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

我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

投稿：柯继承 (2007-08-12 09:36:38)

谢家福（１８４７—１８９７），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兰阶主人等。他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开拓和推进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 　　谢家福生于苏州，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因为战乱，同母亲一起避居上海。谢家福早先在苏州时，就潜心史书，并且“以身体力行为宗旨”，到上海进了舆图局，从事分校各国地图工作。谢结识了在广方言馆工作的德国人金楷理，跟他学习西方文字语言，一起搜集欧洲人的著作，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还亲历许多江海要防，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写下了好几部有关军事、通商、外交等方面的书籍。 　　光绪初期，实行“新政”，谢家福在轮运、电报、纺织等行业中出了大力，特别是在电报草创初期，他以国子监学正的身份，积极参与创办工作，“殚精竭虑，擘画一切”（陈贻范《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序》），“当时名公巨卿之董其事者，莫不与之往返磋商”（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上本传）。 　　谢家福参加筹办上海电报分局的工作，是在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四月，同年十月调苏州电报分局，担任分局总办，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二月又调回上海局。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电报线路竣工以后，上海分局改称上海电报总局，谢担任总局提调。不久，谢母逝世，谢家福以丁忧援例回籍。 　　谢家福参办电报时，很受电报总办盛宣怀的器重，盛屡次在李鸿章面前推荐谢“殆堪大用”（见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盛宣怀写给谢家福的私信）。现存的李鸿章奏文上，也有谢“帮同盛宣怀办理电线事宜，实心实力，井井有条，凡有所见，地无论远近，事无论巨细，皆竭诚筹助，其议论亦多可采用，在电局五年，甚著劳勋”等语。于是，在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八月十七日朝命谢家福“以知县留于直隶补用”。 　　但是当时清统治集团中，围绕着办电信的争论仍旧十分激烈。有人甚至攻击兴举电报是“徒糜巨赀，生意必不能旺，出多入微必不能支，字码新本必不能用”（见《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卷六，袁敬孙给谢家福的信），这就使得办理电报的工作更加复杂化，朝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谢家福既在直隶，身处漩涡之中，“人言籍籍”，“颇有毁谤”（见《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卷六，袁敬孙给谢家福的信），甚至连他技术上的建议和意见，也“每每格于时议”，“未能尽见施行”（见陈贻范《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序》），于是愤然辞去有关公职。 　　谢家福赋闲归苏后，在苏州城西北“五亩园”原正道书院故址上，创建了义塾“儒孤学舍”，专授“新学”。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闻名电报界的“苏州电报传习所”（又称“苏堂”）在儒孤学舍内成立了。传习所创办宗旨是培训电报值机生（报务员），下设儒孤、中西两个班，每班招收学生２０—３０名。儒孤班为初级班，“选儒孤之颖秀子弟”学习电报收发业务、文化知识，结业后，以“报效生”资格送苏州电报分局见习。中西班为高一级的报务训练班，学习中文和英文的电报收发，毕业后，作为电报值机员保送各地电报局工作。苏堂是我国早期培养电信人才的三大学校之一（另两所分设在天津、上海），三年间它一共为我国电报界培养和输送了报务人才八百余人，影响极为深远。 　　谢家福后来又担任过公职，但只是“幕宾”之类。１８９４年（光绪二十年）７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谢家福给李鸿章写了几封信，主张筹款三千万，购买战舰弹药，并表示愿意辞去其它公职，专门参谋军事，但李鸿章未予理睬。第二年，清军战败。４月，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年岁暮，谢家福患疾在身，仍旧关心时事，对国家大事多有论述，甚至谈到法治问题，说：“西人之才智我非不及也，然而一事我不如远甚。西人能立法且行其法，我之所能仅及于立法而已，以故虽有良法亦与无法等耳。”（见陈贻范《谢氏家藏同、光诸老尺牍序》）不久，谢家福忧愤交加，吐血数升，溘然长逝。 　　谢家福出生在殷实之家，他本人又是晚清文人中的有识之士，到处传授科学知识及劝募赈灾行善，“名满天下，惠遍灾黎”，被称作“大善人”。他也因此忧劳交加，患上了咯血症，但谢对这称号很反感，他曾说：“生平最恨人称善者……区区心中但为中国保自主权，无所谓善事也。”他十分敬仰鸦片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林则徐和陈化成。一次病重，在昏迷中，他好像接到陈化成的邀请书，要他一起驻军吴淞口，抗击侵略军，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诗句（见谢家福诗《九月二十四日待死述怀》，下同）： 食少事烦本不支，平生志意有谁知。 他年海上掀波浪，便是微臣保国时。 　　还有一次，谢家福依稀梦中遇见了林则徐，而且相互间似乎是“极熟之人”。醒来便慷慨地写道 我欲追寻林少穆，上穷碧落下黄泉。 　　谢家福一生忧国忧民，但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在《述怀》中，还鼓励人们去奋斗，显示了可贵的“箴规长者风”。诗曰： 几辈良朋经济才，艰难时事莫心灰。 何时共展擎天手，我死九天亦快者！ 　　谢家福著作等身，除编撰了《通商简要》（四卷）、《兵事纪略》（二卷）、《善后私议》（四卷）、《和约汇钞交涉新案》（八卷）、《柔远成案》（十卷）等有关“军国大事”的集子外，还印刻了《望炊楼丛书》、《磷血丛钞》，荟集了相当丰富的文史资料。而他的《五亩园志》，无论是对古代苏州桃花坞来说，还是对古典园林五亩园来说，都是一份最详尽的总结，其地位，在苏州地方志乘上，是独一无二的。谢家福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诗人，生前诗作颇丰，尤其是他辑录的《邓尉探梅诗》，保存了相当多的邓尉探梅风俗和故事，很有参考价值。 　　谢家福侄子谢庭芝（佩孜）与谢家福同年（生于１８４７年，生肖属羊），谢庭芝也是苏州电报局早期的负责人（委办分局），还担任过“烟台电报外办”一职，设沪京电报线时，盛宣怀命谢庭芝赴云南采购木杆，谢庭芝有《滇南行脚》一书，即记其事。谢家福有子，早夭，即以谢庭芝次子谢安生（行惠）为嗣孙。谢庭芝长子谢正叔（正亦作振），字行端，抗战前曾先后两次担任苏州电报局局长。谢安生则继承了五亩园园产，五亩园废弃后，部分建筑移作昆剧传习所，另有部分建筑（轮昌局）移作殡仪馆之用。 　　　　　　　　　　　　　　　　（苏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