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善，饥饿、灾荒与贫困正在逐渐远离中国城乡，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和发生重大疾病等突然变故的家庭得到全社会的照顾和安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指日可待的未来愿景。但是，无论是已经先富起来的还是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人们，不少人仍然会觉得缺乏必要的安定感和幸福感。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就是当代文化建设尤其是道德建设的步伐没有跟上，社会上的文化生活并不是多么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还不够充实。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甚至存在贫富阶层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贫富矛盾成为中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那么，对于凡此种种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应当如何解决？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当代社会行为的驱动力究竟是良善还是邪恶？这就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及社会各阶层人们深深的思考。
笔者时刻关注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感到非常振奋，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和继续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工作的基本思路。同时，我们也在深入思考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主要社会矛盾如何化解的途径和具体办法。基于对中国二十余年来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发展状况的粗浅理解，我们以为，把良善当作社会行为的驱动力，即大力发展我国的当代慈善事业正是化解主要社会矛盾、消除贫富阶层之间对立与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因此，本文主要想简单谈谈良善是社会行为的驱动力，即慈善的社会功能及其相关问题。
首先，良善是人们心灵抚恤与精神慰藉的主要方式之一。换言之，良善具有温暖人心与引人向善的社会功能。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这源于人们思想之解放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动力。黑格尔说，人类的“恶”欲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社会行为的驱动力。也就是说，追求幸福生活的天性驱使人们对物质财富产生极大的追逐力与捕捉力。于是，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欲望和对他人享受丰厚物质财富的羡慕而导致的对物质财富的向往与占有，便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见到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本性或物质欲望在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压抑之后，如同火山喷泄一般被激发出来，“逐利”的“恶”欲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明显表现，人人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个部分，在一段时间里迅速形成下海经商弄潮与“一切向钱看”的局面。“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等金钱崇拜的状况，影响了许许多多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包括爱情、亲情、友情、良知等在内的精神状态也被金钱所奴化，许多人拜倒在金钱面前，唯利是图、一切以金钱为目的。
据最新民调显示，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认同“挣钱的多少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的观点，而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的平均值却是百分之三十。这种情况不由得不让人手心里捏了一把汗。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视野看，一个只知道拜金的民族肯定是不健康的，是没有前途的，至少是浅薄的。于是，我们就听到有些富人发出了“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的感叹！尽管如此，全社会追逐金钱的趋势有增无已，斗富摆阔的现象随处可见，几乎在所有场合，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能拿到项目，怎样能挣到更多的钱。这真的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固然，人们需要衣食住行，离开物质条件就是根本无法生存的，也可以这样说，人们追逐物质财富并无过错，否则我们就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某些人在丧失理性而拼命逐利的同时，却丢掉了应有的道义和人情，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应当是排斥金钱的，比如人的良知。可是，三十六年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如此巨大，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们在还没有做好应有思想准备的时候，便迅速地富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暴发户现象。因而不少一夜之间富起来的人们出现了精神上的混乱，通过各种方式迅速富起来的人们，立刻寻求的就是如何可以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同时开始鄙视那些还过着穷日子的人群。这种局面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同样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甚至可以摧毁一个民族的精神。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如何以“善”去抚慰那些已经富起来了的人们的心灵或精神呢？我坚信人性本善，除了极个别无恶不作的人以外，在每个人的思想上都会存有或多或少的“善根”。这其实就是孟老夫子所说的观点，即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这种观点在人类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就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比如，有些在平时为富不仁的人，他可以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一掷千金，为灾区的人们捐出巨款，使灾民能暂时摆脱饮食和栖身的困扰。既然如此，慈善文化宣传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就是要激发先富起来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善端”，启发富人们对贫穷残障等弱势人群的“怜悯之心”。我们的认识是，现代慈善当然不是施舍，但是对弱势人群的“怜悯之心”却不是可有可无的。“怜悯之心”本来与一个人的富与贫没有直接的关系，富人要有“怜悯之心”，穷人也要有“怜悯之心”，富人与穷人在怜悯他人时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不同。一个人有穷到富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切不可丢失了“怜悯之心”。假如一个民族没有了“怜悯之心”，那就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就可能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而唯独不去涉足慈善与公益事业。进一步说，假如人们都失去了“怜悯之心”，社会就成为一个人人皆逐利的鲜血淋漓的战场。
