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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阿乙终究落败于加缪
——评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悠 哉/文
阿乙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仅仅九万字，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是长篇小说，而只是一部中篇小说，正如加缪的《局外人》并非一部中篇小说，而只是一篇短篇小说。然而这些无妨大旨，姑且搁置一边吧！
据包装该书的出版商以及若干跟屁者的书评，阿乙这部作品既是一次“杀戮的文学演算”，又是向加缪致敬的“山寨存在主义”，因为它模仿了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可能是滚动式发展。”阿乙如是说，“影响我的作品的，一部是《局外人》，另一部是《茶花女》。《局外人》模仿《邮差总按两遍铃》，《茶花女》模仿的是《曼侬·雷斯戈》。”
这里应当澄清一下：阿乙以上说法，是在为自己的文学模仿寻找漂亮的借口。是否找得恰当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邮差总按两遍铃》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比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早了九年。从创作时间上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模仿的可能性。但是比较一下它们的内容，这种可能性又趋归于零。
《邮差总按两遍铃》是一部通俗小说，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喜爱四处漂泊的弗兰克被双橡树酒馆的老板尼克雇佣，初次见面弗兰克就爱上了尼克性感美貌的妻子科拉，不料科拉却反应冷淡。在一次海滩游泳后两人关系转好并相爱，弗兰克想带科拉私奔、科拉却受不了苦，也放不下酒馆，于是预谋杀害尼克。第一次在洗澡时因事故没能成功，第二次制造车祸杀死了尼克，不料也发生了意外。在诉讼庭审期间，弗兰克和科拉反目成仇，终因律师助力而逃过了惩罚。继续经营店铺的两人遭受非议和敲诈、且有着信任危机。在当初相恋的海中彼此终究重归于好，而一场意外的车祸竟让美梦破碎。在监狱里，弗兰克在向神父忏悔，偶然从检察官口中知道了科拉原先的打算。
无须复述《局外人》的故事情节，大家也能看出：两部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模仿关系，阿乙硬将它们扯在一起，说明他的目光犹浅短了些，思想也浅薄了些，换言之，他将加缪浮浅化了。这一点，大家读读《西绪福斯的神话》等篇什就可顿豁：那种玩意儿可不是编通俗故事卖给好莱坞拍片子的詹姆斯·凯恩所能写出的。《局外人》的故事性很是弱化，与《邮差总按两遍铃》不可同日而语。它谈不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主人公莫尔索并不存在强烈的杀人动机，只是因为海滩上的阳光灼热，他就掏出手枪毙掉一个阿拉伯人。小说采用冷抒情的方式讲述故事，例如以下这段：
热气压在我身上，使我简直无法迈腿。每逢感到一阵热浪，我便咬紧牙关，把放在裤袋里的两只手攥成拳头，一心一意非战胜太阳、非克服住它向我施展的压力不可。我的牙齿，每遇到从沙滩上或白色的贝壳里反映出一道道的光亮时，便不由自主地直发抖。
以上叙述，在《邮差总按两遍铃》找不到，这是无须多讲的。将莫尔索的犯罪动机（假如存在的话）归因于“太阳像铙钹一样在我的头上一阵乱响”，这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
阿乙为什么会误读加缪？这源于他对意义的放逐，或者说对意义的刻意淡漠，即罗兰·巴特所谓的“零度叙述”。阿乙之所以落败于加缪，或者说中国小说家之所以落败于西方小说家，根究起来是这样的：在西方也许是一坛陈酿的波尔多葡萄酒，贩运到中国瓶装时却大肆掺水稀释，结果味道变得寡薄许多——不仅作家阿乙是如此，莫言对福克纳的模仿也是如此。有评论者剖析得颇到位，点中其穴，这样说：
阿乙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凶杀案件，以及社会各层对此的反应，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某种乖戾荒诞的社会现状，比如虚无、无聊和无意义等观念危机，但小说只是完成了一次凶杀的文学模拟，并没有进入哲学思辨的层次，而哲学思辨是存在主义的精髓。小说缺少等量的思辨对抗，从杀戮者这人来看，倒更像是虚无主义上身了。
1955年，加缪为欧洲广播电台撰写纪念性的短文《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开篇这样写道：
几个月前，我接待了一位友好的苏联青年，他出语令我十分惊讶，抱怨说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没有被充分地翻译成法文。我告诉他，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在同时代的各国文学中，在我国是翻译得最多、翻译质量最高的。我反过来也令他惊讶万分，向他断言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为了让他彻底信服，最后我还对他说：“您是在一名法国作家的办公室，在这个积极参与他时代的思想运动的作家办公室里，仅挂的两幅肖像是谁的呢？”他回身看我所指的方向，看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他那张脸不禁豁然开朗。
对于加缪的这句话，徒儿阿乙自是一无所知的。由于阿乙昧然于师傅加缪的写作来路，他妄称什么“《局外人》模仿《邮差总按两遍铃》”，也就不算奇怪了。有识之士不必为此讶诧莫名。
不过，咂玩师徒两人的上述坦言，我们确能读出以下信息：
