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
白 皓，樊跃发
（太原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部，山西太原030024）
[摘 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军事思想、文学思想都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作风有着浓郁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积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14)04-0089–04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精神积淀，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伦纪、礼教名分为基本内容，同时又糅合道家、法家、墨家与佛教等诸多学派门类思想和观点的大文化体系。从属性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无疑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所传扬倡导的价值观念、思维认知方式、行为规范早已在不同程度上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内在结构之中，是民族的一种生存方式，内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因子。其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思想之丰富，理性思辨程度之深刻，影响之深入广泛，都为人类文化史上所罕见。在中国，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处处都镌刻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痕迹。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中国大地的儿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伟大传承者与改造者。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构成毛泽东理论观点的精髓，但不可否认，毛泽东作为生长在中国山水大地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会必然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底色和背景。也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毛泽东才能够将自己的思想理论，有效地建立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之上，将中国特色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中。1944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受记者莫利斯·武道采访时提到，中国历史上有自己的民主传统，广大农民也富有民主传统，无数次的农民战争都有着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眼中的“民主”是治国的根本所在，在其政治生涯当中始终都将人民放在重要位置，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而这一“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正是受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继承并不是简单地吸纳与接收，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其进行改造即扬弃，使之变为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理论和观点。他曾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031揭示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显然，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文化作根本整合再造的典型事例。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以及群众路线思想也都是这一扬弃理念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大一统”思想，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主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组织问题上，力倡具有一统性质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政治体制上，主导构建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这些措施和做法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历史遗存，也带有毛泽东所处时代的某种特征。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存在很多缺憾，但哪个伟大人物又能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呢？只要真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就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在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一直强调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性，坚持以单一体制作为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框架。在他看来，国家要想实现高度统一，就必须克服权力分散现象，中央某种程度的必要集权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实现国家统一的事业。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他毫不让步，铮铮铁骨，敢于顶住外部压力，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谱写了他一生爱国爱民的伟大乐章，被人们称之为“敢想、敢做、敢为的杰出领导人”。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性质看，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论证和阐述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产物；从产生源流看，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种不同哲学文化融通的产物。作为土生土长的文化支脉，中国传统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着巨大的辐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承古鼎新的结晶。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曾仔细研读过许多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从孔孟老庄及其他先秦诸子，到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乃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他都深研细读。这就既使他熟谙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又备受其影响。毛泽东不但善于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而且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并赋予其新含义完全是长袖善舞、深有心得。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据记载“实事求是”最早出现于《汉书》当中，是班固为了赞扬汉景帝之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所说的话，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治学的态度，毛泽东在其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特理解，突破了原本作为学风的含义，做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01这就使得“实事求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又如，辩证的观念是共同存在于中西方哲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矛盾观点成了辩证观念集中的焦点。“《周易》、老子到理学直至王夫之，都是抓住矛盾双方的联系、对立、转化来谈论事物的发展变化的。”[2]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这一观察审视问题的独特角度，并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进行改造，将自己的辩证法理论著作称作《矛盾论》。此外，他还受到传统文化“一分为二”思想的影响，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毛泽东对于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认为“仁政”的实施是需要针对具体对象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反对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3]这种对事物“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其独特的视角中得到了有效的升华，而且更能够将毛泽东具有先进意义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诸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都是此种生动鲜活的例证。毛泽东的这种承古鼎新的哲学观，开辟了中国传统哲学迈向现代化的崭新路径。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是当代著名的军事家，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曾经导演和演绎出一系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军事活剧，其杰出的军事智慧无疑也来源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战祸不断，民不聊生，交替着治乱、兴衰、安危、祸福、得失、成败、强弱虚实、生死存亡等现象的变化，危机四伏的社会乱象催生了中国社会军事指挥艺术及更广博的军事智慧的蓬勃生长，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泽东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战国策》《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热心钻研者，这些煌煌大作中涉及军事的诸多奇思妙想给他打开了崭新的思维之窗，使他文思如涌，妙计迭出。他通过对长勺之战、围魏救赵、成皋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古代著名战例的研究，对战争规律作了深刻的总结，认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从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对立统一中，他提出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充满辩证法色彩的组合式战略战术。他对“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机动制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古代战术谙熟有加，再结合自己的发明创造，将其推进已臻化境。被后人所熟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一思想正是其对于《孙子兵法》当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原则的继承与突破。毛泽东通过其独特的军事视野，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孙子兵法》当中的战略战术进行解析，进而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重要战略理论。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的问题》等名著都是对古今战略战术的深刻总结和推陈出新。如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原本是老子谋略思想的核心和其阴阳辩证法的侧重点。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4]中国革命曾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境遇中，如何能够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策略原则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始终反对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硬拼，因此在秋收起义失败后，不顾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毅然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积蓄发展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他明白，只有遵循“以屈求伸”“以迂为直”的方针，坚持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受到了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影响，并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对传统军事思想实现了新的突破与创新。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文学思想的影响
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华内容。毛泽东在幼年时期就已经显示出了对诗歌的喜爱。从《诗经》开始，中国历代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阅读过。他通过阅读大量的诗词曲赋等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还在文学思想方面受到了它们的积极影响，使得他在诗歌写作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毛泽东对许多诗词佳句都烂熟于心，经常在写作、谈话中将这些诗句信手拈来，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例如：他曾通过摘引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来表达对新生事物的期盼渴望心情；也引用曹操“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来安慰鼓励养病的同志。
毛泽东一生存世的诗词作品有数十首，从体栽上看，几乎都为古体诗，包括七绝、七律等。从内容上看，包含有传统诗词中的叙事、抒情、写景、咏史类等题材。从创作原则上看，他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因为在中国传统诗词写作中，“诗言志”有载道抒情的双重含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必以情志为神明”，就是要求在诗词创作时要把情感与思想统一起来，即把诗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联系起来。从诗词的创作方法上看，毛泽东也继承了传统的美学创作原则，使用赋、比、兴等方法。他一直信奉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即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5]607。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5]608毛泽东经常运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深刻的寓意，例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诗句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他的无比兴奋之情；而“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则以小比大，在夸张中尽显豪迈。这些对比、兴的巧妙运用，显示了毛泽东对诗词艺术技巧的运用已达到完美的程度。此外，他还遵照中国古代诗词严格的格律要求，讲究平仄、押韵。正是因为他受到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积极影响，并且对自身创作孜孜不倦地追求，才使得他的诗词作品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丰富的哲理以及具有宏大的气魄。无论是抒发对革命战友和革命战士的颂扬，还是抒发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无一不展现了他作为人民领袖的眼界，以及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情操。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历史的精神积淀与承载，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之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军事、书法等思想和造诣无不源自和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对精髓精脉的深刻把握。尽管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对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诸多方面都一一罗列和分析，但毋庸讳言的是，毛泽东作为脚踏中国大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儿女，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烈炽热的情怀，他在生命中的各个重要时期，均未中断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喜爱构成他灿烂生命大剧的绝美华章。他在不断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将从中所汲取到的养分充分地运用到了革命实践当中，学以致用，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精彩互动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完美的体现。毛泽东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不仅改变了中国亿万百姓的命运，更改变了历史格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代伟人和一个不朽的精灵。
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根，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永续绵延下去，成为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领略毛泽东的观点的博大精深，分析他源自传统文化的思想传承，我们倍感中华文化积淀的厚重。继承精华，摒弃糟粕，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面向新时代的唯一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聂耀东．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9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6．
[4]方韬．图说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182．
[5]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