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观点认为耀州窑自金代开始衰落,随着近年来金代耀瓷窖藏不断发现,在药王山金代碑刻上又发现提及贡瓷的文字记载,研究界对金代耀州窑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金代不应被简单视为耀州窑的衰落期,对金代耀州窑的成就应客观予以认识,该窑金代烧造量并不逊于北宋,在月白釉方面还有所创新。本文尝试就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结合考古新发现重新加以释读。 一、传统文献记载的金代耀瓷 1.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 从“尝见北客言”可知周辉并未亲至黄堡镇,堡在关中方言中念“pǔ”,与周辉记载字音相近。此条文献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记述金代耀瓷“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河朔在古代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三国志》袁绍传有“振一郡之卒,撮蓟州之众,威振河朔,名震天下”的记载。《清波杂志》反映出金代耀瓷在黄河以北地区广受欢迎,以白(即现代所称的月白釉瓷)为上。“出弃河化泥”的说法则属于演绎,类似内容在北宋元丰七年《德应侯碑》中也存在。 从铜川黄堡古窑址考古发掘可知,当地古窑场多建在漆水河两岸的台地上,废品和燃料灰渣可以倾倒进河中,便于处理废料,其实邻河烧造的古窑场多采用这样的处理办法。废瓷投入水中可化泥或“白泥”,应指拉坯成型后变形或破碎的坯件投入水中可软化重新使用,烧结后的瓷坯是不可能化为泥水的,废瓷投河化泥应该是古人的演绎。 2.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馀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老学庵笔记》为陆游晚年所著,陆游出生于1125年10月,虽然出生于北宋末年,实际生长在南宋。他在1170年曾任夔州通判(今四川奉节),乾道八年离夔州抵汉中,在四川宣抚使司王炎幕下任职,同年11月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后又在蜀州、嘉州、荣州任职,至淳熙五年(1178年)方离蜀东归。陆游在四川任职近十年,因此他在介绍遂宁出罗名为越罗的同时,提到耀瓷也被称作“越器”,遂宁指宋代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县)。
在陕西关中通往陕南和四川的沿途曾多次出土宋金耀州窑瓷器,如1959年蓝田县城关镇南寨发现金元时期瓷器窖藏,出土有耀州窑月白釉方炉、贴夔纹三足炉等;丹凤博物馆展板中有北宋耀州窑刻花青瓷执壶照片及明代白釉高足碗实物;宝成铁路沿线的凤县双石铺、凤州等地出土的一些青瓷从纹饰和造型可判定为宋金耀瓷;陕西略阳县出土宋瓷窖藏中,3件三足炉墨书有南宋“嘉泰四年柒月”(1204年)年号;1984年四川荣昌县曾出土窖藏瓷器145件,其中耀瓷66件,基本被定为金代产品。川陕沿途宋金耀瓷多次出土,说明宋金耀瓷存在输入四川的通道,金与南宋仍保持商业贸易,耀瓷可沿丹江输入陕南,经广元运至成都,亦可沿嘉陵江输入四川并运至重庆一带。馆藏文物、考古发掘品与《老学庵笔记》相结合,说明陆游在四川(或陕南)具备亲眼见过耀州青瓷的条件,民间食肆以其“耐久”多乐于使用,“然极粗朴不佳”,应指制作粗糙的金代耀州窑类型的青瓷日用盘碗。 近期四川的陶瓷研究者向笔者提供了南宋重庆涂山窑仿烧的耀州窑风格的青瓷印花碗图片,这件南宋四川涂山窑印花青瓷碗在造型、纹样、印花工艺等方面明显借鉴或模仿了金代耀州窑的印花青瓷。另外笔者在河南商丘豫东陶瓷博物馆看到永城一带隋唐大运河故道沉船中出土的耀州窑系宋金青瓷几乎均为河南新安、临汝、宜阳等窑口烧造,几乎看不到黄堡耀州窑中心窑场的产品。在宁波、扬州等地虽曾出土北宋耀瓷残件,但笔者从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获悉,杭州出土宋金耀瓷的残件较少,说明耀瓷输送至南方的高潮时期是在北宋中后期。在南宋瓷业空前发展之下,加之宋金对峙,课税增加,金代耀瓷(包括河南耀州窑系青瓷)失去了长途贩运输入南方以获利的条件。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笔者倾向于陆游是在四川而非在江南看到食肆多使用的耀州窑类型的青瓷,目前看到的金初带纪年铭的耀州窑黄堡窑场烧造的青瓷质量尚佳,陆游何以称其“然极粗朴不佳”?加之有“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说明输入的数量极大,陆游如果是在四川看到当地大量使用耀州窑金代风格的青釉碗盘,这些四川当地销售的耀州窑类型青瓷中,极可能混入了大量涂山窑等四川地方窑口仿烧的质量不高的类似耀瓷风格的青瓷产品。 3.