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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势的故事

 文野 2014-11-17

   政治是功利世界,根本上是成败和利害,所谓民意和正义,都掌握在胜利者手里,所以赢是硬道理,输了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先秦法家故事的开端。

  变法者死于法

  善良的人们,想善良地活下去,就用善良的故事讽世。故事的主角多半是先王,因为只有先王,才能提醒当今之王。先王的名义,成了游说者手里的一面小旗,面对当今之王,挥舞这小旗,便多少有了些话语的权力。当儒学还未登上显学宝座时,他们把祖述先王作为批判的武器。但思想有时难以摆脱“理性的狡计”,在批判的同时,先王之道却成了当下新王的合法性来源。

  但历史到了战国时代,不是竞德,而是竞力。法家“尚力”,适应了战国的需求。

  法家之“力”,是耕力与战力,是耕战合一,全民皆为耕战之士。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升为士的通道,使战争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农民可以通过军功之路成为新的贵族。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可农民一旦成为战士,有关战争的贵族式礼仪以及国际惯例等,就彻底的没有了用武之地,让农民去行礼、吟诗,即便通过军功上升为贵族,也没有那份雅致。

  相反,他们无视贵族习气,以粗鄙的功利主义摧毁了贵族的雅致。战争,不再是展示文化,表明实力,不再是在国际仲裁下的有限度的国家格斗,而是无限度的杀戮,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杀戮,战争全民化,最后变成了大屠杀。

  这就是商鞅变法带来的战国格局。商鞅在秦国制造的耕战之士,是新时代战争最有效的群体,他们无需游于六艺,只要多交军赋,多斩敌首就够了。

  商鞅,原来学儒术,可能还学过黄老,为了应帝王,使他转向法家。他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就是帝道,帝,大概就是黄帝;第二次谈的是王道——儒家思想,这两次,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谈了霸道,也就是用了法家思想,孝公听着入迷。

  学儒术者,很容易向法家转化。商鞅之前的吴起、李悝,之后的李斯、韩非,都是学儒术而转向法家的,更早还有孔子的弟子冉求。《论语·颜渊》有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耕,“足兵”是战,而“民信之”,在孔子是礼,在商鞅是法,如商鞅徙木立信,立的就是法。

  战国策士思想并不偏执,奉行实用主义,如开杂货铺,各家货色都有,售与帝王家,全凭那三寸之舌锦上添花。而帝王家各取所需,秦孝公就货比三家之后,买了法家。

  卖什么吆喝什么,商鞅卖了法家,就吆喝法家,在秦国也是独此一家,被他垄断了。

  他的法家主张其实就一道配方,里面也含有孔子思想,“足食”、“足兵”是大原则,而商鞅用法把它落实了。“足食”在商鞅是与一系列具体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文明,以土地为本,增加财富的基本手段就是拥有土地、开垦土地。因此“足食”首先就要开荒。商鞅奖励开荒同奖励军功一样,与西周时期“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制迥异,王权一竿子插到底,为了把农民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国家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将农民从封建贵族的领地里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战士,这就是“足兵”了。

  鞅法规定,民田可以买卖,但禁私自移动田界,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地权。同时,鞅法还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立户,缴纳户赋。家有二子以上,若不分居,则一人缴纳两份户赋。这样,既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革除了戎狄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旧俗。

  军功赏赐有二十等爵制,以在战场上斩杀敌首多少来计算。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奖爵一级,并任以五十石俸禄之官。而皇亲国戚、贵族宗室,若无军功安身立命,难免要除藉。无论出身贵贱,以耕战之功,定爵秩等级,分配田宅,立家第位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

  调动农民只知耕战,利出一孔。把土地分给耕战之士,如此变革,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当时却充满了杀气。鞅法初行时,无人响应,商鞅悬赏五十金,请人搬一根木头,这便是所谓“徙木立信”,致使青年毛泽东,曾为之“叹吾国国民之愚也”。人性好利,商鞅以利立信,才是愚民。

