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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跳舞不需要说话，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释放。我开始对跳舞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默默收集了很多关于美国芭蕾舞学校的信息。我有一本日记本，里面贴满了我从杂志、报纸上剪下来的舞者的图片。我每天去曼哈顿的亨特上学，坐在亨特的教室里，最令我感到欣喜的是，穿过这个小镇，再走过一个地铁站或者一趟公交车的距离，就是林肯中心，那里有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日思夜想，精心准备。我从那本被我奉之如圣经般的《舞者》杂志上得知，美国芭蕾舞学校在每年八月下旬举行学生甄选。 我拉着妈妈陪我去参加面试，但她非常不情愿。她觉得，女性虽然应该优雅、多才多艺，但没有必要参加专业训练，做一名专业的舞者。但是，她还是带我去参加了，反正她觉得我被选上的概率很小。我敢肯定，当时她很希望我被美国芭蕾舞学校拒绝，如此便能彻底打消我想要成为专业芭蕾舞者的念头。
我的面试时间只有五分钟。给我打分的评委是两位优雅的年长的女士，其中一位我在杂志上看到过她当年做首席芭蕾舞女演员时的迷人风采，她同时也是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主演的电影《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里的演员。她就是著名的俄裔美国舞蹈家、舞蹈教师亚历山大·丹尼洛娃（Alexandra Danilova），也是B先生的前妻。另一位评委老师是安东尼娜·图姆科夫斯基（Antonina Tumkovsky），一位培养了美国芭蕾舞学校三代学生的传奇老师。两位老师都没有和我说话，只是一边指着我的身体，皱着眉头，一边互相用俄语交流。 她们抬起我的脚，尽量抬高，再推向一边，仔细地观察我踮着的脚尖，然后放下，抬起另一条腿。我就像是一块肉，放在那里供她们挑选。最后，我被要求做一些简单的跳跃动作。第一个动作是从上往下跳。然后，面试就结束了。我知道，这种对技巧和天资的探测并非此次面试的重点。这些女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参加评选的孩子的身段、体格是否能为她们所用。她们要找的理想目标就是：长腿，短躯干，向外旋转的髋关节，弓形足，长长的脖子。从头至尾，两位俄罗斯女士都没有露出过一丝笑容。 当天晚上，美国芭蕾舞学校就打来电话。我拿起话筒，静静地听着那头的声音，感觉心脏都要从胸口蹦出来了。我听到学校主任格列博夫女士（Ms Gleboff）在电话那头对我妈妈说，以后每天放学之后，我都要去美国芭蕾舞学校上课，周五上两节课。 我的父母连连摇头——这并不在他们计划之内。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我的期望是上大学，以后专注于学术研究。送我去接受专业芭蕾舞学校的训练，这样的投资对他们来说毫无道理。他们要求我放弃学习芭蕾舞。但美国芭蕾舞学校是为那些想要成为专业芭蕾舞演员人们准备的，是我的梦想所在，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拼命地央求父母让我进美国芭蕾舞学校，就好像我的整个人生都寄托于此似的。最终，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他们同意出钱送我上芭蕾舞学校，但是是有条件的。因为大学评估学分要从九年级开始，他们同意我进入美国芭蕾舞学校学芭蕾，但到了九年级的时候，我必须要停止学习。这是一个严格不可协商的条件。 就这样，我被赐予了一条暂时的救生索。每天下午，当我待在学校时，都会急切地看着时钟，等着指针指向三点十五分。时间一到，我就飞快地冲出教室，搭乘公交车，穿过中央公园，然后坐地铁，经过30条街，到达第66街和百老汇，然后在四点整准时换上练舞服，开始美国芭蕾舞学校的课程。 光线透过窗户照进偌大的练舞教室，此情此景我曾在照片上看到过——从那张B先生给舞者进行彩排的照片上。如今，这一切和我想象的一样光彩夺目。教室里的空气如此新鲜，尽管你仔细嗅闻，会有些许汗水和松香残存的余味。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站在栏杆旁边，穿着蓝色的紧身衣、粉色紧身裤，还有可爱的粉色舞鞋，一边做着热身，一边等待老师的指导。我真的进入美国芭蕾舞学校了！ 我的老师都是重量级的舞蹈演员：安德雷·克拉玛热夫斯基（Andrei Kramarevsky）、理查德·拉普（Richard Rapp）和爱丽丝·雷曼（Elise Reiman）。他们全都是在欧洲和美国有过辉煌成就的舞者，甚至早在我的父母出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成名了。他们很严格，但也会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我们的关心。