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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歌少年成名。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和《萌芽》杂志走出的少女颜歌，天然拥有旖旎多姿的想象力和踵事增华的语言风格，正如她的自白：“我父母都是中文系毕业的，从小我惟一的玩具就是他们的书，因此，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写作，能够当‘作家’，然后就顺理成章开始写，一边写，一边在大学里读文学，到现在10多年了，写作成了我的基本状态。”颜歌温和感性，敏悟而善思，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化教养，她从走上创作之路伊始便有意经营克制的叙事策略，使其小说具有早熟的文学品格。2011年留学美国的颜歌创作了长篇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单行本名为《我们家》)并发表于2012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这篇小说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她也因此获得了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自《我们家》起，颜歌似乎可以去掉那些为了增强市场效应和夺人眼球而添加的定语，而只称“作家”“作者”，自《我们家》始，颜歌的写作正式归队。 青春魅影：异化与异类 2002年颜歌在《萌芽》杂志上发表处女作《锦瑟》，在小说的开头，她让主人公锦瑟在鬼气森然的氛围中登场： “我忘记了回家的路，在这条寒冷又肮脏的巷子里。只剩下茫茫无边的雾气，一片空白，我泪流满面，蹲在一只死去多时的老鼠旁边。这时候有人来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一个女子模糊的脸庞，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对我微笑。她对我说，走吧，回家。她这样说，并且呵出美丽的白色雾气。她说走吧，回家。于是我跟着她走……” 这段文字不算出众，然而对照颜歌以后的写作，却显得颇具意味。来历不明的狐鬼精魅倏然出现在寂寞而迷茫的主人公身边，或互诉衷肠，或百无聊赖地相伴，寥遣孤寂而已。自此，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鬼影便常常徘徊在颜歌的小说之中，它们飘忽游弋在我们的世界，但是只有主人公的眼睛才能捕捉得到它们的魅影。 在长篇小说《五月女王》中，幼年失母的袁青山时常看到一抹踟蹰徘徊的鬼影，来自这个暧昧不明之物的拥抱，成为孤独异常渴望母爱的孩子的惟一慰藉。在中篇小说《白马》中，颜歌设置了一个特殊的魅影——白马。这篇记录在小镇孤独生活和有着遗传性癔症的少女成长之殇的小说里，“我”所看到的尾随小镇众人的一匹匹白马，隐喻了现代人千疮百孔的灵魂或永不可知的人心。诚然，颜歌是以异化对抗异化的，飘忽的魅影是一种暧昧的效应，它们是支离破碎的世界在孤独而敏感的心灵里的投影，而在一个孩子内心的投映之下，人们看似熟悉并和谐的世事人情，如此疏离、冷漠而陌生了起来。 在颜歌的小说世界，虽没有森然鬼气和荧荧鬼火，但是叙事者带着异常敏达之心和冷静的眼睛观看这个惆怅寂寥的世界，那种荒烟弥漫、怅然若失的氛围每每挥之不去。颜歌早期创作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朔夷》《锦瑟》《飞鸟怅》和长篇《关河》等作品，大多敷衍旧事，阅人述事，洞若观火，在历史、传说与志怪之间驰骋想象力。今朝欢乐，明朝白骨，生命与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不过是一线之隔。 长篇小说《异兽志》是颜歌经营异化叙事学的典范之作，这是一部依从“庄生迷蝶”的古老哲学命题敷衍铺陈而来的现代演义。颜歌虚构了一个人类与异兽杂居的世界——永安城，那里生活着九种拥有不同习性、生理特征和种群历史的兽，它们与人类发生了爱恨纠葛的故事。显然，兽的名称象征了它们所代表的某种人性特质：曰“舍身”，象征人与人不可避免的内讧、自戕的阋墙之争；曰“穷途”，象征人性的绝望与堕落；曰“喜乐”，象征人之初的纯真与美好；曰“悲伤”，却象征爱与美的极致之态……颜歌笔下的精魅与异兽绝非魑魅魍魉，它们不具备伤人的攻击力和惑人的歹心，它们因代表某种极致的精神与特质而易于“被侮辱与被损害”，反而是屡遭常人庸众伤害的弱势者。