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 (2013-10-29 20:25:04)  一、简略的回顾 笔者既往曾撰《论左传预言》(注：《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左传材料来源考》(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孔子不修春秋辨》(注：《史学理论》1993年第2期)等三篇文章。本文拟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左传》的成书年代和编撰过程。 涉及《春秋》与《左传》的研究，前人著述极多，自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以来，直至清季及近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而尤以清代为最。具代表者如唐陆淳，宋叶梦得、苏辙、魏了翁、程公说、吕祖谦，清毛奇龄、惠栋、顾炎武、万斯大、惠士奇、刘文淇、洪亮吉、梁履绳、高士奇、焦循、崔述、顾栋高，乃至近代康有为、刘逢禄、章炳麟、崔适等人，皆有专著。其观点看法既繁，且凡治《左传》的学者皆不陌生，本文下面的论述中亦有所涉及，故此处不具引。 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虽有不少研究《左传》的新作，然与本文所论内容有关者不过赵光贤、童书业、杨伯峻、徐仁甫、胡念贻数位先生的著作。赵师《左传编纂考》所持《左传》既非刘歆伪造亦非吴起子夏诸人、其作者为鲁人左氏的观点，笔者深为信从，本文将以此为前提做进一步研究。 我对《左传》成书年代的论证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仅仅依赖于个别已验与不验的预言等孤证，而是同时通过对《左传》所取材料来源的具体分析，说明《左传》之所以成书于那个时代的必然性及其原因。 因笔者的上述诸文发表时间较早，故在开始本文的阐述之前，有必要将已往个人论证过的问题略做回顾，以便读者对本文立论的前提有所了解。由于《孔子不修春秋辨》的内容与本文关系不大，姑不论，这里仅简介其余两文。 (一)《左传》预言问题。 《左传》中有很多预言，有的预言当时之事，有的预言几十年后事，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这些预言大多奇验，其总数在一部《左传》中当以百计。 自古及今，凡治《左传》的学者都对《左传》中的预言深感兴趣，论述颇多。这些论述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关于预言的作者。一部分学者根据《左传》预言大多奇验，故认为左氏专好造作预言；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左传》预言皆系后人附益。第二，由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由于《左传》中有一些不验的预言，故许多学者往往据此来推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笔者在《论左传预言》中论证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左传》中的许多预言既不是出自左氏编造，也不是出自后人附益，而是由左氏取自各国史书。其二，《左传》中的预言来源不一，并非成于一时，有左氏取自史书，有左氏自造，也有后人窜入。因此，单纯依靠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其三，昔人皆以为《左传》预言有验有不验，但实际上，完全不验的预言《左传》中是没有的。《左传》预言绝大部分皆验，极个别预言是有时限的或在一定程度上的应验。如文公六年预言“秦之不复东征”，哀公九年预言“赵氏其世有乱”，若以《左传》成书时期的历史去考虑，这些所谓不验的预言其实也是有一定时限地应验了的。 上述论述，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此不赘引。 (二)关于《左传》的材料来源。 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阐释并论述了如下观点：《左传》原书主要由两部分材料组成，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这是当时的史官实录。这部分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那些时间交待得清楚具体的文字，属于第一手材料，最为可信。我们要了解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主要应着眼于对这部分材料的研究。二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一般来讲，《左传》里凡是长篇大论的对话，多属于取自战国传说(但并非全部)。 这一部分文字的史料价值不高，有些事情虽有一点史影，但已大大失真；还有一些则面目全非，根本不可凭信。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需要做很多剔伪存真的工作。左氏在编集整理时将来源于这两部分的材料揉合在一起，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间的痕迹和差异。 本文拟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分析《左传》于齐鲁郑晋诸国史料取材的详略及其原因，以及春秋时期史籍流散的过程，并进而考证《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 二、《左传》中的“君子曰”问题 在开始论证之前，还需首先解决一个与本文有关的问题，即：《左传》中习见的“君子曰”之类文字，究竟是左氏原文还是后人窜入? 关于《左传》中的大量解经语和解传语为历代经师所附益，学界已有定论，历代学者及当代徐中舒、赵光贤诸位前辈先生均有不少论述(注：然此中仍有一些尚待进一步厘清的若干问题，容另文探讨。)。然《左传》中习见的“君子曰”之类文字属于何种性质，目前尚有不同看法。