对于富人而言，他们在怜悯弱势人群的时候，也需要自我的慈善抚慰。一方面，他们用物质去救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内心深处会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这既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他会认识到自己为社会为他人做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使需要帮助的人摆脱困境；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慈善领域，那些慈善家捐资助人，即使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也是无可非议的。在动机与效果的权衡上，一定是效果第一，动机第二。假如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人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捐出巨款拯救了许多嗷嗷待哺的人们，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与此同时，社会或需要帮助的人们却一再拷问捐资者捐出巨款的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那么，如果动机不纯，或为满足个人虚荣心而捐资的话，灾民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不吃“嗟来之食”，而导致大批人员死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其目的是什么，只要能够救人一命，施舍者或捐助人就是善良的，受救助的人和全社会一定会宽容施舍者或捐助人的心理动机。而当面临死亡威胁时，任何人都要首先维持生命，其次才是所谓的尊严。这是绝大多数人必然的选择。不食周粟固然可歌可泣，但那是带有显著政治色彩的事件，没有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富人们也需要受到社会的关爱。人是社会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富人们的富裕也是与绝大多数人的贫穷或还不太富裕相比较而言的，没有其他人的贫穷，也就没有富人的富裕。那么，当他们与需要帮助的人们相接触的时候，视野会更加开阔，心灵会得到净化，精神会不断升华。那么富裕起来的人们在平日里居住在豪宅深院里养尊处优或无所事事，难免出现心灵的空虚，甚至发生心理上的某些疾患。因此，在我们看来，穷人需要慈善，富人也需要慈善，区别在于贫与富对慈善的需求不同，富人们可以通过慈善的方式和途径，实现自身拥有社会财富的价值，实现自身心理需求的满足，实现与贫困残障等弱势人群之间的密切沟通与交流，达到理解社会和与弱势人群相互理解的社会效应，同时免去因为生活富裕而导致的身体或心理上可能出现的病患。这不是要打富济贫或者吃大户，而是要实现全人类共同的诉求，社会的平衡与贫富的互爱。
其次，良善是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或方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就GDP而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相对主义者，并不否认汉唐盛世在世界上享有的独尊地位，那时的中国是万邦来朝的中心。那个时代的辉煌已经能够散去，今天中国又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化解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某些重大社会问题，例如人们的普遍贫穷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教育、科技等相关社会与民生问题。但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有一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由于经济发达而出现的严重问题，如贫富过于分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益慈善的方式与途径加以解决。因为在慈善活动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可以实质性接触并取得相互之间的理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不仅可以消除穷人与富人的误解，还可以建立社会沟通机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社会学家为消除种族歧视而提出的办法，即“school bas”方案，就是美国小学生上学乘坐的校车，让黑人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乘坐同一辆校车，编在同一个班级里，他们一起上课，一起玩耍，一起坐校车回家，久而久之，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隔阂就会化解在幼年时代。用中国的概念说，就是消除种族歧视要从娃娃抓起。由此，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尽管仍然比较严重，却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得到缓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借鉴“school bas”的思路，通过慈善活动使富人家的孩子与穷人家的孩子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玩耍，培养他们互相帮助的意识。比如，城里的孩子可以随父母到贫困山区，与那里的同龄孩子结对子、交朋友，当这些孩子成人之后，他们之间的友好感情完全可以消除贫与富阶层之间的隔阂。慈善组织也可以开展郊游与扶贫等活动，有些旅游爱好者集体组团，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偏远山区游览，他们随身带去一些大米、面粉、食油、衣物、蔬菜、玩具、图书及其他日用品，送给村民并在村民家里用餐，村里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交朋友，他们之间的纯洁感情一定会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印迹。这其实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休闲娱乐活动，但可以自幼培养孩子的慈善之心，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被许多人所采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慈善行为。
再次，良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与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遏制的，即使是在人类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社会自身也在顽强地对黑恶势力作斗争，社会发展的进程或迅猛或缓慢，但是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是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学者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却也使人莫衷一是。我们的初浅认识是，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且这是最主要的动力。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形式会有不同，而良善是社会行为的驱动力的观点，应当是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因为这样的观点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向的。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综合体，不仅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政治的改革，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黑格尔所说，“恶”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固然有其道理，而且有其话语背景。我们认为，“善”欲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动力。如果没有良善，一个社会就会发生极大的倾斜，那些贫穷的人得不到社会和富人的救助，就会发生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果可能比地震、洪涝、干旱、瘟疫等自然灾害更加严重。
2013年发生的超级台风“海燕”，给菲律宾、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在这场台风中，菲律宾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五千余人，中国尽管同样遭受到台风“海燕”的危害，却给予菲律宾灾民以人道主义援助，搁置两国在黄岩岛等问题上的争议，派出中国红十字会救助团前往灾区帮助菲律宾救灾抢险。有些国外舆论却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国政府是在“作秀”，这种舆论的心理就是灰暗的，见不得阳光，至少是不善良的。中国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在人类遭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一定会放下前嫌，丢掉恩怨，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无论这些灾民的政治立场如何，民族观念怎样，在第一时间把财物送到他国灾民手中。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的共同良知。因为在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特大地震那样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救援队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震救灾。有人说这是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可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人类的良知使然。
总而言之，良善有其极强的社会驱动力，而任何趋恶弃善的社会行为都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和亵渎。我们主张在全社会、全人类大力昌行良善，广泛宣传善文化，培养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善意识，以良善化解某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让我们的家园充满爱的阳光，让我们的世界永远和平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