第一，加缪能于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仅仅因为他采用“零度叙述”之类的写作技巧，那只是浮面上的东西。技巧背后还有东西在撑持着他，借用萨特评价福克纳的话说，这属于“小说家的形而上学”（悠哉专著《小说家的形而上学》的书名来于此）。这背后的东西，乃是古希腊哲人所谓“真相在井底”的晦暗东西，这些是中国作家们实难学到手的。于是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狼狈境况。日本作家怎么样呢？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大江健三郎学步于巴黎，作为萨特的忠实门徒，他对萨特作品的模仿也是“反类犬”的东东。莫言怎么样呢？他作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门徒，也同样学不来这些东西。因此，作为西方作家的徒弟，他们的作品都浅化了洋师傅的作品内涵。这是没有办法的：师傅的玩意儿是地道的西方货色，而他们作为非西方人，顶多只能努力仿造之，达到“形肖之而神落之”，也就算竭尽全力矣。
第二，加缪自称“积极参与他时代的思想运动”，而阿乙称因为自己生性比较冷漠，不太关心世界，只想写东西。“如果某件事情触动我的话，我就会愤怒，触动不了的话，不管它是自焚还是毁容，我都会很冷漠，基本上对这些我是不参与、不关心，碰到我头上我就会很愤怒。”他美其名曰“不是四处兜售”，而是“做减法”。阿乙有如下说法：
我不教给别人什么，也不想别人教给我什么。重要的是不写什么，而不是写什么。重要的是克制，是做减法，去除那些花枝招展的东西，保留人的基本含义，而不是四处兜售一个正确的自己，一个在道德和智慧上所向披靡的自己。
道德上的冷漠感，使得阿乙倾向于冷调叙述，也止步于冷调叙述。我倒是觉得，并非阿乙不去“四处兜售”，而是他没啥东东可兜售四处。试想想吧：一个城镇警察改行写小说，他肚里能存有什么高深的奥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热衷于“四处兜售一个正确的自己”。当然这种正确也许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然而仍然极大地感动有良心的读者。也就是说：这些读者也许不会学拉斯科尼科夫去挥斧杀人，最后被受良心谴责而投案自首；也不会学彼埃尔成日惦记着拯救俄罗斯，为此不惜化妆刺杀拿破仑；更不会学聂赫留朵夫公爵去四处跑腿为妓女翻案……但是这些文学形象的温度感明摆在那儿，他们翻开书页即可触摸到，从而引人深思，从灵魂的层面受到打动。“受到打动”看似一种被动行为，但是它毕竟不同于领导安排“唱红歌”、“表决心”、“喊口号”之类的骗人玩意儿；换言之，他们的阅读行为是主动的，怀着向善的渴望，而不纯粹是冷漠阅读，求刺激或满足窥淫癖、好奇心。这就是最严肃的读者、最高级的读者。降至二位小说大师的徒儿加缪，情形怎么样呢？不得不承认，加缪的作品难以做到这些，他也不追求这些。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欧洲人心态变了，受伤害不浅（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主人公男根受伤具有象征意义，是“失根的一代”之标志）。和海明威作品一样，加缪作品就写出了这些“伤痕”甚至“伤痛”。半个多世纪悠悠逝去，如今轮到他们的门徒阿乙再来仿造一次，在时间上是否落后得过多呢？是否可称“无力抗衡西方作家，啥新花样也玩不出”呢？
第三，具体到《局外人》来说，称它模仿了美国作家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这是根于无知、学识忒浅的胡说八道！实际上，加缪最推崇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悠哉上文所揭示的。托尔斯泰毕生用一种冷静的语调讲述故事，这种叙述语调深度地迷倒了加缪。大家读读《哈吉穆拉特》等作品的叙述笔调，就不难悟出《局外人》与之存在着渊源关系。
第四，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质问”的一种文学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质问：“如果没有上帝，人类岂不是胡作非为？”于是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出于非利害关系的杀人动机，就轻易地向女高利贷者挥起利斧。最后他的良知在道德感的重压下，在妓女索尼娅手持的《圣经》的重压下，他终于鼓起勇气自首了，承担了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沉重刑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中可承受之重”到了加缪作品中，已经转化为“生命中可承受之轻”：《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轻易杀人后，拒绝见神父（他放弃宗教的终极关怀），又放弃上诉（放弃理性的法庭）。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十九世纪作家与二十世纪作家的重要区别。人类良知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两次世界大战搅和在一起，脱不开干系的。加缪是位有思想的小说家，他意识到了这个重大问题，于是通过文学方式来直面它，以此拷问笔下人物的良知，或曰宗教感。鲁迅不是呼吁“直面惨淡的人生”吗？加缪这种写作姿态，就是现代作家的一种直面。他没有逃避，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恶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敢于直面而不曾逃避一样。问题通过文学的方式尖锐地提出来了，至于应该如何解决，那就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行动的事情了。
回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小说取材于一桩真实的“无由杀人案”，写“我”，一个十九岁男孩，高考前夕，不为劫色，不为夺财，不为泄愤，故意把一个花季少女杀了。问其缘由，答案是生活无聊，为了充实才这么干的。