明万历本《同官县志》卷八:“黄堡镇一名黄堡寨,前宋代御地也,在县南四十里,按地理志黄堡在金尤为重镇,旧有陶场,居人建紫阳宫祀其土神,宋熙宁中封其神为德应侯,以陶冶著灵应故也,祀以晋永和时人柏林配享,盖传居人陶术者,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其镇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 此条文献记载黄堡因位于陕北通往关中的通衢大道,宋金时期皆为防御重地,北宋《德应侯碑》中有镇将刘德安、张化成之名。 4.1932年版《同官县志》卷12《工商志》:“黄堡镇……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坊均毁于火,遂尔失传……自黄堡瓷失传后,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为陈炉耳”。 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器物的质量和生产规模可知,在北宋末至金代初,黄堡窑场并未遭战乱毁灭。另外通过2002年以来铜川文物考古部门在上店、立地坡、陈炉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地层解剖可知,从元代后期起,陈炉窑的烧造规模及制瓷水平赶上并超过了同时期的耀州窑黄堡窑场,黄堡的耀州窑衰败并向陈炉地区转移,此后陈炉窑逐渐发展成为黄堡耀州窑的继承和替代者,同时也成为元、明、清时期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制瓷窑场和瓷业生产基地。黄堡窑场衰落的真实原因,应该说金元时期战火还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实际情况是黄堡窑场经历了从唐代到金元的长期生产,靠近地表的瓷土矿藏和煤炭逐渐枯竭,生产原料难以满足大型制瓷窑场的需要,加之有陶瓷艺人“避难”迁移,而使耀州窑由黄堡镇转移至上店、立地坡、陈炉镇并延续至今。新进行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揭示出耀州窑非但未断烧,而且由唐延续至今“炉火不绝”;新进行的考古调查还表明,黄堡镇耀州窑中心窑场是我国唐宋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瓷业生产基地,而距黄堡窑场约20公里的陈炉窑场,应是我国元、明、清、民国直至今日的西北地区最大的瓷业生产基地,陈炉窑场是耀州窑的延续和传承。黄堡窑场的具体停烧时间从出土器物看,应该在明代嘉靖年代以后。 5.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耀州窑)在西安耀州,亦宋时所建,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初制时其釉透亮如玻璃,其色微黄略似虾青色。后制者其釉略混,其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有似粉油之白,有似熟菱米之白不等。” 此条文献记载并不完全属实,窑址发掘证明耀州窑实际创烧于唐代,五代时期已经能烧造精湛的裹足天青釉和淡青釉瓷器,所谓耀州窑“仿汝”是沿用宋代《坦斋笔衡》的记载,即“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还反映民国古玩界已了解宋以后耀窑曾烧造偏白色并带有乳浊感的瓷器,这种“白器”现代研究者称为月白釉瓷,因为这种产品以白、青为特点,也有学者称其“耀州青白瓷”。此类耀器多为素面,因造型浑圆敦厚,釉的粘稠度大,主持耀州窑发掘的禚振西先生称金代月白釉瓷呈现着洁净如美玉的温润含蓄美感。南宋人称耀瓷以“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说明月白釉已被当时人视为上乘产品。 月白釉是金代耀窑烧造的一种独特瓷釉,月白器胎质均匀致密,胎的特点与同时期该窑青釉瓷较相似,但胎色略白些。金代耀州窑月白釉有青白、白灰、灰白等色,釉的透光性比较差,是耀州窑历代青瓷中玻璃质透亮感差、但玉质感最好的瓷釉。这种月白釉青瓷,创烧于北宋晚期,成熟于金代。初烧时的釉色,青中显白,与该窑传统的橄榄色或豆青色釉很不相同。晚宋月白釉,青度大,白度小,近似淡青色,釉层也较薄,当时还常在盘碗之类的内壁或内心加饰印花装饰。到了金代,此种色釉品种的青色大大减弱,而白度明显增强。其上乘产品往往呈青白色,以白中隐隐透出青色为特点,一般产品的色釉往往呈灰白或月白色。 月白釉呈微青中显白的月白色调,粘稠度大,玻化程度低,釉层厚,质感如蜡似玉,多用来装饰在造型浑圆的素面器物上。代表器物有月白釉胆式瓶、敛口盘、三足鼎炉、半月形单扳洗、荷叶形盖罐等。最突出的一件器物是蓝田县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金代月白釉贴花夔纹三兽足大鼎炉,为直口、宽沿、束颈、广肩、鼓腹,腹部有仿青铜贴花龙饰,腹下有模制三兽足,造型庄严古雅,制作精良,工艺精湛。耀州窑遗址出土有这类残件标本。