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竟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抑末之计也。（北齐）文宣（高洋）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这段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北朝后期地方大族的基本状况，为研治北朝历史所习见之史料；而深究其义，却多有不详或难解之处。今不揣浅陋，拟以《关东风俗传》为线索，对文中所见诸豪略作考释，借以探求魏齐易代之际地方大族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关于宋孝王与《关东风俗传》
《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原名《朝士别录》，《隋书·经籍志》无载，但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1]唐代以后，此书逐渐亡佚，能够保存下来的完整段落，除前揭诸句外，唯见于《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记东魏、北齐之均田；《史通》卷十七《杂说》，述魏收袭沈约之事[2]。
由于失佚过甚，使我们难于对《关东风俗传》的史料价值作出完整的判断。其作者宋孝王，北齐末年历度支尚书段孝言开府参军，又荐平北王文学[3]，一般来说，当世之人，记当时之事，其准确和可信程度应无大问题；但《北史·宋孝王传》对该书的可靠性则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传文曰：
（宋孝王）亦好缉缀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为平北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闻见，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谬，篇第冗杂，无著述体。[4]
《关东风俗传》佚文所记诸事，与其它史书有很大差别，如据《北史》之言，其史料价值将大打折扣。
细绎史传，发现与李延寿父子同时的李百药，对宋孝王却有另外一番评价，《北齐书·文苑传》在历数文林馆诸士后，称：“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材性，入馆诸贤士三四不逮之也。”言辞之间，颇多称许，与《北史》相左，莫衷一是。
检《史通》卷七《直书》，有一段关于该书的完整议论：
……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邵《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按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损；邺城将相，薪构尚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之谓欤。
又据《史通》卷六《言语》：
……惟王（劭）、宋（孝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张。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尤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通过以上记述，使我们对《关东风俗传》及其作者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该书广招非议的真正原因在于直书无讳，而所谓“非毁朝士”、“言多妄谬”，系《北史》因袭旧说，并非公允之论。唐高武之世，《关东风俗传》完帙尚存；刘子玄于班马以下，多指摘之辞，却能够对一部“杂史”作出“务在审实”的评价，充分说明了该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5]
二 《关东风俗传》中的青齐诸豪
篇首引《关东风俗传》诸句，虽泛言大族之盛，却出现了七个具体的姓氏和家族，同一时期的其它史籍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方式的排列与叙述，其中个别姓氏究竟指称哪一家族尚难以定谳。现据原书排列顺序，分次考述如下：
1、“羊、毕诸豪”
这两个家族属一姓一望，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分别指泰山羊氏和东平毕氏。
泰山羊氏入魏约在太武帝时期，《魏书·羊祉传》：
羊祉，泰山钜平人，晋太仆卿羊之六世孙。父规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讨至峄山，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通、爱孟之等俱降。
羊规之入魏后，赐爵钜平子，终于雁门太守；其子羊祉历益、秦、梁等州刺史，好刑名，以刚断著闻。魏齐之际的著名人物羊侃、羊深等人均出自这个家族。
与后世新起的诸豪相比，泰山羊氏属正宗的汉魏名族，子孙也每每以此自矜。泰山羊氏见于史传者始于东汉末年：羊侵，汉安帝司吏校尉；羊儒，汉桓帝太常；羊续，汉灵帝南阳太守，历三世，“不登公位”[6]。这一家族的勃兴当在魏晋之际，羊系司马氏近臣，以定储之功官拜太仆；羊祜西晋时拜征南大将军，久镇襄阳，筹划平吴，为王室重臣。魏晋时期，泰山羊氏一门两后，为当朝一流门第。[7]永嘉之乱后，这一家族相率南渡，东晋南朝间有闻人[8]。值得注意的是，后汉时期泰山羊氏世居“泰山平阳”，而《魏书·地形志》却称羊续墓碑在泰山梁父；两晋南朝，泰山羊氏的郡望均属为“泰山南城人”，至北朝却变为“泰山钜平人”。平阳、梁父、南城、钜平四地，虽同属一郡，却相隔有间，排除其间地理沿革的因素，羊氏郡望的仍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9]，似乎暗示着同一宗族内的远近亲疏；北魏羊祉与西晋羊祉属同一支系，不避祖讳，也有些可疑。北朝羊氏与两晋羊氏间相隔五代世系无考，却已失去了作为旧族的历史连续性；他们与魏晋时期的泰山羊氏虽保持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权势和声望与祖辈却相去甚远。
东平毕氏始见于《魏书·毕众敬传》：
毕众敬，小名捺，东平须昌人。少好弓马，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刘骏为徐兖刺史，辟为部从事。骏既窃号，历其泰山太守，冗从仆射。
《魏书》于毕氏祖辈未作追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兖州别驾谌，世居东平。五世孙众庆（毕众敬之弟），宋本州大中正。”；《北齐书·羊深传》又曾提及其先世有“毕轨被诛”一事，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毕轨正始中为司隶校尉，与何晏、丁谧、邓飏、桓范等人同预曹爽之党，属魏晋间的大姓名士。自罹司马氏门诛之祸后，东平毕氏数世沉寂无闻，至毕众敬之辈，已逐渐沦落成为以弓马为业、以盗掠为生的地方豪侠[10]。
刘宋末年，王室内争，青齐豪民纷纷卷入。天安元年 (469)，薛安都降魏，毕众敬“以母并百口并在彭城”，率兖州军民出降，就拜兖州刺史；后以其子元宾继任，“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孙祖朽，隶邢峦统军，在兖州与南军相持经年；曾孙义畅，又为兖州刺史、大中正。终北魏一世，东平毕氏在兖州具有相当强大的宗族势力，家有“百口”之众，“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北齐时，毕氏“资产宅宇足称富室”，“累世本州刺史，家富于财，士之匮乏者，多有拯济”[11]。