这种生活态度很可怕。背后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吗？显然不是。看不出这个高中生能玩出如此深沉来。因此从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到阿乙笔下的“我”，主人公年龄大大地减少，换言之“低龄化”了。阿乙的捉臂见肘于此裸袒无余，他掩盖不了自己思想的苍白。禅宗偈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以空为宗的阿乙站在有思想的师傅加缪面前已经挺不直腰杆而成了“驼背矮”，倘若再与加缪的师傅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比个头，那岂不是形同武大郎站在聂赫留朵夫公爵和梅什金公爵面前么？休矣，休矣！惭愧煞人唷！
加缪有位后来反目了的文友叫萨特，他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剧作家。在短篇小说《艾罗斯特拉特》里，萨特讲述里一个青年追求“从高度看人类”，最后无缘无故地击毙一个路人，于逃避追铺过程中试图举枪自尽，最终却扔掉了手枪。这个结局是开放性的：没有谁拿《圣经》示意给他，他也明白犯罪了就应当受罚。而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主人公也持有一种“虚构的高度”：谋杀成了“我”寻找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杀一个不该被杀的人，比如一个优秀的女孩，才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才会有紧张的全程追捕，唯有逃亡才能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充实。然而，“我”还是失望了，因为警察长时间抓不住罪犯，发生了职业懈怠，所以“我”最后自首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然而16岁的高中生果然这么厉害吗？细细忖想这仍然是作家人为拔高了的，就像浩然在《金光大道》里人为拔高了高大泉，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人为拔高了孙少平一样。他们的写作路子一脉相承的。
在阿乙的作品中，主人公这么一段话：
我们追逐食物、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我们在干这些事，但为着羞耻，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应当说，这也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质问”的一种文学回答——阿乙式的回答。遗憾的是，较诸阿尔贝·加缪，阿乙回答得晚了些。的确是太晚了！好比一场考试吧，老师散发试卷，要求两小时内交卷，某某却迟至一年后才交卷，而那时答卷早就传上网络了，这是何等的尴尬呢？如此答题法，当然是不行的。即便是答题全都正确，即便某某辩称自己并没有见到答案，那也是大大地不妥当的。例如，有人指出郭沫若话剧《屈原》中的“雷电颂”抄袭了莎士比亚《李尔王》中主人公的疯狂独白，郭沫若赶紧辩称创作此剧前他从没读过《李尔王》（其实读过的，郭沫若撒了谎），那又怎么样呢？起不到什么作用，更遑论冠于“天才”之头衔。
阿乙的另一个失算是：目今中国的国势正在走旺，即：行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这时候大家心气很足，迥异于“二战”后法国经济衰弊、政局动荡、人心灰冷的时期。阿乙在这时候跳出来谈什么“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广大读者岂能买账耶？将读者的心说得凉冷冷的，谁还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添砖加瓦？如此看来，阿乙这部作品是不合时宜的，很不合时宜。
当代中国作家模仿国外名家的作品蔚然成风：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加缪、卡佛、杜拉斯、格里耶、马尔克斯、博雅赫斯、卡尔维诺……这些名家的作品一再被当代中国作家所逐一仿制，而且精心地仿制到酷肖的地步。放眼方今中国，玩文学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学青年在玩，成名作家也在玩。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甘心膜拜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当他们的异邦徒弟；《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也甘当马尔克斯的异邦徒弟；王小波甘当卡尔维诺的异邦徒弟；苏童则甘当麦卡勒斯、卡佛的徒弟。苏童振振有词地声称，他的书架上没有黑格尔、康德、叔本华、萨特著作，从不读太过艰深的书。许多文学青年则干脆偏激地声称，自己拒绝阅读文学名著。阿乙怎么样呢？他的品性还算诚实，不像某些人玩弄“抵死不认”这套鬼把戏。他坦陈《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对加缪《局外人》的一次精心仿制。
以上作家如此膜拜西方作家，甘居“永做徒弟，决不出师”的从属地位。究竟这是怎么啦？难道果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说，“中国小说处于世界小说的演进历程之外”，换言之，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可有可无吗？
偏偏帮他运作营销作品的罗永浩认死理，他不仅圈定了阿乙前途无量，甚至冠于“天才”之头衔。他认死了：阿乙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天才，就是！就是！就是！这让人只好做滑稽科，尴尬得没处安放脸面。罗永浩的以下酷评即是确证：