  他谈中国农民问题,要回到商鞅那里去,因为直到商鞅时,国之农业文明才解决了它的根本问题——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当然,在商鞅之前,法家还有李悝在《法经》中提出“尽地力之教”,但李悝没有触及文明的本质,而商鞅却深入文明根柢,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的欲望,被商鞅发动起来,并赋予了合法性。他以耕战结合的方式,在农民中培育新兴地主阶级。

  有人说,秦国就像东方的斯巴达,其实不然。从表面看,秦与斯巴达都好战,可它们的立国基础迥异。秦以农立国,耕战合一,农民成为战士,而斯巴达耕战分离,耕者皆为奴隶。因此,秦国能做大,而斯巴达做不大。秦能统一中国,成为一个雄视天下的大帝国,而斯巴达却不能统一希腊,成为真正的王者。

  若从对文明建制的贡献来谈,中国两千年来,立国之本及其制度,皆秦制也。而斯巴达灭亡以后,除了传说中的英雄故事,余皆寥寥。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却以做雅典人的学生而自豪。而罗马人统治斯巴达,则不惜把斯巴达人踩在脚下。很多人都骂秦,可谁也不能把它踩在脚下。

  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光要强大,还要对文明有所贡献。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来看商鞅的历史地位,也应该着眼于这两点。至于他的过于强势的性格,这本就是英雄的通病,何况他已为此献出了不仅仅他一人还有他的九族的生命,历史已给了他报应,无须再来批评。

  他本来就是策士,可他在秦国却否定了策士,他在排斥了别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己。履霜坚冰至,祸患之来,非由一朝一夕,需待冰冻三尺,商鞅最终作法自毙。

  知术者死于术

  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秦地民风,掺杂戎狄俗,愚而武。尚愚,所以“绝圣弃智”;尚武,所以“绝仁弃义”。东方民风尚礼,智而文。智之弊在伪,文之弊在辩,所以要“绝智弃辩”。法家在秦崛起,就以“绝仁弃义”、“绝圣弃智”为根柢。

  司马迁很有眼力,《史记》里,将老子与韩非子并列,写了《老子韩非列传》。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韩非是韩国人,其为世人所知时,韩已岌岌可危,据说,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非要见一见他本人,就发兵去攻打韩国,要韩国交出韩非。就这样,韩非被交给了秦国。本来他奇货可居,结果却变成了货到地头死。思想者是稀有动物,整整一代人里,也许就出那么一两位,如果只有一位,他便是孤独者;如果还有几位,那便是他的知己和天敌。

  对于他来说,秦王嬴政算什么?是知己,还是天敌,抑或兼而有之?应该是兼而有之吧。嬴政跟历代秦王不一样,是一位思想者王,是秦自开国以来唯一一位具有文化抱负的君王。也许他血液里,真有东方文化基因,他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及其文化抱负,使人联想起那个关于吕不韦的传说。

  与《史记·秦本纪》里那些列祖列宗相比,嬴政似乎更像是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来自哪里,他的文化慧根一定来自吕不韦。他是吕不韦之子吗?郭沫若认为,那是汉初吕氏为了篡汉造的谣言,如嬴政为吕不韦子,那秦便是吕家天下,吕氏篡汉,即物归原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嬴政作为王者和思想者,是吕不韦一手造就的。

  可秦王嬴政却另有眼光,其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政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

  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荀子曾叹“秦无儒”,那有什么关系,秦有法,还有道。东方有孔子,西方有老子。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在东方,《老子》是隐士之学;在秦国,要让它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权术所本之道。

  韩非子恰好写了《解老》、《喻老》,写得多好!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回到道那里去,我们走在“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这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

  老子不是出关了吗?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老子出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韩非的出现,宛如一柄利剑,刺穿了当时在秦国流行的各家学说,它们不过“五”而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之。因《韩非子》,秦国在思想上开始咄咄逼人,一跃而为强势。