《关东风俗传》以“羊毕”并举，原有所本，《北齐书·羊烈传》：
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后，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太傅，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
中正之争，反映了孝文帝分定姓族后北方士族门第标准与观念的变动，显示出“重当世冠冕”与“重汉魏传统”间的内在矛盾：泰山羊氏自诩汉魏衣冠，却已沉滞为地方属吏，其权势与祖辈相去甚远；东平毕氏虽起自豪侠，却“不乏显贵”，因而得以“盛称门阀”。羊毕两家在家世渊源、仕途官宦、家学门风各方面虽互有短长[12]，但在北朝政治与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却相距不远，两家争夺中正的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后世言北朝门阀，于“崔卢李郑”以下必称“羊毕封高”，不无来由。
2、“瀛、冀诸刘”
和羊毕二姓不同，刘氏属一姓多望的家族，《广韵》所载的刘氏郡望计有二十五望之多；《风俗传》原文称“瀛、冀诸刘”，显见非指一家一族。但在北朝瀛、冀两州政区之内，除“河间刘氏”属瀛州[13]、魏神龟二年“瀛州民刘宣明聚众谋反”[14]外，冀州地区几乎见不到刘氏宗族的痕迹，是史籍阙载，还是作者别有所指呢？
刘姓中的冀州平原一望，在唐以后的姓氏书中已不见著录。考《魏书·刘休宾传》：
刘休宾，……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昌都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
宋魏交争中的平原刘氏，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族，时谓“刘休宾父子兄弟，累郡连州”。刘宋末，薛安都引魏军入边，刘休宾据守梁邹，刘氏父子的向背，对青齐地区归附北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休宾入魏后，为客多年，羁系代都；魏以梁邹为平齐郡，任刘休宾为县令。太和年间，子侄官位不显，或相率南叛，或被徙戍边，宗族南北离散[15]。
北魏末年，刘休宾的直系后裔已不闻声迹，但在他们世居的齐州地区，刘氏宗族仍有若隐若现的活动。《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普通七年(526)：
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之（胡注：宋武帝侨置平原郡于梁邹，属冀州；后入于魏，改冀州为齐州，平原为东平原郡）[16]。
《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7)：
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属其子为西曹掾，令喻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胡注：宋武帝侨置清河郡于盘阳，属冀州；后入于魏，为东清河郡，属齐州）。
《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7)：
魏齐州广川民刘钧聚众反，自属大行台（胡注：宋武帝侨置广川郡，属冀州，入魏属齐州）。
几次反叛的性质姑置而不论，但民变的背后无疑有宗族的活动。（东）平原、（东）清河、广川均属齐州，而齐州在北魏前期一直称为冀州，是刘宋属地，直到皇兴三年(479) 入魏后才改称齐州[17]。直至北齐时期，这里仍可以见到刘姓宗人的活动，《北史·苏琼传》：
平原郡有妖贼刘黑苟（《北齐书》作“狗”）构结徒侣，通于沧海。琼所部人，连村接居，无相染累。
平原刘氏的本贯属冀州，他们在北魏和北齐之间的主要活动区域齐州，曾长期被称为冀州；刘休宾一家衰败后，“平原刘氏”作为士族的一个郡望在历史上逐渐消失，而在东魏北齐时期，这一地区仍有大小不等的刘姓宗族在活动，这也许就是《关东风俗传》称之为“瀛、冀诸刘”的原因。
3、“清河张、宋”
这两个家族的主要问题是一姓数望，支系较多，难以确证。
魏晋时期，张氏有清河、范阳、敦煌等数望，清河东武城张氏是其中比较显赫的一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清河东武城张氏，本出汉留侯张良裔孙司徒歆，歆弟协，字季期，卫尉。生泰山太守岱，自河内徙清河。曾孙幸，后魏青州刺史，平陆侯。生准，东青州刺史，袭爵。生彝……[18]
《魏书·张彝传》：
张彝，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东平太守，后率户归国，世祖嘉之，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祖准之袭，又为东青州刺史。父灵真，早卒。
张彝在北魏历孝文、宣武两朝，官至侍中。神龟年间，张彝与其子仲禹、始均等铨别选格，排抑武人，导致羽林士兵哗变，父子罹难，事迹已为史家所熟知。
张彝的先世是颇具影响的地方大族，其本传曰：
初，彝曾祖幸，所引河东流民为州，才千余家，后相依合，至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个高祖校比天下户口，最为大州。
从以上材料看，似乎张彝一宗确属《关东风俗传》所说的“一宗将近万室”的大族；但张幸所领的“万户”，主要是河东流民，其中本宗族成员的比例不得而知，而据张彝本传，张氏父子出居显宦后，“颇侮其疏宗旧戚，不甚存纪，时有怨憾”，虽“累求本州，朝议未许”，他们与宗族乡里的关系不会太密切。
北魏时期，以清河为郡望的大族并不只张彝一家，《魏书·张谠传》：
张谠，字处言，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华，为慕容超左仆射。谠仕刘骏，历给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辅国府长史，带魏郡太守。……及革除徐兖，谠乃归顺尉元。……后至京师，礼遇亚于薛、毕，以勋赐平陆侯，加平远将军。
张谠入魏后，与其宗族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性开通，笃于抚恤，青齐之士，虽疏族末姻，咸相敬视”，与张彝一家全然不同。张谠死后，子孙求葬清河旧墓，朝廷虑其有变，迁延不允，“停柩在家积五六年”。
与张谠情形类似的还有张烈一族，《魏书·张烈传》：
张烈，字徽仙，清河东武城人也。……高祖，为慕容廆尚书右仆射。曾祖恂，随慕容德南渡，因局齐郡之临淄。……时青州有崔徽伯、房徽伯，与烈并有令誉，时人号为“三徽”。
张烈于太和年间入仕，孝明帝时，阿附元叉，官至光禄大夫，平南将军；胡太后反政，以元叉党羽，出为青州刺史，朝议“以烈家产蓄殖，僮客甚多”，不宜出为本州，改授安北将军，瀛州刺史。
《关东风俗传》所说的“清河张”，究竟是整个清河张氏的泛称，还是特指某一支系，一时还难以确证；显然，后两个家族更具备“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特征。
同张氏一样，宋氏也是一姓数望。《广韵》去声二“宋”：
宋，又姓。……出西河、广平、敦煌、河南、扶风五望。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
清河郡七姓：崔、张、房、尚、傅、路、勒。
遍检各类姓氏书与世系表，均无“清河宋氏”一说，北朝宋氏多出西河、广平，未见以清河为望。疑《通典》引文有讹误或脱漏，不便率尔强断。
4、“并州王氏”