如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 子臧好聚鹬冠，历代注家多根据这里的“君子曰”所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云云，解释为一种服饰，即子臧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其服饰与其身分不符，因而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果如此，则不过是子臧的个人爱好，郑伯何以“闻而恶之”，甚至到了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这是明显讲不通的。只有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得其真义，他说：按鹬水鸟，天将雨即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为冠象此鸟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图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自为不正之服，何须畏恶而遣人杀之?(注：《匡谬正俗》卷四) 这段话讲得极为精辟，无需再做诠释，可惜却被历来治《左传》的学者们所忽视了。可知所谓“好聚鹬冠”，是指喜欢聚集通晓天文占象之人，而并不是指喜欢聚鹬鸟的羽毛作为冠饰。这位发议论的“君子”竟然将之解释为“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说明他根本不懂“好聚鹬冠”的真义。如果“君子曰”真是左氏自己发的议论，他怎么会连自己写的东西的意思都不知道呢? 《左传》中还有一些“君子曰”，其本身就是解经语。例如昭公三十一年《春秋》经：“冬，黑肱以滥来奔。”传：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故曰：《春秋》之言微而显，婉而辨……” 此段“君子曰”完全是解《春秋》经所说“冬，黑肱以滥来奔”。其中“贱而必书”，“《春秋》之言微而显，婉而辨”，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解经语。如前所说，《左传》中的大量解经语和解传语为历代经师所附益，学界已有定论，故其为解经者借“君子”之口而发的议论，是显而易见的，自然不会是《左传》的原文。 历代解经的经师不但喜欢借“君子”之口抒发己意，有时还索性假借某位名人之口来大发议论。故《左传》中的“某某曰”一类的话与“君子曰”一样，其中很多也是后人所附益，而非左氏原文。例如桓公二年： 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为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所谓“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云云，其实古代并没有这种说法。按：仇、雔、雠、逑诸字，古时通用，其义都是“匹”。“雔”字出现最早，商代金文中屡见，其形像两鸟相向。又商周金文中均有“雠”字，其形像两鸟相反，中间为“言”。其义为相应、相对，所以后来训“匹”。《说文》：“仇，雠也”，“雠犹应也”，即是此意。它本来没有什么怨不怨的含义，《诗经》中很多地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义为“同伴”，即“匹”之义，指赳赳武夫是公侯的好伙伴。《秦风·无衣》：“与子同仇”，疏：“与子同为仇匹”，亦训仇为匹。所以，“仇”的本义仅仅是指匹、对，并无所谓爱怨喜恶。而且“怨耦曰仇”的说法用在这里，以情理度之即知其谬，因为没有人会以这种含义的字为孩子起名；而以“匹配”之意训“仇”就很好理解了：不过是希望儿子像自己的意思。 由“仇”有“对”义，后来才发展为仇敌之仇。故段玉裁言：“仇、雠本皆兼善恶言之，后乃专谓怨为仇矣。”(注：《说文解字注》)由此可知，师服所谓“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师服是西周时人(晋穆公时大夫，约当鲁孝公、惠公之时，在春秋以前)，证之《诗经》，西周时“仇”尚无“怨”义，更何况师服所言之“古”?故知所谓“师服曰”云云，必系后人伪托。 《左传》中还有不少“仲尼曰”，很多也不像是孔子的话，因为它们与孔子的思想明显不合。如昭公二十八年：“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终，其长有后于晋国乎!’”又如昭公二十九年：“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这些都很明显是后人为了对应后来发生的三家分晋而编造的预言故事，假孔子之口而发。实际上孔子是从不喜欢预言祸福休咎的。 还有其他一些与孔子思想不合的议论，前人已有论述，不再重复。总之，这些都是历代解经者自己抒发的议论，与孔子无关。昔儒曾谓左氏“是非谬于圣人”，其实是冤枉了古人。 当然，我们说《左传》中的“君子曰”、“某某曰”之类文字有些是后代经师发的议论，然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文字全部都是后人附益，《左传》中有些“君子曰”的确可能是原文所有。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及时贤多有阐述。估计在左氏原书中应当就有这种体例，其中有的可能是左氏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的著作，有的也许就是左氏自己的议论，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而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屡有附益，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 三、《左传》史料取材逐国析略 笔者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曾阐释并论证了如下观点：《左传》原书主要由两部分材料组成，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二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本节将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左传》取材于各国史料的具体内容，以便进而考证其成书年代。 (一)郑 郑于春秋初期国势颇强，然总体观之，除郑庄公时外，实不过一中等诸侯，居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之下。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郑处晋楚两大争霸国之间，于夹缝中图存，战祸频仍，国力日衰，故以往治《左传》的学者多对其不甚重视。前人所谓首王室，次鲁，次齐晋，然后才是郑、宋、卫。宋代程公说著《春秋分记》，甚至将郑列于蔡、陈之后。然只要细研《左传》便不难发现：实际左氏取自郑史官记事的材料，于诸国中乃为最全最多。 《左传》记郑事多为《春秋》所不载，且自鲁隐公至哀公，时间皆极为清楚具体。以鲁隐公时期为例，如隐公元年郑庄公克段，三年周郑交恶，五年郑人侵陈，七年郑宋之盟，八年郑公子忽如陈逆妇、郑伯朝王，九年郑大败戎师，十年郑取宋、卫、蔡三师、郑伯入宋，十一年郑伯伐许、宋，时间皆极为清楚具体。此后直至鲁哀公十二年，《左传》记郑事无不如此。 《左传》记郑事不但时间清楚，叙事又皆详实而不浮夸。如襄公二十九年及三十年记伯有之乱：(襄公二十九年)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子皙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襄公三十年)夏四月己亥，郑伯及其大夫盟……(七月)庚子，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辛丑，子产殓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壬寅，子产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国人于师之梁之外。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曰：“子皮与我矣。”癸丑晨，自墓门之渎入……八月甲子，(游吉)奔晋，驷带追之……己巳，复归。 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曾经论证：《左传》中凡是这类时间清楚而具体、叙事详实而不浮夸的文字，都是左氏取自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是各国史官于事情发生之后不久马上做的记录，它们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按照这一点去分析便不难看出：《左传》记郑事的材料，其特点是取自史官笔记者极多，而取自战国传说者则甚少。 这与《左传》记晋、鲁之事是完全不同的。惟关于子产之言行，乃传说与实录二者相杂，如昭公元年子产答叔向语，昭公七年子产对韩宣子语、对赵景子语，昭公十一年子产预言楚王有咎等等，皆极似取自战国传说。盖因郑本不过一中等诸侯，入战国后更行衰落，故有关它的战国传闻自然不多；然子产由于政绩卓著，至后世乃成传奇式人物，故惟于斯人之传闻传说特多。 (二)晋 《左传》自桓、庄之时即书晋事，然有清楚之年月日者则自鲁僖公四年记太子申生之缢始。此后直至哀公后期，所记时间清晰的晋事极多，且绝大多数皆不见载于《春秋》，而叙事皆详实具体。如僖公二十四年记重耳返国： 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此外，如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引用过的晋楚弭兵之会、城濮之战等材料，都是取自晋史官实录。 《左传》记郑事除了有许多取自晋史官的实录材料外，还有许多是取自战国时期的传闻传说，这是与记郑事不同的地方。因为晋是大国，又长期居盟主之位，故后世之传闻极多。 例如昭公元年医和对晋侯之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种数字与排比迭用的句式，是典型的战国文体，显然不是史官的实录，而是后代的传说。其他如文公七年郤缺之言，宣公十二年士会之言，襄公十四年师旷之言，昭公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语，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对赵简子语，昭公二十八年成对魏舒语，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昭公三十二年史墨答赵简子语等等，皆系左氏取自战国时期的传闻传说。 (三)鲁 《春秋》为鲁之编年体国史，而《左传》则“内鲁而外诸侯”，说明左氏应当是鲁人。 作为鲁之编年体国史的《春秋》，左氏是否亲见虽难于断言，然其所见历代鲁史官之个人笔记实多，此则《左传》本身足以为证。 如襄公十四年记襄公“使厚成叔吊于卫”，“卫侯在郲，臧纥如齐唁卫侯”；襄公十九年记襄公享晋之六卿，赐服；这些事情皆不见载于《春秋》。再如阳虎的活动，《左传》记之甚详，而《春秋》则完全不载。此类传有经无之鲁事，《左传》中颇多。即以隐公时代为例，如元年费伯城郎，改葬惠公；十年会齐、郑伐宋；十一年会齐、郑伐许，羽父弑公；上述诸事皆《春秋》所无，且皆有清楚之年、月、日。 除此之外，经简传详之鲁事亦甚多。如《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传》隐公十年：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伯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经言鲁师取郜取防，看了传文，才知道是郑师取郜取防，然后转送给鲁人的。六月庚午郑伯入郜，庚辰郑师入防，《春秋》皆不载，因为《春秋》是正式国史，记事力求简略，只记最后结果，鲁史官之个人笔记则记录了具体经过。 再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孙于齐……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九月戊戌，伐季氏……己亥，公孙于齐。