这类月白釉三足炉在民间收藏中也有数件,近期西安民间收藏中就曾展示一件保存完好的金代月白釉素面三足炉,口径14.6厘米,高16.2厘米。 月白釉釉层肥厚,呈现很强的玉质美感,这种乳浊釉与唐宋耀州窑青釉瓷玻化程度高、釉子有较强的玻璃光泽和透明度不同,外观与南宋龙泉窑青瓷釉层肥腴质感有相似之处,也具备两宋宫廷推崇的官窑瓷那种含蓄似玉的厚釉美感。 通过科技测试可知,金代月白釉瓷与此前耀州青瓷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偏离,胎釉中二氧化硅含量均提高,釉中氧化钙含量较前代大为降低,仅有4%左右,比前代下降了50%多,月白釉瓷的胎釉与南北方同时期青瓷均不同,却与元代景德镇枢府卵白釉瓷较相似。通过试验可知,当地原料中必须引入部分石英,才能使二氧化硅的含量达到70%以上的比例。金代月白釉组成的显著特点是高硅低钙,釉料中熔剂原料少,烧成温度较该窑北宋青瓷低,通过仿烧试验可知月白釉不用另加乳浊剂,提高釉料细密度,并延长烧造中的保温时间,就可烧出低熔剂但釉面光亮的月白釉瓷。 二、新面世金代耀州窑陶瓷文献 1.涉及金代大定年间贡瓷的碑刻文献 耀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收录了一则重要碑刻,由《铜川日报》黄卫平采访中偶然发现,碑现存于药王山南庵碑廊,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刻立,碑名《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文介绍道士吕中道的事迹,介绍他先在华原孙真人栖隐之地药王山升仙台“凿岩为洞”作“栖真之所”,后来去了金国中都燕京(今北京)。当时耀州派遣牛安国去中都“贡瓷器”,途中与吕相遇。碑文中涉及“贡瓷器”的内容为:“大定癸巳(金大定十三年,即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 碑文撰于大定十五年,距碑文中提到的贡瓷之年只有三年时间,撰碑记者为杨杲,为了说明自己所记的是真事,石碑背面刻有“受语进京故事”者名姓与官衔,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等。 在黄堡耀州窑遗址出土过龙纹装饰瓷器,有青釉贴塑双龙瓶、贴塑范等,在大量女真贵族墓中出土的耀州窑月白釉瓷和青瓷,部分应来自贡瓷或赏赐。 在药王山南庵涉及金代耀州窑贡瓷的碑刻公布后,研究界对金代耀州窑的地位提高了认识,但也有专家对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那批300多件刻印花龙凤纹耀瓷盘碗残片提出质疑,怀疑是金代初期烧造的耀州窑贡瓷,而非金兵作为战利品自北宋汴京掳获的北宋耀州窑贡瓷。涉及北宋耀州窑贡瓷的文献有数则,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记载,可知耀州窑向北宋皇家贡瓷单次数量并不是太大。《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志四十)亦记载有:“耀州……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所记录均为北宋神宗和徽宗时期耀州窑贡瓷的史实,记载反映耀州窑瓷器曾作为土贡,土贡与每年入贡的岁贡不同,土贡应该是不定期入贡的。笔者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北宋末耀州窑贡瓷并非全数解送朝廷,实际烧造数量肯定要大于贡瓷量,以备选或临时索需,金代初期耀州窑贡瓷完全有可能使用北宋末的贡余品,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三、关于带纪年款金代耀瓷的断代价值 在耀州窑黄堡窑址发掘中,曾出土多件带纪年款的金代耀瓷,笔者曾见有大定十年盏范、贞元二年(1154年)七月刻划款青釉碗残件、泰和七年(1207年)款青釉枕残件,属于耀州窑系的旬邑安仁窑出土有金代正大五年纪年款罐残件,旬邑玉华寺遗址出土金代“□黄堡镇窑户李士清同献上玉华寺堂”等字样铭刻款青瓷炉残件。除了以上几件带纪年铭金代耀瓷,带年款铭文的宋金耀州窑瓷器在其他遗址的出土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如在西安西大街城市生活遗址中也出土有北宋末至金初“岳庙醮器”刻划款青釉碗残片,它们在釉色、造型、底足上显示的时代特征都比较明显,与窑址发掘瓷器可以互为验证。通过对这些纪年款耀州窑青瓷结合一些金代纪年墓葬资料,耀州窑金代瓷器的断代必将更加准确。 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那批龙凤纹青釉耀瓷肯定非普通民瓷产品,定性为耀州贡瓷是无疑的,但这批残片究竟可复原为多少碗盘个体至今未公布。由于耀州窑金元考古报告尚未出版,金代耀州窑址的发掘资料也未全部公布,把广安门出土耀瓷推测为金初烧造的耀州窑贡瓷目前证据上是不足的。究竟是金人自北宋汴京掠获的战利品,还是金初入贡的北宋末期贡余瓷,尚有待深入研究与探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