起队史簿，试图从中找到点什么。 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不过多出了十多页。还是一样的简单，还是一样的轻描淡写。 “（2005年）3月10日，哨兵李树庄成功处置一起犯人预谋挖洞逃跑事件，受到支队和目标单位领导的一致好评。” 凡此种种，不出其右。至于我想要的跌宕起伏的故事，肯定会有，只是，我仍然不能在那上面发现任何生动的细节。 “（2010年）6月30日，中队出动二十名兵力，由副中队长钟维魁带领参加‘兴安1号’扑火任务，圆满完成任务，钟维魁同志荣立三等功。” 那场战斗我也参加了，我知道，那是一场恶战，钟副队的右臂被林火灼伤，至今还有一块暗红色的伤疤。他在这个中队待了一共五年，妻子或多或少有些怨言，但好在每逢周末也可以串休一天。 我想，二中队官兵的完整形象，大概就是这队史簿的样子了。正如我案头放着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书名，平凡，原就是生活的本色。 常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静立窗前，揉了揉工作了一整天还在发酸的眼睛，脑海中不由地映出了老中队的岗哨。此时此刻，站在岗楼里执勤的又是谁呢？是各种乐器样样都会，但样样又都玩不好的李海超？还是一笑就会眯起眼睛的王鹏…… 我不知道。但无论是谁，有他们在，这个夜晚就能让人安心。 那本平凡的队史簿上，承载了这些战士的热血和青春，离别与坚守，挫折和追求，它们纷繁地交织在一起，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再到下一个春天—— 周而复始，就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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