冬十月辛酉，昭子齐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又如《春秋》哀公十一年： 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 《左传》哀公十一年： 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战于艾陵……大败齐师……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 上举诸例，如“归于我”、“以献于公”，等等，都是以鲁史官的口吻记录鲁事，但无论事情的时间和过程都比作为正式国史的《春秋》更为详细具体，是皆足以证明左氏所见历代鲁史官之记事笔记甚多。 然而，倘若与其他各国比较，则《左传》所记时间及过程具体而又为《春秋》所不载之史事，实以郑、晋两国为最多，鲁则次之。 至如隐公五年臧僖伯谏公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文公十八年太史克答文公言、昭公四年申丰对季武子言、昭公五年楚丘对庄叔语、昭公七年孟僖子临终语、昭公十七年郯子答昭子问等等文字，则或史实不符，或文体有异，与上述晋史之取自传说者同，皆应为左氏取自战国时代关于春秋时期鲁事的传闻传说。 (四)齐 自鲁隐公直至鲁成公，除有关诸侯盟会者外，《左传》所记齐事的时间多模糊不清。如齐桓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而左氏记其事迹殊简略。崔述谓“观《传》则晋文霸业盛于齐桓”，确是允当之言(注：《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民国古书流通处影印本)。这说明左氏所直接见到的齐国第一手史料不多，其有关齐事的材料大半取自别国史官的记载和传闻传说，故惟有关乎诸侯盟会之事时间特清，而记齐国内政则时间模糊。 但是到了鲁襄公、昭公以后，《左传》所记齐事忽然与前迥异，一变而为时间交代极其清楚。如记鲁襄公时期齐师伐莱，齐灵公卒，齐师入纪，齐师伐莒，齐崔、庆之乱，齐高氏之难；记鲁昭公时期齐栾、高之乱，齐燕之盟，齐陈、鲍、栾、高之乱，齐师伐徐，齐师入纪；记鲁哀公时期齐师救晋范氏，陈、鲍、逐国、高，立悼公，陈氏作乱、弑君等等；上述事件皆有具体之年月日，而且重大事件记述过程极细。如记崔、庆之乱，前后历时四年，具体日期凡十数见，主要人物的活动极为详尽系统。在这些取之于实录的材料之间，又掺杂以大量的战国传说，主要为关于晏子的言行和颂扬陈氏功德的故事。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鲁襄公以前的时代，《左传》关于齐事的记载主要取材于其他各国的史书，以及流行于战国时代的传闻传说。左氏直接看到的齐史官实录是在鲁襄公以后，即于齐灵公、庄公、景公、简公时代任职的齐史官所记的笔记材料。 (五)周 《左传》记周事篇幅不多，除见于《春秋》者外，有具体时间者甚少。惟记王室之祸乱却时间极为清楚。如记鲁襄公三十年儋括之乱，鲁昭公十二年成、景二族之乱，鲁昭公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王子朝之乱，鲁昭公二十九年杀王子朝余党、王子赵车叛，皆叙事详实，时间具体。特别是记王子朝之乱，前后五年，具体时间竟五十五见，于全部《左传》为最详。 由此我估计：左氏虽未见过系统的周室史书，但是见到过一些片段记录。如鲁襄公三十年儋括之乱，传记儋括失败后奔晋，故此段材料很可能是采自晋史。再如王子朝自称天子，失败后奔楚，带去大量典籍，召、毛、尹诸显族皆随同出奔，其中当然也有史官；左氏所见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很可能就是这类史官所做的记录。 (六)楚 《左传》记楚事篇幅甚多，然一般皆无具体时间，少数有具体月、日者多与诸侯盟会之事有关，其中涉及郑事者尤多。例如僖公二十二年： (十一月)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丁丑，楚子入飨于郑。 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聘于郑……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会于虢……三月甲辰，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郑大夫从。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 类似记载还有。总之，《左传》记楚事凡时间具体者，绝大多数皆与诸侯之事有关。 于楚国内政则惟有记载楚君之卒日时间清楚。 如文公元年记载楚成王之卒：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丁未，王缢。 昭公元年记载楚君郏敖之卒：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 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之卒：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 哀公六年记载楚昭王之卒：秋七月……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除此之外的楚事，时间率皆模糊不清，只有极个别的例外。一般至多只有年份，却无具体的月日。 由此可知：左氏并未直接见到过楚国的第一手史书文字。《左传》中凡是记载楚事的材料，大半应是取自其他各国史书，小半则是取自战国传闻。而且我推测：其中取自郑国史书的材料尤多。如上引三例，都与郑人的活动有关。再如昭公四年记载楚合诸侯，于郑人独多褒誉，言楚子问礼于子产，及椒举所言“礼，吾所未见者六”云云，都是明显赞誉郑国的话，显现出作为周室嫡胤的郑人对于虽然强大却是“蛮夷之邦”的楚国在内心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应是出自郑国史官之笔。正因为如此，所以《左传》记楚事时间大都模糊不清，而凡时间清楚者绝大多数皆与诸侯之事有关。至于楚子卒日以及其他极个别有具体时间的楚事，或是从赴告而知，或系采自郑晋等国史书及散见于各国史籍中的零星记载。 (七)宋 左传》记宋事与记楚事相类，往往颇为详细，如政权更迭之际，每备列六卿；然有具体时间者极鲜。只有昭公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记华、向之乱，时间特清。如昭公二十年： 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子援、公孙丁……癸卯，取太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 昭公二十一年： 五月丙申，子皮将见司马而行……壬寅，华、向入……六月庚午，宋城旧?{及桑林之门而守之。冬十月，华登以吴师救华氏……丙寅，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晋师至……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 昭公二十二年： 己巳，宋华亥、向宁、华定、华貙、华登、皇奄伤、省臧、士平出奔楚。 这几段文字当是史官的原始记录。其他有关宋事的文字则多系取自别国史籍，以及后代传闻及转抄之书。 (八)卫 《左传》记卫事与记宋事相近，虽篇幅较多，但取自史官原始记录者甚少，有具体时间的记事仅二三件。如襄公二十三年记孙、甯废立：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谷伐孙氏……辛卯，杀子叔及太子角……甲午，卫侯入。 昭公二十年记聩辄父子争国： (六月)丙辰，卫侯在平寿……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 此外其他记载多时间模糊。故左氏所见有关卫事的材料，原始实录亦只是零星片断，大部分当系后代传说及转抄之书。 除此之外，《左传》记吴越事篇幅甚少，而有具体月日者尤少。惟记吴师伐楚入郢及越师入吴等数事时间清楚。 《左传》记秦事的篇幅略与吴越等，而有具体年月日者则几于无有。其余陈、蔡诸小国皆大致如此。此诸国之事率与宋、卫同，都是至多只有零星史料系采自实录，其大部分则采自别国史书或后代传闻。 综上所述，可知《左传》取自春秋时期史官笔记材料中之最多最全者，当属郑、晋、鲁三国，而郑、晋实居首位。其余各国之取自实录者，只有片段材料或零星记载。而这些片段材料和零星记载的内容，又多为记录内部祸乱争斗之事。 四、《左传》成书年代考了解了《左传》取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笔记材料多寡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左传》的成书年代。 以往研究《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主要都是依据书中的预言。但我在《论左传预言》中已经论证：《左传》中的预言来源不一，并非成于一时，有左氏取自史书，有左氏自造，也有后人窜入。所以，单纯依靠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因为，我们固然可以根据《左传》中不验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却不能依据已验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的上限。例如《左传》中有“郑其先亡”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的。但这一预言究竟是出于左氏自造还是后人附益?就很难判断。所以，仅仅依据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其证据尚不够充分。 又有的学者根据《左传》所记史实的下限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但这样做也存在问题，因为往往对同一条材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而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例如《左传》最后写到韩、赵、魏灭知氏，有学者就据此断定《左传》的成书必在三家灭知以后，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系后人所加。再如《左传》中称楚“惠王”的地方有三处，其中两处见于“君子曰”，一处见于叙述文字。有学者就认为《左传》必成书于楚惠王去世称谥以后，但也有学者认为“惠”字是后人窜入。两种不同的理解，就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究竟哪种理解才是正确的?单凭这些孤立的文字便很难断定。 我认为：要判定《左传》的最初成书年代，最好不要单凭一两处孤立的文字——因为孤证往往是脆弱的；而首先应该着眼于那些大量存在的文字，看看这些大量的材料说明了什么。 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曾经论证：春秋时期以前，著在史官，《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聘鲁，观鲁《春秋》于太史，可知在当时，《春秋》是由太史掌管的秘藏史书。它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大事档案，是由历代任职太史妥善保管的。所以，除非出现了特殊的异常情况，这些国家大事档案(亦即国史)决不会被公之于众。 那么，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国家档案才会改变其秘藏的性质，公开流传到民间和其他国家，乃至成为私人著述里的材料呢?可以想见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是国家灭亡。一个国家灭亡之后，作为这个国家典籍之一部分的史书，也就自然不再具备过去那种机密而被尊崇的地位，而成为一种人尽可观的公开书籍。 二是国家内部发生不同贵族集团间的激烈斗争。斗争失败了的一方或逃往他国，或藏匿民间。如果这失败的一方之中有当时任职的史官，而这个史官在逃亡时又带走了一部分自己的乃至前任史官的笔记材料，那么随着这一史官的逃亡，记叙这一时期内事实的史书也就自然流散到了其他国家乃至民间。 