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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一战推动中国历史走向重大拐点

 育则维善余言 2014-11-19

参考消息网7月9日报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梦想。一战时期及之后一个阶段,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说,这是一个坏时代,中国政局混乱、在世界上任人欺负;这是一个好时代,面对内外交困乱局,中国人从反思走向觉醒。其中,一战的爆发、中国在一战期间面临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响并推动中国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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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十月革命期间圣彼得堡革命者攻占冬宫场景的绘画(资料图片)

认清欧美日强盗本性

实现民族复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首先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和平等。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中国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权益,但最终却被列强抛弃和出卖,成为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强制性地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所有的奋斗,就是寻求国家富强,摆脱任人欺负的现状,振兴中华。而一战的爆发,又给不少中国人带来憧憬,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国际秩序。

大战爆发后,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政府最初希望通过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无视中国是中立国,借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宣告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中国欲中立而不能,参战成了唯一选项。而中国也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日矛盾,借参战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参战却面临问题。先是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提高声望而极力反对,后来日本见势难以阻止,就先后同英、俄、法、意达成“五国谅解”秘密协议,保证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时,美国担心中国被日本进一步控制,转而反对中国参战,但考虑在远东无法与日本抗衡,只好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列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中国利益做交易,根本没把中国主权放在眼里。对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梁启超愤慨地说:“夫有国者,不能自树立其地位而视他国之政策以为转移,此诚我国民最可耻之事。”

1917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中国作为参战国和战胜国,极大增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中国人神往。

1919年1月,处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个会议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国控制。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会议,拟定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巴黎和会实质上成了列强重新划分世界霸权、掠夺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陈独秀指出,威尔逊只是一个“空头大炮”。严复说,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本性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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