关于并州王氏的问题，我们曾在《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一文中进行过探讨，大体说来，《关东风俗传》中的“并州王氏”并不是太原王氏的本宗，而是指北魏时期冒称太原王氏的“中山王氏”。这一家族来自河西，因王睿受到冯太后的宠遇而显达；太和年间，“中山王氏”举族移属晋阳，长期担任地方守宰，“僮仆千余，园宅广华”，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大族。“并州王氏”与羊、毕、刘、张等家族相隔遥远，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其“后徙乐陵”，虽不明是冀州之乐陵还是青州之乐陵，在地域上已相当接近。迁徙的具体时间虽难以确定，而从《世系表》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在北齐年间。
5、“濮阳侯族”
从《关东风俗传》前后文义看，所谓“濮阳侯族”，即是指侯景一族，就是下文所说的“河南侯氏”。《梁书·侯景传》：
侯景字万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生擒葛荣，以功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魏以为司徒、南道行台，拥众十万，专制河南。
据姚薇元先生考证，河南侯氏本出胡引氏，即《魏书·官氏志》所说的“侯伏侯氏”，属北镇羯人部族[19]。以“河南”为籍，是北魏胡人改姓的通例；以“濮阳”为郡望，也符合上古以来以封地为氏的习惯。北魏末年，侯氏进入中原后，尚保持着一定数量的部落组织，因而在宋孝王的眼中，“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20]。侯景一族在形态与家族背景等方面与其他汉人豪族有很大差别，魏齐之际，侯景拥河南之重兵，依违往复于东、西、南三个政权之间，是影响这一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把濮阳侯族（河南侯氏）与诸多汉族大姓相提并论，似有“篇第冗杂”之嫌，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和改姓后“胡姓”贵族与汉人大姓的合流。
综上所述，《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在形态上有一些共同特征：就门第而言，他们虽各有一定的家世渊源，却都不属于北方第一流士族；他们中虽有个别成员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其势力却局限在地方，具有较为浓厚的豪强色彩。就地域而论，他们虽分属于青、齐、济、兖、冀、瀛数州，却几乎全部聚集在黄河与济水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区域内，面积十分有限，并未涵盖北方整个国土。宋孝王从父宋世良曾在这一地区任清河太守多年[21]，宋孝王有随任的可能，青齐地区当是其视野所及的范围。就家族背景来说，除并州王氏与濮阳侯族外，前几个家族多属青齐豪民，几乎都有一段十分相似的经历。关于“青齐土民”的来龙去脉，唐长孺先生曾作出过经典性的论述，指出其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发展，与“南燕政权的组成、南北军事形势以及北魏孝文帝的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22]。
三 《关东风俗传》中的“赵魏之豪”
《关东风俗传》在历数诸豪之后，继言曰：“献武至冀郡，大族猬起应之。”此句紧连上文，似乎表明上述诸豪都曾积极响应并参与了高欢的“信都之义”，而这种情况在其它史籍中却得不到有力的印证。在高欢击溃尔朱氏控制洛都朝政之前，上述豪强几乎见不到一家一姓与高氏发生过直接的联系；相反，在孝武西迁，高氏代魏前后，青徐地区曾爆发过多起以上述诸豪为首的反叛活动。这种情况作何解释呢？ 《文苑英华》卷七五二载唐朱敬则《北齐高祖论》曰：
于时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庄殒于虏手，节闵系于凶徒，义士痛心，壮夫沥血，结党求同盟之会，仗剑想勤王之师，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览群雄之议，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讨尔朱兆为名。当时赵魏之豪，有高虔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诚、卢文伟、崔祖禽等尽其死力；盖代之杰，有尉景、段荣、彭乐、窦泰、匹娄昭、薛孤延等共其奔走。
朱氏史论为《关东风俗传》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风俗传》后文所述之“大族”与前文有别，主要是指以渤海高氏、渤海封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为代表的河北大族（赵魏之豪），与前文所见的青齐诸豪原本是两重含义，只不过前文的指代较为明确，后者却隐含其间。这样一来，《关东风俗传》所涉及的问题，就远远超出了青齐的地域范围，而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历史内涵。
朱敬则史论所提及的“赵魏之豪”，几乎全部出自河北世家大族，根基深厚，历史悠久，家世渊源难以尽述。现仅据原文，对其中几个主要家族的历史渊源略作追述。
1、高乾邕（高乾）、高敖曹（高昂）
由于高齐帝室的攀附，渤海高氏的谱系疑点颇多[23]。大体而言，十六国时期，渤海高氏是颇具实力的地方大族。高乾五世祖庆为慕容垂司空；子高泰，吏部尚书；弟高展，黄门郎；高泰子高湖，燕郡太守；高韬，太尉从事中郎；高恒，钜鹿太守，整个家族与慕容氏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入魏的渤海高氏大致分为高泰和高展两个系统：高泰之子高湖自燕郡率三千户降魏，子嗣多无闻，齐主高欢即托言为高湖之后。高泰次子高韬自中山降魏，其子高允历仕五帝，为北魏名臣。高展于中山被俘后徙于高师，其孙高祐，官至光禄卿。
渤海高氏在北魏的仕途官宦并不畅达，官位最显的高允，曾“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族中许多成员宁愿居乡为豪，如高允之弟高燮，“恒讥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高次文“虽无官位，而资产巨万”，在乡里保持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居官的高氏成员除入居中枢外，多出为青徐守牧，与这一地区的地方势力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高矫参与“平定三齐”，又使济、兖、徐三州“观风理讼”；妻明氏，“家在齐州，母弟舅甥，共相冯属，争取货利”；高祐任刘昶王傅，“留连彭城”，迁延不赴朝命。魏末丧乱，高翼率宗族徙居河济，可能与这一背景有关。
在渤海高氏中，高乾祖辈与高祐一支血缘较为接近，《北史》谓高翼与高祐为从兄弟，但其父辈无考[24]。高翼本人在魏末居家无官，恐是高氏疏宗。高乾兄弟少文习武，也不类正统的名家大族之后。《北齐书·高乾》载高翼赞高昂之语，自居为“州豪”；《北史·卢曹传》，卢曹斥高昂为“田舍儿”，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家族的门第特征。
2、封隆之
同渤海高氏相比，渤海封氏与燕政权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自西晋末年封抽担任东夷校尉始，渤海封氏在前燕、后燕和南燕政权中官宦不绝如缕，并且多是入主中枢的重臣。
北魏时期，封氏家族家族际遇坎坷。太武帝时，封懿以“应对疏慢”被“废黜还家”；明元帝时，其子封玄之又坐谋反遭族诛，封恺等人“俱坐司马氏死”，封伯达舍母抛妻，南奔江左，封之子磨奴被“刑为宦人”，入嗣封玄之。其后，又以族子封回为封磨奴之后，宣武帝时，历安、瀛二州刺史，官至御史中尉。其子封隆之，北魏末为开府中兵参军。