他们将根植于身体和思想中的传统芭蕾最宝贵的东西传承给我们、教育我们，这些礼物都是永恒而不衰的。而这些传统而宝贵的东西，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练习和不断纠正，才能真正交到我们手中。随着肢体上每一个动作的反复锤炼，我们和这些老师的关系也逐渐密切——即使我怀疑他们是否能记得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名老师都有自己鲜明的舞蹈风格，然而他们所传授给我们的方法却又如此一致和富有逻辑，感觉就像是自然本有的法则一样。这就是人类身体本应有之的行动方式。 一节课90分钟时间，上课的内容结构是一样的，半蹲着身子从栏杆边开始，慢慢移到屋子中间，然后是慢板和快板，以跳跃结束，最后是行礼——按照编排好的动作躬身，行屈膝礼，向老师致敬。这些课对体能的要求特别高，以至于有时候我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做着快板、跳跃、旋转、飞跃等动作时，常常会觉得自己可能会因为呼吸不畅或者肌肉无力而摔倒。 只要是在芭蕾舞的课堂上，我时刻都保持专注，不让自己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觉得，说不定在某个时刻，B先生会出现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默默地观察我们。人们谈论着他，就好像他刚刚还在角落似的。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B先生在我进入美国芭蕾舞学校三年前就因克-雅病[1]而去世了。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就那样傻傻期待了一年，希望他会出现在教室的窗口，直到我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古典芭蕾舞技巧上严苛的限制给了我一些难以言喻的满足。从腿姿列队、脚的弓形，到头部的倾斜和手指的弯曲，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以极为精准的方式进行。我就这样在老师极度严苛的教育下努力成长，时刻注意自己身体动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节课结束后，我的大腿肌肉、脚掌总是疼痛不已。日复一日，这些酸痛会随着课程而不断叠加、累积。我不停地练习，脚磨出了血，脚趾头都被血染黑了一层，结痂，然后剥落。数年之后，我终于患上了阿基里斯跟腱炎。 将芭蕾舞即成形式的美学逻辑，通过刻苦的重复练习而内化，最终使我产生了一种至高的兴奋与快乐。我从未嗑药，也从未经历过那种药物所带来的兴奋感，我也不需要。我的人生从那时候开始，就在不断追求着这种神圣的感受——希望再次感受那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快乐。 我发现，有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少年，每天独自乘坐公交和地铁从亨特赶往美国芭蕾舞学校上课，下课后再坐车回家。整个城市就好像是我的地下室。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表演艺术类图书区里，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舞蹈的历史的图书；我通过录像带，用心学习芭蕾的经典节目——《天鹅湖》、《吉赛尔》、《堂吉诃德》、《舞姬》，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都出自那些伟大的芭蕾舞演员，包括芳廷（Fonteyn）、努里耶夫（Nureyev）、玛卡洛娃（Makarova）和巴里什尼科夫（Baryshnikov）等。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会去参加芭蕾舞学习班。芭蕾舞学习班是由著名的芭蕾舞老师大卫·霍华德（David Howard）开设的。我本不应该上美国芭蕾舞学校之外的芭蕾舞课程。某一个周六，我看到巴里什尼科夫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他站在扶杆边上热身，然后和我们一起执行老师的集合命令。这让我大感震惊，我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竟然有共同语言——我们都是精益求精的学习者。由此，我才知道，即使是登上国际舞台的明星，日常生活中的练习也都是从慢板和精确地半屈身第一动作开始的。万物皆由基础所致，获得与保持都需要付出很多，每一步都不能略过。 冬日的晚上，下了芭蕾舞课后，我就躲在林肯中心后面，偷偷观看纽约市的芭蕾舞表演。黄昏时分，大都会歌剧厅、艾维费雪音乐厅以及纽约州剧院，里面灯火辉煌。我坐在这里的中央喷泉旁边，喷泉里的水被剧院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得通亮，我在等待舞台上的帷幕拉开。观众们兴奋地纷纷到来，怀着热切的期待，期望所目睹的表演能够感染人心。