《异兽志》接近尾声的一段文字是，“很小的时候，母亲对我讲过那个城市，是永安城中的每个孩子都会听到的。母亲说，你要乖，不要乱玩水，否则来归兽会把你带去亡灵的城市，它就在永安地下，无比旁道，永远找不到边界和出口，无论医院、教室、公安局，所有的建筑都是灰色，无论冰激凌、巧克力、饼干，所有的食物都索然无味，你一去那里，就再也回不来。”这既是母亲的枕边故事，也是关于这本小说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寓言和谜底。 《五月女王》则是一篇异类少女的成长小说。袁青山人如其名，妙龄少女却长成一座巍巍青山。她是小镇的异类，身世暧昧。异类袁青山却成为了小镇的救星。在某个深夜，在小镇人们酣睡之时，袁青山用巍巍之躯堵住了即将崩溃的堤坝。小说的偶数章节，以类似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的形式，用一位人物名字为题，描写了数年后叙述者“我”眼中的小镇众生相，“我”看到了一个个怪诞、孤僻而神秘的人物和他们的死亡，每一次死亡无不与袁青山有着秘不可宣的关联。 当然，《异兽志》一定不能算作成熟之作，人物塑造太易显出感伤的痕迹和倾向，《五月女王》的后半段蓦然将叙述焦点由袁青山转至妹妹袁清江，也影响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和感觉，然而，颜歌用异类与异兽的故事，毕竟呈现出了一个“80后”女性所体察到的人心灵底层迷宫镜城式的景象。而多年前，那半明半昧的雾气之中，站在巷口，四下张望人间，望着精魅式的红衣女子走向自己的女孩，已然为女作家预习了创作的姿态。 新一代的成长小说： 少女成长与女性心理症候 颜歌的许多小说都可以归于书写成长的范畴之内。处于成长的正在进行时的颜歌，与同代作家一样，大多展示了带有自我标志的青春生命的片段化情景，是一次成长之路上述说、发泄和整装再出发。颜歌书写成长，讲述的是关于女性(或称少女)个体生命伤痛的故事，源自个人经验的切肤之痛成为作家的情感依据，所以她需要更大的书写勇气。 颜歌少年失恃，命运让一位敏瞻而多感的女作家过早地承受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哀痛。阅读颜歌的小说，一不小心便会撞到描述人物失母的情节时那起落沉浮的触目的疼痛。长篇小说《良辰》是颜歌写作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文本。它呈现了作者绚丽而感伤的文采，臆想窜藏，情思流转，没有来路和出路的情节布局，汇集在叙事者天马行空拼贴图画式的呓语和幻想中，不确定的叙事氛围构成了《良辰》独特的诗意视景，因此成为颜歌作品中最“难读”的一部小说，“是一个思绪混乱，感觉却精准到位的文本”——郭艳对《良辰》的评价可能代表了很多读者的感受。《良辰》类同于那些颠覆经典叙述模式的影片，无所事事的少女与少年顾良城扮演了十个不同身份的角色，在相似的城市布景之下，出演了一连串相遇、相恋的故事。十个故事不妨看作青春与人生的不同向度。然而，颜歌在《良辰》的后记《年年月月》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本书，实际上，从头到尾，情人只是一个噱头，它是关于母亲的，关于那个最爱你的人，你最爱的人，离开了你的人，再也不回来的人。”因而，《良辰》中所写的爱，带着鲜亮而柔软的童真，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痛的缠绵入髓，不知所踪。 母爱的匮乏使得父亲成为家庭惟一的支撑、核心，成为孩子在家庭中的关注焦点——“现在我只有我的父亲了”(《年年月月》)，独特的家庭结构产生了颜歌小说中两种典型的心理情结，一是常见于西方小说的女性俄狄浦斯情结。这种因创伤、缺乏而产生的某种心理痼疾：永远迷恋着种种父亲形象，以其成为代偿；不断地在对具有类父形象的年长者与强有力的男性权威者的迷恋中，在寻找心理补偿的同时，下意识地强制重视被弃的创伤情境。于是在《五月女王》《白马》《声音乐团》中，我们可以看到含辛茹苦抚养女儿的父亲，幼年时父女之间温馨甜美的回忆，父亲对家庭的抛弃，以及女儿们对父亲挑选的再婚对象的排斥。一是女性自我成长镜像的消失，使得颜歌对母女和姐妹情谊的书写呈现一道曲折而清晰的轨迹。颜歌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声音乐团》中，塑造了刘蓉蓉和母亲杨英这一对极端对立的母女关系。母女、姐妹之间的战争和自相戕害是一种典型女性文化的症候，一边是血缘、性别、命运间的深刻认同，一边是因性别命运的不公与绝望而拒绝认同的张力。总之，颜歌的少女成长故事中，始终在为自己构想或追寻一个小说世界的“家”，从体验来自鬼魅精怪的母亲怀抱，到对一个理想的父亲的渴求，到她对姐妹情谊欲行还止的挣扎，到对英俊聪慧少年爱情的梦想。