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卷”不读也罢
周英杰
最近一段时间,所谓的“复兴儒学”的呼声又有甚嚣尘上之势。继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国学班”之后,某个和笔者一样名不见经传的网站还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十大国学家”的评选,而在入选的名单中竟然出现了一向对“国学”、“国粹”之类的玩意儿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的大名!并且,据说北京大学目前也面对企业老板阶层开办了类似的“国学班”,对外扬言则是要培育新一代的“儒商”云云,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是好不热闹。
有以上几所据云是“世界著名”的大学的推波助澜,民间自然也是应者迭起。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里就看到一个四川的副教授穿起了长衫,还看到一幼稚女学童朗读《三字经》之类的“古卷”的镜头。
副教授之类想哗众取宠的人我就不说了。此处只说那个小女孩,目测她的年龄,充其量也就不过四岁,真不知道这么大一点且生长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小孩子,会对她所背诵的内容有多少理解?把这样的所谓传统经典教给孩子又有多少现实的意义?
其实,类似我这样的疑惑,是注定要为现在的一些大人先生们所不齿的。尽管这些人对中国传统的“国学”未见得有多深刻的了解,但是这显然不能阻止他们对于中国“古书”的热爱和追捧。我注意到,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了要小学阶段开始“读经”的提议,理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中国人数千年的精神旨趣,对人品性的陶冶有莫大的裨益。”故此要“从娃娃开始抓起,全面地亲近中国的古代文化”。
原则上,我不反对高等学校下点力气培养些专门研究中国古典经典的学人。但是,倘若像刚刚被关闭的上海“孟母堂”一样,不让小学生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一味让他们关起门来摇头晃脑地“读经”,则是我所坚决反对的。
这里,我不仅想起了被现在的某些人奉为“国学大师”的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文坛人物施蜇存关于“读古书”问题的一段公案。
73年前,时为编辑的施蜇存先生在报上公开撺掇当时的青少年要读古卷。并且,还为青少年开列了包括《庄子》、《文选》之类的古书名单。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位现在已经作古的施蜇存先生和时下的一些先生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
不过,那位施先生为青少年开具《庄子》、《文选》等古卷的妙方,仅仅是为青少年的“文学修养之助”,并无别的想法。而我们的一些先生们却惯于微言大义,公开言明这是为了“延续华夏精神命脉,弥补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隔阂。”正是这一点区别,总算让我们看到了这7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点微茫的进步。
众所周知,对于施蜇存先生当年鼓励青少年去读古卷的论调,鲁迅先生给予了极为猛烈的抨击,将其斥为是“遗少的一肢一节”,明确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而读古书呢,“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是要贻害无穷的。
作为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智者,鲁迅先生对所谓的“国粹”、“经典”,“古卷”持如此激烈的排斥态度,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来自旧的世界,感同身受更多的是这些“国粹”和“古卷”中丑恶、落后、愚昧的一面。就以“国粹”而言吧,小脚、太监、廷杖、扶乩、麻将、守节等等,哪一项不是世界无有、唯我独钟的堂堂“国粹”呢?但假若让我们的青少年去亲近这些“国粹”,那岂不是等于自投染缸、自速其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