从谱系上看，北魏时期的渤海封氏来自魏初由后燕入魏的封懿一支；但从血统上讲，封回却出自由南燕入魏的封弈一支[25]。后者自南燕灭亡后，鲜见于史传，很可能已返居乡里。渤海封氏在北魏历经家难，仍能够绵延不绝，与其庞大的宗族势力和深厚的土著根基有关[26]。
3、李元诚（忠）
关于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在此，仅就李元忠家世问题略作申述：在《北史》家传中，李元忠曾族李灵位居赵李之首，李元忠本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赵郡李氏最正统的嫡宗，这有可能是李灵一支在北齐显达后史家编排的结果，而在北魏的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李元忠之父李显甫为宗主，率诸李数千家开李鱼川一事，以为学界所熟知，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此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此次的迁居地殷州属北魏腹地，时限又值北魏升平之世，并无战乱、家祸等政治性原因，只能是由人口繁衍、土地贫狭等原因所引起的宗族的自然分化。如果是出于后一方面的原因，按照大族析家的通例，迁出者多为宗族的次要成员。同一时期，赵郡李氏的李顺、李孝伯等支系多居高官，“宗党亲盛”；而李灵一支中，李显甫既无高官，又非嫡长，很有可能是宗族中的次要成员。
4、卢文伟
有关卢文伟与范阳卢氏的问题，详见《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化》一文，概言之：卢文伟出自范阳卢氏中的卢溥支，就家世而言，与卢玄一支本在仲伯之间。北魏初年卢溥父子率宗族起兵反叛，被魏廷擒杀，其势力受到重创，数世沉寂无闻。北魏末年，卢文伟借修筑督亢陂之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产和依附人口，重新确立了在宗族中的领袖地位。
5、崔祖禽（螭）
崔祖禽，正史中不见记载。《文苑英华》“禽”字下本注有“疑”字，《全唐文》卷一七○径改为“螭”，当系作者本意。崔祖螭，小字社客，属清河崔氏之“青州房”。崔祖螭五世祖崔琼，为慕容垂车骑属；四世祖崔辑，随慕容超南徙青州；祖父崔道固为刘宋徐州刺史，入魏后被徙为“平齐民”。从清河崔氏这一支系的活动地域与家族背景看，属典型的青齐豪民；就崔祖螭一家而言，情况又有些特殊：崔僧渊元妻清河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骥；入魏后更纳平原杜氏，生祖螭等四子，与杜氏其四子家于青州，伯骥兄弟与母房氏居于冀州，其间多有往来。
崔祖螭起兵一事，史籍记述不详。《通鉴考异》疑崔祖螭即崔社客，系漏检《魏书·崔僧渊传》的缘故[27]。综合《魏书》本传、《北史·李浑传》、《魏书·安定王修附子贵平传》等材料，此次起兵系青齐豪民与尔朱氏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河北大族响应高欢一事并无直接的联系。崔祖螭起兵与高乾等恰好在同月，《魏书·前废帝纪》将几人的事迹混排在一处，因而导致了后人的误解，把崔祖螭也纳入了“赵魏之豪”的行列[28]。崔祖螭于普泰元年四月兵败被杀，高欢同年六月方于信都“举义”，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暂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
北魏末年追随高欢起兵的几个主要豪帅的情况大致如上。从地域上看，他们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分属于冀州、幽州、殷州各个不同的州县。就家族背景而言，他们多在后燕覆亡后由中山政权直接进入北魏王朝当中。就门第而论，他们多是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但具体到每个人物，又多属于这些家族中较为次要的支系，官位不高，但与乡里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更具备潜在能量。
四 北魏末年的青齐问题
《关东风俗传》所列举的北朝地方大族的情况，大体如上。文中所见的青徐与河北两类豪强不仅形态有别，家世互异，在魏齐之际的政治动乱中，活动也不尽相同。“献武至冀郡”，河北大族赢粮影从，趋之若鹜；而青齐诸豪却多持首鼠，反应冷淡。除地理因素外，北魏末年的青齐问题是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
孝昌之世，天下多虞，杜洛周拥河朔之众南下幽并，葛荣率数万之师横扫关东，中原顿成四战之地。在这种背景下，河北士民相率南徙，而南迁的主要落脚点则是以青、齐、济、徐、兖、光等州为核心的青齐地区。《北齐书·阳休之传》：
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蓟城，休之与宗室及乡人数千家南奔章武，转至青州。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
《北齐书·李浑传》：
时四方多难，乃谢病，求为青州征东司马。与河间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未几尔朱荣入洛，衣冠歼尽，论者以为知机。
《北齐书·王昕传》：
昕少与邢邵为元罗宾友，及守东莱，邵举室就之。
《魏书·刁雍附刁整传》：
整以母老，河北丧乱，时整弟双为西兖州刺史，整遂携家往依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南迁并非一人一家的个别行动，而是世家大姓为核心、以整个宗族为单位的有组织的迁徙，构成了北方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如前文所述，青齐一隅，地域并不辽阔，又是豪侠纵横之所，数量如此庞大的流民涌入偏狭的青齐之地，必然引起这一地区的社会动荡。河北流人与青齐土民在风俗、好尚等方面有显著区别，河北大族与青齐诸豪的家世渊源、政治背景也互有差异[29]。一段时期内，围绕着土地与人口控制权的争夺，在大族于大族之间、大族与属民之间、流民与土民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利害冲突，变乱一触即发。《北齐书·阳休之传》：
是时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休之知将有变，乃请其族叔伯颜等曰：“客主势异，竟相凌侮，祸难将作。如鄙情所见，宜潜归京师避之。”诸人多不能从。休之垂泣别去。
北魏王朝也隐约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多方安抚，试图缓解矛盾，《北齐书·魏兰根传》：
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兰根兼尚书，使齐、济、二兖四州安抚，并置郡县。
《魏书·曹世表传》：
孝昌中，青齐频年反乱，诏世表持节慰喻。
《北齐书·阳斐传》：
孝庄时，斐于西兖督护流民有功，赐爵方城伯。
《魏书·刘灵助传》：
……寻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因率流民北还。
北魏王朝的安抚之策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建义元年 (528)，青齐地区终于爆发了以邢杲为首的反叛。关于邢杲起兵的整个经过，《北史·元天穆传》记述如下：