如果皇后区的图书馆就像是我舒适的家，那么林肯中心就是座精美的城堡，有慷慨的神父热忱欢迎你来此做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早在我去美国芭蕾舞学校参加面试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就对巴兰钦的芭蕾舞产生了梦幻般的神往，如痴如醉。当时，母亲送我去纽约的萨拉托加矿泉城参加一个数学夏令营，她希望我能够借此忘记芭蕾舞。但我对数学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觉得无聊极了。恰好，纽约芭蕾舞团当时在萨拉托加矿泉城夏季巡演，夏令营的孩子都跑去露天剧院观看他们的表演。我们就在那个湿热的夏夜，坐在草地上，痴迷地看着表演。 表演的节目是柴可夫斯基的《C调弦乐小夜曲》。开头几节，在远处的舞台上的第一个场景是：17个穿着白色薄纱的女孩站成对角线，每个人都仰头，看着自己举向天空的手。接下来的舞蹈是如此恢弘，以至于我的心脏都像在被撞击似的。 巴兰钦在美国的第一个舞蹈艺术作品《小夜曲》，最初是1934年时为美国芭蕾舞学校的首批学生创作的一个工作室节目，第一次户外表演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夏日夜晚，在柯尔斯坦的哈佛同学爱德华·沃伯格（Edward Warburg）家中进行的，爱德华是美国芭蕾舞学校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舞蹈结束时，所有女孩的胳膊和脚都回归到舞蹈的最初准备动作。开场时，著名的一套连贯性动作就是比喻艺术家在课堂练习时严谨的纪律性。它一直都深深地感动着我，对我以后教育自己的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些年，作为一个长期驻足在林肯中心的“徘徊者”，我已经看完了几乎所有巴兰钦创作的芭蕾舞演出。我是如此崇拜那优美的力量。那些著名的芭蕾舞艺术家希瑟·瓦（Heather Watts）、苏珊娜·法瑞尔（Suzanne Farrell）都是我的偶像。巴洛克的协奏曲那惊人的美，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我。我用小提琴演奏过巴赫双人舞曲，但我没想到巴兰钦的舞步还能让我看到更多的惊喜。那严谨、干净、有结构的芭蕾舞，像数学建筑的分层一样，以最奔放最恣意的方式，生动地诠释了两个提琴声部的交错流转，把音乐复杂的结构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而与此同时，在这简洁明了的过程中又蕴含了复杂的内涵。我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神秘，令我着迷，而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惊人的清醒意识在撞击着我的内心。我知道自己可以无休无止、如痴如醉地观看巴兰钦的芭蕾舞演出直到永远。 我能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来描绘我的内心世界在巴兰钦作品的影响下所经历的浩瀚旅程。我只需再提两件事，它们完全表达了我年少时对芭蕾舞的痴迷。当我观看由欣德米特（Hindemith）谱曲的《四种气质》时，我完全能够感受到1946年第一批观众那每一寸神经都被震颤的感觉。舞蹈以最缜密的古典主义，还有古灵精怪但完美无瑕的经典线索扭曲在一起，似与你对峙。在这种并列交锋中，它又是那么的无情而强势，让你不得喘息。芭蕾舞令我窒息，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积极力量，并迫使我对现代主义有所认识。而在那之后，它对我的影响更是无可否认的。 最后就是，比赛特（Bizet）的《C大调交响曲》中柔板的双人舞，简直就是曙光里的一道咒语，又像是与神温柔的呢喃。我很难想象一个凡人能够想得到这样的作品，更别提创造出来了。这简直太梦幻了，一点都不真切。巴兰钦将芭蕾舞女演员在这部舞蹈中所创造的效果形容成是“滑向天空的月亮”。你甚至都无法哭泣，因为你连呼吸都忘记了。 我去参加学校里为《胡夹桃子》演出举行的舞蹈演员甄选。别人看了我和同学一眼，觉得我们太高了，不适合扮演里面的儿童角色。我并不在意，始终如一地练习着每一个动作。每一天，课堂上的每时每刻，我都专注地练习。汗水浸湿了衣服，我就像一块海绵，每堂课都贪婪地吸取着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埃米莉、贝卡和我三个人在扶栏边热身的时候，总是习惯整齐地紧挨着站成一排。后来，别人发现，我们也总是会在台前或舞台中央紧挨着站在一起。我逐渐成了一名坚强且充满自信的舞者。没有什么比脚尖上的阿拉伯花饰纹丝不动，或者来一个自由且稳当的三重旋转更完美的事情了。 我在美国芭蕾舞学校学芭蕾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曾和父母立下一个对我来说颇为痛苦的约定。我带着那份痛苦的承诺，活得就像是一个罪人，觉得自己在日渐接近绞刑架，因为不久我就要升入九年级了。