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中国的“士”文化□ 刘海兰
对于从小生长在农村的赵树理,当他以一个新文化、新文艺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重新回到农村,面对仍然闭塞、落后的农村,愚昧、麻木的乡亲,他的感受是切肤的。决定用自己的笔,从精神上、思想上改变他们。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②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志愿,农民就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于是,在作品中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和面貌,用农民感兴趣的方式,能听懂的语言,讲述众多农民喜闻乐见的故事。把自己的对农民的关爱之情和深刻的思想,寄寓在生动、通俗而朴实的文风中。对于他的这种写作态度,他明确地说,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农民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足,也不改变我的写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③这样的目的、愿望使他不仅在写作方法上改变他最初的高雅的欧化的语言习惯,采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而且在作品的篇幅上都要为农村读者考虑。他在《谈〈花好月圆〉》中说:“在创作的初期,我把小说分成四个部分……后来在写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把第四部分删掉了,某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里去了。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有替读者考虑的习惯。为农村读者打算,应该使他们花的钱少(书的成本低),花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所以我常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④纵观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也只有赵树理能这么周到、热切、具体地为农民考虑。当然中唐的白居易也曾为了新乐府诗能达到讽谕的目的,赢得最广泛的读者而力求语言的通俗平易,节奏明快。虽然他们都强调诗文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都热切关注民生疾苦,或许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的出身、经历、思想观念的巨大差距,二人具有不可比性。也正因为时时刻刻想的是当时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他的作品大都是写农村、写农民的。他歌颂进步、鞭挞落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为的是让他们从自己的身上看到缺点,学习长处,改变精神面貌。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脱稿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找他要稿子,他不给,却偏偏把稿子给了通俗文艺出版社。他这种违背常情的做法,是因为他替农民算了一笔账。人民文学出版社牌子硬、规格高、稿费多、印制精美,但也因此而使书的定价提高了,需要5毛钱买一本书。相反,通俗文艺出版社规格低,稿费少,印制一般,相应地书的成本也降低了,定价也就低廉,3毛钱就可以买一本书。而这是当时农民卖一斤豆子就可以做到的。这样就能减轻农民的购书负担。为了让群众看得懂,买得起,从中受益,他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审美需求和购买能力,不惜降低自己的审美追求、不惜压缩篇幅、不惜拒绝权威、降低门槛找一般的出版社。这种时时处处为农民着想的拳拳赤子情怀让我不由得想到了唐朝诗人杜甫。 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儒家的立身处世原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杜甫是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对于别人只是空谈或用于标榜的“致君尧舜”“忧民爱物”儒家的政治观念,杜甫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杜甫的一生比较坎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底层,对广大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因而,他的大部分诗歌是乱离时代忧国忧民的悲歌。在“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对唐王朝和君主忠诚的前提下,本着严肃的写实精神,表达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且不说《三吏》、《三别》、《北征》、《咏怀五百字》等诗史性的作品,就是因为一场“知时节”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也会欣喜;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他会“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对一位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要对她多加体谅。而且他常常推己及人,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更多更普遍的问题,自己疼爱的小儿子因饥饿而夭折,他会想到那些境遇不如他、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自己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家人受冻,他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如果能这样,就是“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宽广、仁厚的胸襟、气度,令人非常敬佩。也影响了后代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赵树理深受这种思想影响并把它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他不仅在文章中描写农民的喜怒哀乐、反映农民的意愿和要求,替农民呐喊,而且坚持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把自己作为农民的一员,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替农民办事。他对农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从为村里引进果树、蜜蜂、新疆细毛羊、进行海棠嫁接、开办俱乐部、裁缝铺,到修建水浇地、带领大家修水库、扭转村里的歪风邪气、自己不领工资靠稿费生活却还要把部分稿费用于村里的各项建设事业等。他对农民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一个作家体验生活的程度。一般的作家挂职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他却是生活的参与者。他的关注最终落实到农业生产。他跟着农民打井,可以一个月不回家,一个字不写,但很高兴,因为他又打了一眼井。他每次回家探望母亲,总是先去山上、河滩转转,看看庄稼、果树的长势才回家。“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的一桩桩一件件,蔚迟村健在的老人说起赵树理心系农村、为家乡办的实事、好事,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出的自豪、崇敬、爱戴与缅怀之情,令人非常感动。他不仅对蔚迟村的村民如此关注,对其它地方的老百姓他一样热心。为了了解大家的思想,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同大家一块劳动,在农家的炕头上谈工作、拉家常、交流思想,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了解农村的新变化。当农民这个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时,像历史上的许多士人一样,他就站出来为农民鼓与呼,为民请命。小到老百姓卖棉花时的质优价贱、是种玉米还是种谷子,大到年产量的如实上报、申报救济粮。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由于缺乏合作化的经验,有些过急,导致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赵树理对此非常着急,就有关情况给县、市、省委领导写信,反映问题。特别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满世界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样一个今天看来荒诞的岁月里,许多作家也违心写颂歌。面对极左思潮泛滥的那样一个狂热的时代,赵树理不但不写赞歌,他冷静地观察了许多现象,思考了诸多问题,然后找县委、找地委、找省委,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观感和看法,还拿起手中的笔,创作了以《实干家潘永福》为代表的一系列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冒进的作品。由于和时代、政策不合拍,被称为“顶风文学”。这不仅需要对生活的洞察力和面对问题的勇气,更需要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不仅用文学形象间接地表达他对时局的看法,还直面现实问题。当大家都在为人民公社大唱颂歌,《红旗》杂志社向他约稿时,他却给当时的《红旗》杂志主编上“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而受到大会小会长达一个多月的严厉批判,被定罪为反人民公社。但他坚持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周扬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曾经说:“他(指赵树理)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他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持真理的执着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士人那种“文死谏、武死战”的不屈精神。他的种种直面现实、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为老百姓鸣不平的精神使我想到了许多人。最为典型的大概是中唐时期的白居易。面对唐代元和年间那样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状况,当别的文人歌舞升平,粉饰太平时,他却大写反映社会问题的为老百姓鸣冤叫屈的新乐府诗。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绅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⑤。所有这些说明了乐府诗击中了社会要害,也说明了白居易的正义感和勇气。最后因为他越职奏事被人罗织罪名贬为江州司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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