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平北 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屯据城，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及广阳王深等败后，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灵太后诏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会台申汰减所授县，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太守。杲深耻恨，于是遂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凌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劫掠村坞，毒害人民，齐人号为“舔榆贼”。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叶，故因以号之。杲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诏天穆与齐献武王讨，大破之。杲乃请降，传送京师，斩之。
一些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邢杲起兵，与杜洛周、葛荣之反性质有别。[30]考《北齐书·王昕传》，邢杲与河间邢邵为从兄弟；《北齐书·魏兰根传》，邢杲为魏兰根之甥；邢杲本人又“拥率部曲”，属典型的河北世家大族。此次起事的直接原因是所谓选授不公，其深层背景却是源于青齐地区的“土客”矛盾。邢杲举兵旗号不明，但拥十万之众“劫掠村坞”，又“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其目的显然是争夺河北流人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而并非针对北魏王朝，因而在尔朱氏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即主动出降。
邢杲之叛，直接引发了青齐地区流民与土民间的血腥仇杀。《魏书·阳尼附阳弼传》：
属洛周陷城，弼遂率宗亲南渡河，居于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民疑河北人为内应，遂害弼。
阳休之一家“咸为土民所杀”，“诸阳死者数十人，唯休之兄弟获免”；邢邵为土人所执，赖王昕冒死力救才免于一死；至于在这次丧乱中被杀的下层民众，更是不计其数。
土客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局限在民间。《北史·李浑传》：
时河北流人聚青土，众逾二十万，共劫河间邢杲为主，起自北海，袭东阳。青州刺史元世欲谋诛之，府人遂猜贰。浑乃与长史崔光韶具陈祸福，由是歃血为盟，上下还睦。
这次盟誓的结果，史无明言，但此事却间接反映出青齐地方政权中的内部矛盾。青齐守牧的属下，或为河北大姓，或本地乡豪，对待邢杲起兵的态度截然不同，因而“府人猜贰”，甚至不得不歃血为盟，足见其积怨之深。
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事态十分严重，在“土客”矛盾当中，包含着河北大族与青齐豪强之间、土民与流民之间、“土人”与“城民”之间以及地方官吏内部的剧烈冲突，又有江左势力煽动其间，局势异常复杂，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导致不可收拾的恶果。河阴诛杀后刚刚控制北魏朝政的尔朱氏集团显然对此缺乏准备，以其有限的政治经验尚不足以应付这一复杂的局面。《北史·薛琡传》：
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时元颢已据城。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尤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讨杲。杲降军还，颢入洛。天穆谓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所谓“群情所欲”，实际上即是“诸将所请”[31]，反映了北镇武将对河北大姓的一种普遍的仇视心理[32]。邢杲请降后，不仅没有得到赦免，反而被问斩京师，恐怕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从表面上看，尔朱氏拥北镇之众，挟河阴之威，一举荡平了青齐的反叛，事实上，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一场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正在孕育之中。
五 高欢与河北大族
魏齐之间，猬起响应高欢的封、高、卢、李等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这一时期青齐地区的土客纷争。《北齐书·高乾传》：
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高）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请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乾兄弟本有纵横志，见（尔朱）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
所谓“纵横之志”云云，系史官的誉美之辞；把这段记载与邢杲起兵的过程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活动区域、反叛性质极为相似。“信都之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封隆之，时任河南尹丞，其本传曰：
时青、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谕，咸即降款。
李元忠北魏末一直留居本乡，但其从弟李浑与邢邵、王昕“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事迹已见于上文[33]。卢文伟一家没有直接南徙，但其从弟卢仲延却于孝昌末“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34]。
从河阴之变到邢杲被杀的一年间（公元528年4月至529年4月），河北大族对尔朱氏政权的态度并不明朗。北魏政局的巨变使河北大族处于两难的境地：河阴一役，公卿荡尽，河北大族与北镇武人间的仇隙进一步加深；但这一时期双方的武力对比过于悬殊，而地方武装的实际控制者多是世家大族中较为次要的支系，他们多居乡里，对河阴之变感受并不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尔朱荣翦灭葛荣之举，反而间接地保全了他们的地方利益。在一段时期内，河北大族既无明确的效忠表示，也没有公开的反抗之举，他们对北魏王朝尚存希望，等待尔朱氏在天下粗定后能够改弦更张，等待朝廷内部发生变化。尔朱氏讨灭邢杲之举，不仅剥夺了他们在青齐地区的生存空间，使其感到了切肤之痛，也表明了河北大族与尔朱氏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此后不久，孝庄帝被轼，尔朱氏兄弟分据内外，羽翼渐成，河北大族对北魏政权尚存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真正意义上的“潜图义举”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北魏末年这场空前的社会动荡中，河北大族的地方势力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卢文伟广积稻谷，率乡闾屯守范阳，却一战为杜洛周所擒；李元忠“率宗党作垒自保”，连破葛荣，最终仍不免被执；高乾兄弟出降后，“尔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解官还乡，又将高昂诱擒，“禁于驼牛署”。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以其一家一姓的势力已不可能保全自身的宗族利益，即使是最低限度的“结境自守”也很难实现，必须结成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选择和投效“明主”，成为这一时期河北地方豪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河北大族最初所选定的“明主”，是北魏正胤所在的孝庄帝。建明元年(530) 九月，孝庄帝诱杀尔朱荣，政局出现转机。为抵御拥兵在外的尔朱兆兄弟，无可依托的北魏王廷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地方豪帅，召高乾“驰赴洛阳”，“庄帝见之，大喜”，“以乾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召乡闾以为表里形援”。原被尔朱荣囚系的高昂，也被委以通直常仕、平北将军之职，高氏兄弟“援剑起舞，请以死效”。孝庄帝又“以河内要冲”，授封隆之河内太守，假平北将军、当部都督。与此同时，屯据范阳的卢文伟也乘机发动兵变，将尔朱荣余党侯渊逐出了范阳。