此外还有这种情况：一次内乱之后，甲国的贵族逃往乙国，乙国史官根据逃亡的甲国贵族的讲述而记下了甲国内乱的情况；后来乙国灭亡了，随着乙国的史书之成为公开，关于甲国这次内乱的情况也就被公之于世了。 三是公室失权。公室失权之后，政在家门。原来为公室服务的史官，或转为各家卿大夫服务，或投奔他国，或沦为平民改谋其他职业。随着这些史官的散走，由他们所保管的历代史籍亦随之而散失。以上是一个国家的史书有可能由秘藏变为公开的可以想见的几种情况。 根据这一分析，再结合第一节的论述，可知《左传》成书之最早年代，必在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之后。因为左氏所见各国史书以郑国为最多最全，自郑庄公至郑声公，皆叙事详实而时间清楚。能够看到这样完整的郑国历代史官实录，除非左氏本人就是郑国史官——而这一点毫无根据，否则只能是在郑国灭亡之后。 郑亡的同时，晋亦丧于韩、赵、魏三家，鲁则早已鄙如小侯。《左传》中取诸史书的材料之所以以郑、晋、魏三国为最多，原因就在于此。 齐自灵公、庄公以来，内乱频仍，如高氏之难，崔氏之乱，陈、鲍、栾、高之乱，等等；斗争非常激烈，牵涉面很广，失败的贵族多逃奔晋、鲁诸国。随着晋、鲁等国的史书之流散公开，有关齐国这些内乱的情况也就大白于天下了。特别是在齐悼公(当鲁哀公之时)以后，陈氏得政，忠于姜齐的贵族纷纷逃亡，如国夏、高张、弦施、邴意兹等奔鲁，东郭贾奔魏，高无奔北燕，等等。这些逃亡的贵族之中，很可能就有忠于姜氏的史官。《左传》记齐事惟自襄昭以后时间特清，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此外，有关楚事的材料，凡属实录者多取自郑史书。其他诸国记事之中凡属叙事详实而时间清楚的原始记录，如周王子朝之乱，宋华、向之乱，卫孙、甯废立等等，则或是取自逃亡史官的实录，或是由接纳国的史官根据逃亡贵族的叙述而做的记录。 由此可知，《左传》于各国记事之篇幅多少及史料取材之详略，皆非偶然，乃是由左氏所见到的各国史书材料之多寡而决定的，而与国家之大小及重要与否无关。如郑虽是小国，但《左传》记郑事篇幅颇多，原因就在于左氏所见郑国史书最多最全。而秦虽是大国，但《左传》记秦事却篇幅甚少，而取之秦史者则几于无有。其原因就在于秦僻处西方，又不曾一度亡国或公室失权，也很少发生贵族外逃的事，故秦国的历代史书，左氏是不大可能看到的。 惟昭公元年秦后子出奔晋，《左传》有具体时间，这显然是采自晋史。 根据以上分析，《左传》成书于郑亡以后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否则左氏便无由看到如此之多而全的郑国史官材料。郑亡于公元前375年，这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此年，这是《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 至于《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我们可以根据那些最早的不验预言得出(注：所谓《左传》中的不验预言，实际都是有时限的应验，详拙文《论左传预言》)。例如《左传》中有“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这一预言所依据的史实当是秦在战国初期的落后。然自秦献公起，秦已经开始扭转颓势走出低谷，公元前364年秦大败魏，斩首六万，天子贺；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卫人公孙鞅西向入秦佐孝公，锐意革新；公元前360年天子致胙于秦。作预言者如果看到这些事，断不至于下此结论。这是《左传》不验预言中之年代最早者。无论这条预言是左氏自造还是后人附益，总之在公元前360年《左传》必已成书，否则它便不会被放入《左传》。再如关于岁星的预言，共五条，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已证明其皆作于公元前365年或稍后几年(注：详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由岁星之纪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和“再论《左传》之著作年代”两编，沈璇译，中华学艺社1933年版。他指出《左传》中的岁星纪事并非实际的天象观测，而是后代占星家以公元前365年所观测到的天象为标准的元始年，用无超辰法推步嵌入的。这一论证向为学界所信服，然仔细推敲则其中不无疑窦。盖襄公二十八年所记梓慎之言“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稗灶言“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襄公三十年所记“岁在娵訾之口”；至昭公八年所记“岁在析木之津”；恰恰记载了岁星由越出本位到完全超越一辰的进行性变化的情况，极有意思。 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容另文探讨)。这两条证据互相吻合，说明《左传》成书之最晚年代，不得迟于公元前360年，这是它成书年代的下限。故《左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60年之间。 五、关于《左传》原书的体裁今本《左传》是编年体。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注：此处所言纪事本末体，意指将一件件事情首尾始末完整叙述的体裁，不是史学史上所说的严格意义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或叫史事汇编，亦可)，以后经过后人改编，才变为分年附于《春秋》的编年体，成为后人所谓的“《春秋》三传”之一。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指出，但具体的演变过程尚论述得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论证。下面谨就此问题再作阐发。 我们说《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今本《左传》里有很多记事，其经后人割裂的痕迹十分明显。