  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矣。

  这样的国家哲学,凌驾于诸子思想,俨然思想者王。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然而,此二人,知己同时,亦为天敌!秦王能知韩非,出于李斯推荐,而李斯推荐韩非,并非推荐人才,为韩非着想,而是推荐思想,把他的思想献给秦王,提供思想武器。

  韩非口吃,可思想却高效简洁,无比犀利,其思想方法,如“奥卡姆剃刀”,能把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非常道”,化作简洁的工具——法术势,而其操作性,则胜过马基雅维利,因为他对君主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更深入。

  一国君王,为了求得一位思想者而出兵,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往往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不是占有思想。可是,不占有思想,怎么当思想者王?占有了韩非的思想,嬴政就是思想者王。王是一把刀,把思想也变成刀,有了韩非这把剃刀,秦王踌躇满志。统一思想,不能光靠政治权力,还要用思想武器。

  秦始皇成为思想者王,李斯是关键。他背叛吕不韦,为秦王引进韩非;接着又陷害韩非,为秦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司马迁说,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而李斯自以为不及,故妒杀之。此言只知其一。政治如弈棋,李斯如卧槽马,登吕不韦堂,入韩非室,秦王用他将死了吕氏和韩非,而自为马后炮,马后炮往往引而不发,却含有杀机。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什么思想!韩非这样说了,秦王就拿他实施。卸磨杀驴本来就是历代秦王的拿手好戏,自商鞅至范雎、吕不韦,连后来李斯,都不得好死。何况韩非的思想,正是要取消思想的思想,连思想都取消了,还要思想者做甚?作为思想者,就要为自己的思想而死。韩非死在自己的思想里,可谓死得其所,寿终正寝。相比之下,李斯死得何其猥琐。

  韩非死了,死于他的帝王学之术。但作为帝王学的老韩之学,因了秦王嬴政的推动,在中国历史上却绵延不绝。

  用势者死于势

  死亡,像癌细胞,一动就扩散,可谁动了这一下呢?当然是李斯。胡亥有意,赵高建议,执行下笔的当然是李斯。

  这个刀笔吏头子,把持着皇帝文玺,捉刀代笔是他的拿手好戏,出卖是他的看家本事,当年,他出卖了主人吕不韦就赚了一个廷尉。吕不韦门下,食客三千,就成就他一人。当游士被驱逐,纷纷离秦时,他赶忙上了一篇《谏逐客书》,为游士而鸣,他不想做孤阴。

  他已是丞相,又到了存亡关头,只要他刀笔一动,这“秦二世”就要出生,胡亥动了“二世”的念头。按始皇吩咐,“二世”应为扶苏,可现在始皇帝死了,李斯被皇帝做了一辈子的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咸鱼翻身。

  也许有人会问,李斯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胡亥真好过扶苏吗?李斯呀,你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好处?胡亥待你会好过扶苏吗?也许李斯会回答:我眼睛又没有瞎,脑子又没发洪水,不要以为我弱智。哈哈,这些我都不想,我只想能当一回家,作一回主。

  李斯是个绝对专制主义者,却被人专制了一辈子,请想想,那是什么滋味?说起来是丞相,其实是奴隶,是皇帝的奴隶。自从他跟随思想者王,思想就如同被阉割了一样。思想者王的思想,就是统一思想,那是王者的理想。王者通吃,当然要统一思想,可奇怪的是,越是那些不思想就不能活的家伙越主张统一思想,百家争鸣,其实是争霸。就像荀子,他写了一篇《非十二子》,你将十二子都“非”掉了,自己怎么活?还有韩非写《五蠹》,他不想想,自己就是一蠹。