永安三年(531)十二月，尔朱兆攻入洛阳，幽杀孝庄帝，政局为之一变，无所依归的河北大族转而把希望寄托到幽州刺史刘灵助身上。《魏书·刘灵助传》：
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往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
刘灵助以数术为尔朱荣所重，又以督护河北流人北还之功官居幽州刺史，车骑将军，幽、平、营、安四州行台。“及尔朱荣死，孝庄幽崩，灵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谓方术甚能动众”，以“燕王”为号，起兵声讨尔朱兆。《魏书·叱列延庆传》：
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遂举兵唱义，诸州豪右咸结附。
以刘灵助寒微的家世和尔朱荣佞臣的身份，本不至有太大的号召力，而自恃名家大姓的河北诸豪反应却异常积极，“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者诸村共屠之”。卢文伟与刘灵助“同谋起义”，“灵助克瀛州，留文伟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封隆之、高乾兄弟攻袭州城，“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共为影响”。李元忠族弟李密“乃结豪右，与渤海高昂为报复之计”；宗人李愍“潜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及高昂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义举”。河北地区的大小地方武装逐渐在“燕王”的旗帜下聚合起来，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反叛势力。普泰元年(531)，刘灵助轻敌冒进，兵败被杀，至此，高欢便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人物。
关于高欢的种族渊源及其历史作用，学界已有成论，本文不拟铺陈过多，暂就高欢举兵过程中与河北大族的关系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
高欢以一介武夫成就帝王之业，除时势使然外，自有其雄才武略；然成者王侯，败者寇贼，乃世之常情，旧史在其本纪之中不免多有溢美，如谓高欢早年至洛，见张彝被害，“倾产结客”，“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云云，似乎高欢早在尔朱氏帐下之时，就成为众望所归的“英主”。然百密一疏，终有破绽可寻，《北齐书·文宣帝纪》：
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姻亲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歙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
这段记述原旨在称颂高洋之“夙惠”，却在无意间暴露了高欢在河阴之变前后的窘困之态。宋人叶适有感于此，论曰：“高欢素无资业，赤身依人，未曾温饱，辄已投箸而反”，“衣食尚不自给，产何所倾，而天下清浊，亦竟何在？”[35]这一时期，作为尔朱荣的亲从的高欢，自身无明确的政治目的，也缺乏足够的实力。
高欢势力兴起的关键是取得了原六镇兵士的控制权，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36]《隋书·食货志》：
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
《北齐书·神武纪》：
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已。……（尔朱）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
在六镇军权易手的过程中，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这批兵卒的实际数量和高欢对军队的控制程度。《北齐书·神武纪》谓高欢与尔朱兆决战之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数量与前文相去甚远；《魏书·尔世隆兆传》称高欢东出并州，尔朱氏“恃其强，不以为虑”，似乎也没有把这批兵卒放在眼中。细绎史传，高欢到任之时，“二十余万”军卒已“诛夷者半”；高欢东出，遣军留守，兵力又打折扣。高欢带入中原的军卒中，大部分原非嫡系，因而有所谓“尔乡里难制”之语[37]，才有矫诏以激其变的周折。高欢所面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并肆饥馑，士卒寒馁，军心不稳，从高欢接手“并肆之众”到率部东出的数月间，其主要活动几乎都是以“逐粮”和掠夺军需为目的。以这样一支疲弱之师，欲与尔朱氏争夺天下，尚需假以时日。总之，高欢在取得河北大族的支持以前，实力有限，尚未形成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不得不打着尔朱氏的旗号，行抄掠之事。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军次信都；三月，刘灵助兵败被杀。高欢的出现，使一时间群龙无首的河北大族又一次找到了希望所在。对后者而言，六镇军卒虽疲弱，但作为正规部队，仍是唯一一支能够与尔朱氏抗衡的力量；高欢虽出自尔朱荣之亲从，却与尔朱兆兄弟嫌隙渐彰，不失为一股可以利用的政治势力。他们对高欢的期望不外两个方面：其一，明确表明反叛尔朱氏的态度；其二，切实保障河北大族的地方利益。高欢东出，李元忠“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慷慨流涕”，“进纵横之策”；高乾谓“高晋州雄才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今日之来，必有深计”，力排众议，亲往关口迎谒；封隆之“遣子子绘迎于滏口”，卢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诚”，《关东风俗传》中“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一句所记述的即是这段史实。
这一时期，高欢自身羽翼未丰，尚需借重河北的地方武装，此为显见之事；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军队的粮食给养匮乏，军心不稳，欲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取得河北大族的支持。大乱之后，中原饥馑，粮食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手中。《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