如卫献公出奔及复位，周王子朝之乱，宋华、向之乱，齐崔、庆之乱，楚灭江汉诸小国，等等，本来都是独立的记事，改编者为使经传相符，采用依年附经的办法把它们割裂成许多段；而只要我们把这些分裂的段落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篇篇完整的叙事。从这些人为割裂的痕迹里，可以看出《左传》在成书之初原为纪事本末体。这一点前辈学者已有论述，不再多讲。 (二)像上面所举王子朝之乱等类记事，叙述十分详细，改编者割裂起来没有困难。但《左传》中还有一类记事，叙事紧凑，一气呵成，改编者很难割裂，只好保持原貌。例如《左传》文公七年：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按：士会归晋在文公十三年，是六年以后的事。 《左传》闵公二年：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卫文公季年，依杜预注为鲁僖公二十五年，亦即二十五年以后的事。 《左传》襄公十四年： 齐人以郲寄卫侯，及其复也，以郲粮归。卫献公返国复位，是十二年以后的事。 《左传》文公十一年： 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注：据《史记·鲁世家》，“齐襄”应是“齐惠”之误。)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晋之灭潞在鲁宣公十五年，距此二十二年。齐惠公二年当鲁宣公二年，距此九年。 上举数例，皆无法按年编排。如第一例，显然不能单单抽出“及归，遂不见”放在六年后的文公十三年，那样必使人不知所云。同样，第二例也无法仅仅把“季年，乃三百乘”放到二十五年后的僖公二十五年。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改编者只好保持原貌。过去的注释家为了弥合经传的歧异，把这类现象解释为“后经以终义”、“传终言之”，诸如此类。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其实，所谓“后经以终义”之类的传文，很多是由于一气呵成致使改编者无法割裂而不得不保留原貌的文字。从这些幸存的“探后言之”的文字来看，《左传》在成书之初显然是纪事本末体。 (三)《春秋》记事自隐公元年始，至哀公十六年止。《左传》由于本来不是解《春秋》的书，所以其记事并不与《春秋》同始终。其中有些记事的年代远在鲁隐公之前。对于这些《春秋》以前的史事，改编者无法依年附经，只好将它们完整地插入到与之有关联的记载中去。所以，在这些早于《春秋》的记事之中，往往就保留了《左传》原有的文字体裁。例如《左传》桓公二年：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这是十分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它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左传》的原貌。历代注家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先经以始事”，同样是错误的。 再如今本《左传》编到哀公二十七年，但记事却有“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等等文字，往下更言及三家灭知。如果《左传》本来是编年体，决不会出现这种纰漏。学者对此作过种种猜测，其实都不相干。很显然，这本来是叙述晋国内部斗争的记事，应该与哀公二十三年所记智伯之事前后相连。由于在《左传》原书里这件记事的年代最晚，而《左传》本来是纪事体，所记之事并不一定每年都有，从哀公二十七年以后到悼公四年之间，除了此事之外就是一片空白，故无法继续按年编写；改编者无奈，只好把它附在最后一年的哀公二十七年里。这也说明《左传》本来是纪事体。 (四)如前所述，《左传》中的解经语系后人所加，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左传》中有些年份的文字，却完全是由解经语凑成的。例如《左传》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就全部是由解经语凑成。《左传》庄公二年仅有一条文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这是解《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左传》庄公元年和《左传》庄公三年虽各有数条文字，但也全部都是解经语。很显然，在《左氏》原书里，庄公元年到庄公三年本来是没有任何记事的。改编者为了分传附经，硬凑出几条解经语来，填入那些空白的年份，以使经传年代相符。其他如《左传》庄公五年、庄公七年、庄公二十一年、定公十二年等，都是由改编者用解经语硬凑出来的。以上四点中除第一点外，其余三点都是笔者个人的分析。根据以上几点，可以肯定《左传》原书本来是纪事体。而了解了这一点，许多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例如《春秋》记事到哀公十六年，《左传》编年则到哀公二十七年。为什么《左传》比《春秋》多十一年?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现在我们知道《左氏》原书不但不解经，而且本来就不是编年体，则答案不言自明。 六、《左传》的改编过程 《左传》原书本来是纪事体，经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但是改编后的《左传》最初并不是立即依年附经，与《春秋》合为一部；而是经自经，传自传。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因为今本《左传》很多年份的文字都是上下连读、前后衔接的。明显者如庄公二十三年末：“秋，丹桓公之楹”，与庄公二十四年起始的“春，刻其桷，皆非礼也”为一事，此由“皆”字即可确知。“皆非礼也”为典型的解经语，故知经师改编为编年体之后的《左传》最初并不是立即依年附经，与《春秋》合为一部；而是经自经，传自传。 再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起首即言“十九年春，楚子御之”，令人莫名其妙；却原来是接庄公十八年末的传文“冬，巴人因之以伐楚”而言。类似例子极多，不胜枚举。这些足以证明改编后的《左传》最初是自成一体，并没有按年附于《春秋》之后。 