于是，她写出了《我们家》。 跨越代沟：我讲我的家族史 刻意标榜特定风格或素材，未必是一个好作家的所长或所欲。颜歌的小说由拟旧写到新鲜的当下，可见其写作兴趣的宽广。“在我的创作图景中，经常出现的地名有两个，一个是永安城，一个是平乐镇……我是说，我在写的是我的故乡，平乐镇，或者是郫县的郫筒镇，写城乡结合部，写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放置着工业城市排泄物的混浊、迷蒙、尴尬之地，写这里的父老乡亲，写他们琐碎的善良和懒散的邪恶。”(《相信并且敬畏》)颜歌的创作目标可谓明确，而一个以“平乐镇”为中心的文学故乡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剥除了仿古拟旧式的外衣，揣摩同代和上代人的心声的世故，以及一种宜嗔宜喜的风情，可为我们阅读和关注这位青年作家的起点。颜歌擅长说故事的能力在新作长篇小说《我们家》中得到证明，小说用“我”——平乐镇上一个家庭里的孩子段逸兴的视角和叙述口吻，讲述了她的爸爸、妈妈、奶奶、姑姑、伯伯的故事，为了给奶奶过寿而聚集在一起，而偏偏爸爸在与情人偷情时突发心脏病入院就诊，自此，所有家庭的矛盾、隐私和历史，随着家人重聚而逐渐重现天日。地道的川西方言恰如其分地点缀在人物的对白之中，读来谐趣丛生，加之小说自始至终充盈着对川系小吃色香味的酣畅淋漓地描写，饱满的通感使得《我们家》成为一部带着辛香麻辣川菜滋味的小说。 颜歌是一位富有耐心的小说家，她对小说形式创新的奇思，在业已问世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可见一斑。《异兽志》拥有人与兽两条不同又相关联的线索，看似并列的九个以兽为名的章节，却带着不断自我挖掘和解释的复杂结构。《五月女王》穿插讲述相隔数年的两个时间的故事。《声音乐团》是一个俄罗斯套盒似的复调式文本。《良辰》是两个主人公在不同背景下演绎的10个相似的故事。而在《我们家》里，叙述者“我”作为这个大家族孩子的身份，以及小说所有人物以家庭的伦理称谓被指认和叙述，这两个特点构成了这篇小说形式上最为奇特而引人入胜之处。颜歌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小说中爸爸、妈妈、奶奶、伯伯这些家庭人物的伦理负担，爸爸薛胜强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豆瓣酱厂的厂长，他嫖妓、偷情，谎话连篇，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然而，爸爸又是一个精明、豪爽、孝顺、讲义气、有几分“瓜”的男人，他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通而颇具典型性的人物。薛胜强是颜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颜歌又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家族的称谓和人物的亲缘关系，她明里暗里地提示着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未露面的叙事者段逸兴的长辈，而“我”对你们的世界洞若观火。颜歌那些荤腥不忌的描写身体、性爱的语句，以“爸爸”、“我爸爸”为主语更增加了陌生化的张力。 诚如颜歌的自述，这部小说在构思之初，具备将家族史与郫县豆瓣史掺杂一起，构建成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的可能性。然而，颜歌没有选择前辈作家们常常使用的将家族史附会于国族历史的老路。她将家族的孩子段逸兴，在读者的期待中彻底隐去身影，仅仅作为叙述者语笑嫣然地讲述了家人和父老乡亲——那些大人们荒唐肆意的生活趣事与窘境，颜歌游走其间，带着莞尔又不无理解及同情的眼光看待一切，这种怡然轻松的叙述姿态，代表了颜歌对父辈们的理解、接受及包容之心。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我们家》中的叙述者“我”虽然也是一个与颜歌年龄相仿的少女，然而叙述者在性格类型与感知方式上，与颜歌早期拟旧和成长系列小说已有所不同。颜歌没有放任自己成为文本世界中无法长大成人的“滞留的少女”(戴锦华语)。她日益成熟而冷静，将个体生命的痛楚更深入地内化到精神气质之中，而不再浮于文本的语言的表面和营造的氛围之中，小说的故事也不再囿于书写少女成长之殇的一隅。小说家颜歌从此告别了自己的青春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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