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故杜、葛之后，饥馑荐臻，唯仰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干椹之力也。
对于高欢来说，反旗尚可缓举，而粮草问题则是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李元忠见高欢，谓“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劝其移兵冀州，可谓切中时弊。高欢对此心领神会，一面与渤海高氏叙亲从之旧，做出礼士之态，一面整肃军纪，无犯于“民”，以取得河北大族的信任。
从普泰元年二月军次冀州到同年六月“信都举义”，短短数月之内，原为“燕王”刘灵助所节度的河北地方武装几乎全部投归到“高王”的旗下[38]。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获得了充足的粮食供应，士卒得到休整，战斗力大为提高；外有高氏兄弟、李元忠父子攻城掠地，内有封隆之、高隆之等谋划其间，一个以推翻尔朱氏政权为目的的政治联盟逐渐形成。
出于各自的不同利益，河北大族与高欢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与摩擦。“信都举义”之前的几个重大战事大多由高乾、李元忠等人独立承担，高、李之辈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死战，用意之一即在于促高欢速反，不给后者以依违反复的余地。而高欢则屯兵信都，受尔朱氏渤海王之爵，领大行台之职，“养士缮甲”，数月引而不发。及“信都建义”之时，仍“尚未显背尔朱氏”，直至高、李袭取殷州，局势明朗，方谓“今日反决矣”。《北史·李元忠传》载定国之后君臣叙旧之语，李元忠言“比来寂寥无人间，更欲觅建义处”，高欢答“此人逼我起兵”，隐约透射出了其间的波折[39]。两股政治势力就是在这种相互试探、相互摩擦中逐渐聚拢到一起。高欢与尔朱氏之间战局未开，高下之别已见。普泰二年(532) 闰三月，邺城一役，高齐大势初定。
六 余论
魏齐易代之际，关东诸豪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动向大致如上。《关东风俗传》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对北魏以来地方大族的演进过程作出重新审视。
北魏入主中原，百有余年，武功强盛，文治灿然。整饬吏治，迁徙豪民，手段不谓不酷；行三长制，颁均田令，政令不谓不严，而一旦六镇发难，群雄并起，辽阔中原又成豪侠纵横之地。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洄流呢？
青齐数州自北魏中期(公元470年)后才正式纳入北魏版图，这一地区的问题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论，所谓青齐土民，多是十六国后期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世家大族，得到了南燕政权的大力扶植；从公元420年刘宋灭南燕至公元470年北魏平青齐的五十年间，这一地区属于南北政权都鞭长莫及的偏狭之地，强宗大族乘时而立，形成所谓“彻底土民化的时代”。
北魏平定青齐后，对这一地区的地方豪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迁徙，这就是学界所熟知的“待以客礼”和“平齐民”，强宗大族在经过这次打击后一度沉寂下来。但是，承历史之积弊，“百室合户，千丁共籍” [40]的状况在这一地区已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欲求彻底改观还有待时日。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后，一些大族的后裔又通过各种途径返居乡里，地方势力呈复燃之势。《关东风俗传》所描述的大族“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现象，正是基于这一特定区域的特定历史背景。
如果把北魏末年青齐变乱的局面与60年前北魏平齐时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北魏末年的青齐地方势力已有所削弱，史传中所见的“土民”多为下层吏民分散的小规模行动，很难形成先前那种以大族为核心的有组织的地方武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青齐豪强的上层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一些平齐时被“待以下客”的大族（如平原刘氏），声望与势力已大为衰落；而一些被“待以上客”的大族（如清河房氏），则已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反而被魏廷委以征讨土民之任；在一些大族之内，动向也不一致，泰山羊侃率众起兵，其弟羊深却为门户之计，“斩手全躯”，赴京告变。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北魏王朝平齐之策的实施有着直接的联系。
青齐诸豪于北魏属新附之臣，在仕途官宦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歧视与排抑；加之南北关系的影响，他们与北魏王朝及河北世家大族之间有一定的心理隔阂，各个家族中不断有成员南归数十年间仍维持着一种或南或北的态势。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土客”之争，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隔阂。在魏齐易代过程中，青齐诸豪反应消极，多持观望之态，并有少量的反叛活动：早在尔朱荣入洛前后，羊祉之子羊侃即率部南叛；孝武帝入关，羊深构连樊子鹄，“不从齐神武，起兵于兖州”，“于泰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毕义云“在州私集兵马，将以自防”。直至侯景南叛，在上梁武帝表中，也把青齐数州列入“可遣数骑以喻慰”的有隙可乘之地[41]。
东魏北齐时期，青齐地区的社会矛盾仍旧十分尖锐，属易动难安的“难制之地”。高齐立国，对这一地区所采取的策略可称之为“以河北制河南”，即以河北大族充任青齐守牧，兼以镇压土民反叛：
高慎（高乾弟）：太昌初，为光州刺史。
高季式（高乾弟）：天平中，为济州刺史。
封隆之：武定中，以本官行济州事，转齐州刺史。
封延之（封隆之弟）：中兴初，青州刺史。
李元忠：天平中，光州刺史。
卢文伟：天平末，青州刺史。
遣往青齐地区众多“元从功臣”，多有亲从部曲相随，高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仗器甲皆自备”，先后出兵讨灭了刘盘陀、史明曜、路文、绪显等土民武装。
在镇压土民反叛的同时，东魏王朝还对青齐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清理。《魏书·孝静帝纪》：
武定二年冬十月丁己，太保孙腾、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二十余万。
从《魏书》记载的情况看，这次括户的范围似乎遍及东魏全境，但据《北齐书·孙腾传》：
武定中，使于青州，括浮逃户口，迁太保。
又据《北齐书·高隆之传》
武定中，为河北括户大使，追还，授镇军将军、录尚书事。寻兼侍中，续出行青州事。
两位主持括户的重臣均被派往青州，足见这一地区才是括户的真正用意所在。