《左传》由最初的纪事体经后代经师之手改编为编年体，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虽然确切的年代很难断定，但总之应该是在战国末叶以前。《左传》文公元年记秦伯复使孟明为政，文公五年记晋四卿卒，对照《史记》年表，皆足证司马迁所见之《左传》已经是编年体。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此不赘言(注：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司马迁是汉武时人，若《左传》系文、景之时改编，他决不可能不知道。而秦则焚书坑儒，决非学者著述之时。故知《左传》由纪事本末体改编为编年体，必成于战国末叶以前。 至于我们今天所见依年附于《春秋》、与经文合为一部的《左传》，根据杜预作《春秋序》所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显然这是由晋杜预最后完成的。 综上所述，可知《左传》在编纂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具体经过大致如下。 春秋以前(包括整个春秋时期)，史学并无私家著述，从事史学著作的只有作为王官之学的史官。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虽授徒讲学，有弟子三千，但仍然遵从旧的传统，述而不作。春秋时人喜欢言诗——此即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当时人对于诗的重视；但除了卜史之外却很少有人评论史事，这与史书由史官垄断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言《诗》，言《书》，言《易》，却绝无一字言及《春秋》，这正说明孔子本人没有看过《春秋》。学者以《论语》记孔子言“吾犹及史之阙文”，故多认为孔子看过《春秋》(注：关于如何理解孔子这句话，以及“孔子笔削《春秋》”的传说的产生过程，笔者在《孔子不修春秋辨》中已做了解释，有兴趣者可参看。)。但《春秋》为二百多年的鲁国正史，决非零星片断之“阙文”；虽有文字上的错讹缺衍，然大致是完整的。孔子言仅见“史之缺文”，恰好说明他没有看过系统的《春秋》。孔子之世，西周典籍已亡佚，东周经王子朝之乱，史籍及王官亦多有散失(注：《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夫子所言，盖指此欤?到了战国初期，郑、晋、鲁诸国的史官先后散走，大量秘藏的史书史料流失在民间，遂使编纂一本多国的综合史书成为可能。左氏本人是否史官虽难断言，但他至少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研究家。他搜集了散失在民间的各国史书，又尽可能地参阅了其他各种可以见到的书籍典策，然后从中捃摭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注：左氏选取史料是有一定原则的，即根据儒家的标准决定取舍，旗帜非常鲜明。此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无关，容另撰专文探讨)，再加上流传于当时的有关春秋史事的各类传闻传说，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采用纪事体的形式，整理编辑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这就是最初的《左传》。 春秋时人好言诗，而战国时人则好论史(注：周人以诗作为联络宗族感情的一种手段，故每于社交场合引诗唱答。至战国，群雄纷争，王者之迹灭，诗也就衰落了。战国时人喜欢议论前代史事，以三代兴亡评论讽喻时事得失，故诸子书中多引古喻今之论)。大约在《左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并逐渐造出了曾经孔子笔削的神话，以提高其地位。但《春秋》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事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由于《左传》内容丰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事，犹如今日之“辅导材料”。同时又对《春秋》的体例书法作一些必要的解释。最初这些解释是加在《左传》中的有关记事里的。例如《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经师们就把“段不弟，故不言弟”等解释书法的话与《左传》中有关郑伯克段的记载放在一起。而随着逐年的讲解，这类解释的话也就越来越多。由于《左传》的体裁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年编排的编年体。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动：在此之前，《左传》不过是经师们用以讲授《春秋》的讲义；而在此之后，《左传》就逐渐被人们看作是解“经”之“传”，其本来面目则慢慢不为人所知。到了战国晚年，“孔子笔削《春秋》”的神话早已被视为确有其事，而《左传》也被说成是与孔子同时且“亲受教于夫子”的“ 七、结语 连同此篇，近十年来笔者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左传》的论文，主要探讨《左传》的材料来源与成书过程。作为反映春秋时代历史的最重要文献，《左传》虽经千百年研究，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仍有很多。如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问题、岁星问题、若干疑难词语的释读和理解问题等等，都有再作探讨的必要。此外，1995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3卷第1期曾发表 （来源：《中国史研究》(京)2003年04期，编辑：程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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