每年年底的时候，美国芭蕾舞学校每个学生都要接受评估鉴定，根据评估结果，要么秋季的时候升入下一个舞蹈部继续学习；要么被学校劝退。每年年底的评估鉴定都像一场大型海选，很多不太合格的学生都会在这时候被学校刷下来。有些人好不容易留了下来，却多多少少有了伤病，在往后的日子里，伤病与舞蹈如影随形。最后，我们那批16个学生中，只有四个女孩晋级了，而我是那四个女孩之一。他们把一枚注定不会属于我的宝石放在了我的手掌上。 晋级的骄傲很快就被不可避免的最后审判日所浇灭。命运真是无情。我的父母对他们的承诺一直都言出必行。他们反复对我重申和强调那个我早已知道的事实：我学芭蕾舞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美国芭蕾舞学校晋级成功之后，上课的强度就会增加，课程经常从中午就要开始，所以要想兼顾芭蕾舞课和常规的学校课程，根本不太可能。而对我的父母来说，这件事情是绝对没有商量余地的。我必须要去亨特专心上课，任何可能影响这一点的建议，他们都绝对不会接受。至于去上一个特殊的、专为工作或者接受表演训练的孩子准备的私立学校，可以兼顾芭蕾舞，这主意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诅咒。这是底线！一切都结束了。他们说：“你已经跳够了，该好好学习了。” 梦想破灭的感觉，让人心碎。但我一直隐藏我的感受，从未和我父母谈过这些。只有我在美国芭蕾舞学校的同学同情地为我哭泣。15岁的我们为这个消息而惊恐而惋惜。只有她们能够理解和想象我的这种痛苦，是芭蕾舞给了我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动力，而现在我却不能继续跳下去了。 我父母对我每周去别的地方上一两节芭蕾舞课倒是没有任何异议。 “你要多方面发展，尽量多才多艺。”他们说。 我神思恍惚地学着芭蕾舞。当有一件事你曾倾尽全力地做过，它就会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当你全心全意投入，怀着渴望去磨炼自己，你就永远都无法带有半点敷衍、将就地再做这件事了。我渐渐发现，我已经不能把芭蕾舞当做一种爱好了。我无法因为要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而去学芭蕾。于是，我彻底不再跳芭蕾了，感觉自己被打败了一样。 一直到我三十几岁，每次坐在林肯中心观看芭蕾表演，我都会止不住地流下眼泪。看着台上的舞蹈，我的身体也跟着蠢蠢欲动，但很快又意识到现实命运的残酷，就像是灵魂阵痛的幻影。我不得不在中场休息时逃离剧院，避免自己会难过得崩溃。 那年夏天，母亲带我回首尔，或许是为了让我从离开芭蕾的痛苦中分心，她对我谈起关于艺苑艺术大学（Yewon Arts University）的事情，那是一所非常有名望的艺术学校。母亲说服我作为游学生，去学习感受几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的女儿就在那所学校上学。当母亲置身首尔，和她的死党、朋友在一起时，总会如此欢欣喜悦，纵使这座城市已经改变了太多，但这里仍然是她的家。在这里，她的心情变得愉悦，充满活力，有一种在纽约生活时少有的朝气蓬勃劲儿。看着母亲在首尔容光焕发的神采，我有种感觉，如果当初她没有离开，或许现在的她都可以坐拥整座城市，至少是掌管一家大公司的女强人。我不禁感到悲伤，母亲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远离了她所拥有和掌控的东西。1979年，我们一家人第一次来到美国，那时候，从韩国打来的一个简单的电话，对我们都是一件大事。国际旅行更是少之又少。当然，随着我们一家在交流上越来越自如，加上这些年到处旅游，看到过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那种距离感已经完全改变了。 随着父亲和他的朋友逐渐度过各自在海外的实习期，一个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他们的生活和兴趣也随之一起发展和改变了。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他们逐渐都获得了成功，积累了一些财富，纷纷从狭小的公寓搬进了大房子。但最终，他们不再一起通宵打牌、喝酒了，而是在晚饭后早早睡觉，以便第二天早起去打高尔夫球。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不约而同地戒了烟。父亲每周六、周日去完教堂之后，都要和他的韩国朋友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周三下午也会去，几乎风雨无阻。打完高尔夫，他们又会兴高采烈地一起去吃饭，由某个当天高尔夫打得异常出色的朋友请客。（摘自《我想看到的世界》） [1] 克-雅病 （Creutzfeld-Jakob disease, CJD），本病又称为皮质纹状体脊髓变性病或亚急性海绵状脑病或传染性痴呆病（transmissible dementia）。 推荐阅读：别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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