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上） 人的社会行为的背后可以找到心理上的动机，但心理上的动机来自何方？它只是一套生而具有的“本能装置”吗？如果“本能”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是在哲学层面上，即在人的存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存在性冲动”来理解，那么这种表达不算是一种谬误。很多不堪承受生活中的痛苦的人都对猪艳羡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猪没有那种感受痛苦的意识机制。它的存在是与世界自在地同一的，其存在结构已被嵌进了世界的存在中，它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已被规定好了的存在，其“存在性冲动”只是生物本能。所以，其痛苦只是生理上的痛苦，而谈不上有“心理上的痛苦”。而人则不一样，一方面他是动物，逃避不了生物本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对世界具有一种超越性和反思性，即他不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世界也是他的对象，世界也会成为其存在的一部分。这使得其存在挣脱了那种与世界的自在同一，摆脱了被规定的命运。用一个比喻来界说，人的存在在世界上的位置，就介于动物和神仙之间，他摆脱了动物的被规定性，但其意识上的超越性根本不能导致他在生理结构上摆脱动物性而达至神仙的那种超越性。他从动物状态出发，向神仙的存在进军，但永远到达不了神仙居住的地方。因此，他既摆脱了与世界的自在同一，也根本不可能达到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他只是一个弗洛姆、舍勒等人所说的“宇宙的畸形儿”。 这样的一个“宇宙畸形儿”的存在最大的一个本体论特征就是存在意识的分裂――即“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这种分裂预先决定了人对“自我”的确认离不开一个外在的对象：人对“我”的意识，即使不是通过与外界的对比，也是通过外界所提供的诸多材料、信息、符号参照来进行。猪与世界的存在合二为一，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主体”，没有“主体－客体”这一结构，而人的存在结构却具有鲜明的“主客二元结构”的特征。即，他的存在依赖于一种对自身的确认并指向外界。这是一种弗洛姆所说的“方向性结构”：没有一个方向，人就会找不着北。当人因其“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出现而被从世界中剥离后，其存在就丧失了确定性和附着感，他只有依赖于“主客二元结构”才能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主客二元结构”被加以秩序化，形成人独有的“存在性冲动”。因此，“宇宙畸形儿”的命运决定了人的很多植根于存在性命运而非生物本能的心理反应机制。人承受无尽的孤独和恐惧，迫使他出现类似于心理上的“退行”的“逃避自由”的现象，尽力想让自己融入群体之中，使自己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摆脱威胁；或者尽力用意识将世界吞没，使世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两种方式在表面上都可以克服人与世界的分裂。这是受虐和施虐的最原始的“存在性冲动”。而“主客二元结构”决定了人对其存在的确认离不开外界，即除非是在一个人已经“无我”（像出家人那样），也即已消失了“主体”而解构了这一“主客二元结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摆脱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惯常的方法就是加剧主客的对峙，使“主客二元结构”恶化为“主客二元对立结构”，通过主客的对立而凸显“我”的存在。 尽力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的“存在”，构成了人的一种最深远也最强大的内驱力。人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对于虚无化的恐惧的一种最深刻的反映。人对虚无化的反应还有很多，比如害怕别人对自己的忽略。而作为“社会人”，他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还要证明这种存在是有价值的，否则他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论证离不开一个“主客二元结构”，因此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也即维护心理生存的方式都带有人际联系和人际比较的色彩，即严重依赖于他与人发生的关系。而对一个人的存在的把握，在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中，在社会所给予的认知模式中，只有通过对他的存在属性的把握才可能实现。因此，存在分解为一系列存在属性，一个人的存在就是性别、年龄、职务、民族、国籍、信仰、地位等一系列东西的总和。这样，存在是否有价值就体现为存在属性在一个给价值进行分等分级的社会中的价值判定。一个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也就是对他是否拥有对应于其存在属性的社会物品和社会价值资源的证明。争夺“存在价值”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就表现为实质上是一种心理竞争的对权力、地位、金钱等的竞争。一个人炫耀自己有这些东西，也等于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档次，更有价值。不再是人自己，而是人所拥有的东西，决定了人的价值。 （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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