文宣帝天保年间，又对青齐诸豪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迁徙，这就是《关东风俗传》所仅见的“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青齐诸豪一蹶不振，地方势力基本得到控制，终北齐之世，没有再发生大的骚乱。
同青齐诸豪相比，河北大族的问题所涉及的历史更为久远，地域更为辽阔。河北大族与北魏政权合作的历史已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久，河北最为主要的世家大族都已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王朝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当中，转变成较为“官僚化”的士族。他们中的主要成员或移居京师，或出任外藩，以俸禄为主要经济来源，以官宦自达，与乡里的关系日渐疏远；他们以婚姻为纽带，与鲜卑贵族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皇权有着更为紧密的依赖，因而在突如其来的变乱面前失去必要的缓冲。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42]，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
从另一个方面讲，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北魏末年，王朝赖以维系的武力基础逐渐分裂，宗王与帝室离心离德，武人与文士怨媾互生，“内无可用之强兵，外无可依托之州镇，部落离心，浮华气长”[43]。孝明帝之世，北魏逐渐放弃了立国以来挫抑豪强的策略，转而利用地方武装以平息内乱。在北魏政府的默许之下，“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44]，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魏齐之间北方地区诸豪并起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东汉末年和两晋之际的社会状况，但历史的演进毕竟不是简单的循环或停滞。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分化与整合，经过北魏百余年的治理与调整，特别是在三长制和均田制实施以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以及地方大族的宗族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北史·李元忠传》：
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乃焚契免责（债），乡人甚悦之。
“出贷求利”以及“焚契”本身即反映了大族与乡民间的一种契约关系，这与汉两晋之际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状况有着显著的区别。《北齐书·高乾传》末附“随义”诸人，计有呼延族、东方老、刘贵珍、刘长秋、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棒、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王桃杨等十余人，均称作“乡人部曲”，但其本贯却出自浮阳、乐陵、安德等不同的州郡，豪强武装成分复杂，是河北流人在转徙过程中逐渐聚合的结果，并不能直接反映宗族自身的势力，因而史臣谓“高、李二公，无一人尺土之资”。对于这种类型的宗族关系，谷川道雄先生所提出的解释是：“依附于豪民的民众，经常以所谓宗族、乡党的用语来表现，也就是说，在这种结合中，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成为媒介。他们与豪族所蓄奴婢、佃客那样的隶属民有所不同，基本上是自由民。一方面身份自由，一方面又依附于豪族并在其强烈影响下，这种乍看似是矛盾的关系，正是豪族共同体的特征。”[45]谷川先生力图用“豪族共同体”的理论涵盖整个六朝社会，但笔者认为，以这一模式解释北朝后期的豪族结构，似更为确切。
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尚不能清晰地把握社会下层变动的翔实脉络，但从诸豪的动向中，却已经隐约感觉到这一变化的某些后果。世平居乡为豪，时乱则称兵而起，本是汉魏以来地方大族的一贯特性，而以魏齐间豪族自身的有限实力，连结境自保都变得十分困难，更谈不上称雄割据。纷起的“燕魏诸豪”中，无一人敢于称王称帝，他们不得不辗转往复于“魏主”、“燕王”与“高王”之间，寻求能够保护自身利益的“明主”，致力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央政权。《北齐书》谓封高之辈“力谢时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旌，用叶本图。高祖因之，遂成霸业”，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河北大族与北镇将帅之间种族、文化有别，其合作的基础是以讨灭尔朱氏为目的的。强敌一去，二者间的矛盾与冲突就逐渐显现出来。所谓“齐氏元功，一门而已”，封高之辈“非颖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46]。因而才有高乾被诛，封、李郁郁之事。
终北齐之世，河北大族与北镇将帅两股政治势力始终未能很好的整合到一起，北齐设尚书并省，齐主往复游弋于晋阳与邺都之间，或许就是这种政治格局的直接体现。饮鸩止渴的结果只能是授首待毙，河北大族既然选择了高氏这样一代“明主”，就注定要付出部分地方利益以至自身性命的代价。河清三年，北齐颁均田之令，在邺都畿内这一大族聚集的腹地为鲜卑王公占田圈地，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有组织的反抗[47]。
杨隋代周之际，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地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动荡。《隋书·高祖纪》：
（大象二年）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遂举兵东夏。赵魏之士，从者若流，荀日之间，众至十余万。
尉迟迥的反叛，乃是出于关陇集团的内部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应之而起的数万“赵魏之士”中，却几乎见不到什么大族的活动。《周书·尉迟迥传》记述了这次战斗的详细经过：
迥旧习军旅，虽老病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韦）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与李询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大败，遂入邺。
平民聚众观战，可谓战争史中的一次奇闻，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的地方大族势力的衰落，北魏末年所形成的那种豪族为核心的政治与军事实体至此已寿终正寝。
《关东风俗传》述大族之盛，自“六国失驭”，一直谈到北齐“文宣之代”，在作者的心目中，豪族之弊是历朝历代所难以避免的痼疾，这显然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从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关东风俗传》所记述的社会现象，或许恰恰是地方豪强在中古历史上最后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