  都说是李斯害了他,这可能吗?秦王要用他,李斯敢废他?秦王想留他,李斯敢害他?李斯早就以王之所是为是,王之所非为非了。他不仅没有思想,连想法都没有,有意见都多余。他就是一件工具,一把锤子,人说“不为铁锤,即为铁砧”,以为铁锤能砸,而铁砧欠揍,但铁锤也不会自由落体,没有独立意志。作为铁锤,也时刻牢记,否定自己,服从最高指示,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刻提醒自己。

  谁知李斯火热水深?韩非还有选择,起码还能选择死。李斯连死都不属于自己,要听命于最高指示。当李斯提了毒酒,去狱中打发韩非时,见了韩非,想必他都得为秦王开脱,说是自己的妒忌。韩非也当然明白,如果妒忌,当初就不会荐举。

  当初吕不韦搞了《吕氏春秋》体系,以大儒自居,悬于城门,以一字千金,向秦王示威,向天下挑衅。秦王要收拾他,李斯便推荐了韩非,论帝王学,谁能跟韩非比!难怪秦王读了韩非,拍案感叹,能见思想者一面,死也愿意,他要用韩非的思想进行权力与真理合而为一的整合,灭《吕氏春秋》的杂拌。

  韩非是知道自己会死的,而且他还知道死因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把集权时代的权力之恶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之恶统统写进书里,这正是思想者忠于自己的真诚。他一上来,就奉献了王权主义的真谛——君道同体、权力意志,还有两把屠杀思想的刀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可没想到,第一个被屠杀的,竟然是他自己。不过,让一个思想者放弃思想而赖活,还不如为了思想而好死。毕竟是老同学李斯成全了他。

  李斯不仅成全了韩非的死,还成全了他的思想。韩非为思想而死,他把韩非的绝对的君主专制思想贯彻到底。他可能对不起韩非,但他绝对对得起他的思想和他高贵的死。

  他们一个属虎一个属鼠,属虎,要在深山里住,每天都要站在山头上看日出。日出时,思想如日之煌煌,虽然光芒万丈,但也含有落日的悲凉。而属鼠,只能从粪坑到粮仓,下水道是鼠的青云路。

  在集权体制下,要活下去,你只能像李斯一样,活在下水道里,可韩非在天道上活惯了,不像李斯在下水道里轻车熟路,游刃自如,无论如何,韩非都不能从老虎变成老鼠!据说人只要在天道上住过一次,就再也不愿下来,哪怕为之而死。

  现在,始皇帝死了,这是最后时刻了,轮到李斯来拿主意,可他却从里到外都在发抖,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他早已丧失了拿主意的能力。做惯了老鼠,一下子怎能变成老虎?他早已熟悉了下水道,却与常识陌路。作为人,他早就期待这一天,可这一天来了又觉得突然。他还没学会站在常识上发言,还不习惯表达自己的观点。

  胡亥虽愚,却是帝王的种子,他生来就是要拿主意的;赵高虽阉,却比李斯更有权欲。胡亥要当秦二世,赵高支持,也请李斯支持。始皇帝遗嘱,扶苏继位,李斯是知道的。现在该李斯拿主意了:一要秘不发丧,二要诈诏修改遗嘱,让胡亥当二世。也许李斯曾经犹豫过,该拿主意时,却没有主意。可他一生,总有一个野心在跳动,它无论如何都要反叛一次,才能安顿自己。为什么要反叛?什么都不为!或者说是为反叛而反叛,反叛本身就是目的。

  那就跟着胡亥去反叛一次吧,皇帝已经死了,这是他一生中反叛皇帝的惟一机会了。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曾投靠于吕不韦门下,因给秦王上一篇《谏逐客书》,从宰相的食客一跃成为帝王家的食客,从下水道的老鼠一跃变成皇家粮仓里的老鼠,在王权的大锅饭里掌勺。如果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那他就是千古一相了。主张以吏为师,自任吏首,为天下政客之标本。君王地带,高处不胜寒,他算计了天下英雄,结果却被阉人赵高算计,终被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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