和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阿乙被他所处的傻逼时代严重低估了。衷心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再给这个瞎了狗眼的时代那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阿乙素以创作短篇小说猎誉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君果真文学才华洋溢乎？回答无疑肯定的。进一步问，阿乙的文学才华究竟多大，有希望继莫言之后，为中国赢得又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章吗？这就难以回答了，因为西方人颁发的文学奖项自然偏心于西方作家，而不怎么待见非西方作家，尤其是意识形态相抵牾的中国作家。
换一种方式提问：加缪44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1976年的阿乙今年才36岁，他与加缪的文学才华可否比拼呢？我觉得比较难，甚至难于上青天。阿乙若是存心要和加缪比拼比拼，他必须大踏步地推进，大幅度地提升自己的思想，而不能任其荒芜，讲几句“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不是浮面的叙述技巧的推进和提升，而是思想层面的，这是阿乙的创作软肋。比方说，加缪锐利地意识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毕生创作的重要意义，将他们的肖像张挂在自己办公室墙面。请注意：作为一个文学大国，法国也有许多文学大师，例如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福楼拜等等。加缪为什么不优先考虑张挂本国作家的肖像，而选择异邦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呢？将这个问题拎出来搁在阿乙面前，想必不是毫无意义的吧？如若他心有所悟，冷汗涔涔出，或战战兢兢汗不敢出，那就说明“此子可教也”。中国文学为此值得三击掌，这可是笃定的！
遥想当年，鲁迅在自己书房墙上张挂了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的肖像，他的《齿冷》等作品深刻影响了鲁迅的《药》、《祝福》等。假如阿乙打算选一幅作家肖像张挂于自己工作室的墙面，他会考虑选挂哪个作家呢？从阿乙坦言《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仿了加缪的《局外人》看，也许他很愿意张挂一幅加缪肖像？悠哉奉劝他千万别这么干。悠哉劝他将视野阀打开，眼光放得更宏阔些。古人云得好：“取法乎上。”倘若要挂，悠哉奉劝他选挂一张欧洲古典作家的，或者干脆选挂一张悠哉肖像吧！
将话题拽回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书名这么提问，显见得主人公茫然失措的人生态度。“上面”他想干的已经干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匕首毫无迟疑地捅进女生孔洁而不是他婶婶的肉体里。“下面，我该些干什么”，这个提问既是提给自己的，也是提给整个中国社会的。当今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时期，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弱肉强食，道德失范，法律意识淡薄，人际关系冷漠……社会问题多得难以枚举，足够中国作家苦思冥想熬灯费脑达几辈子。西方社会早就度过了这个“羊吃人”的资产原始积累阶段，因此悠然地过着自己“福利社会”、“丰裕社会”的好日子，借机再赚几笔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厚利润。既然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都是对西方作家的精心模仿，他们也用不着担心“追赶上来”，可以放心地睡安稳觉，继续蹒跚在自己该走的坦路上。
——“请问：中国文学何时赶上西方文学，与之齐头携手并进？”
——“齐头携手并进？嘁，做你的白日梦吧！”
不管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还是要“树雄心、立壮志”的，其中就包括作家阿乙。万不可妄自菲薄，万不可数典忘祖，万不可言必称希腊，万不可言必仿加缪，而应该果敢地迈步前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套用鲁迅的一句话说：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既然加缪能够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化出自己的《局外人》、《鼠疫》、《卡利古拉》等面目，既然鲁迅能从果戈理、尼采、易卜生、安德列耶夫等作家中化出自己作品的面目，当代中国作家怎么就不能奋力开拓呢？具体到阿乙吧，他怎么就不能甩开加缪，而另辟一条蹊径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我该些干什么”又可视作阿乙提给自己的一个疑问，关于其创作生涯的整体规划和宏观设计。这，可以视作该书名的第三重读解。
中国潜作家协会将第四届悠哉文学奖颁发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带有激励后辈、扬鞭奋催的象征意味。毕竟莫言大叔的岁数不小啦，“后莫言时代”中国文学的璀璨前景，须仰仗晚一辈作家奋笔不辍，其中包括阿乙在内。愿他们好自为之，努力，努力，再努力吧！中国潜作家协会以充当其伯乐为己任，愿意尽力识拔之、揄扬之。总之，中国文学大师悠哉认为这件事办得好，可可地遂了自己素日之愿想，于是欣欣然提笔撰写书评。
20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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