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马特遗书》是一本奇特的书，这是台湾26岁的女研究生邱妙津于巴黎自杀前写给女友的信件汇辑，叙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情欲，披露了人前无法启齿的心声。该书轰动了整个台湾，曾获台湾19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当年评委之一蒋勋认为，其原因在于该书是一种设定死亡后的绝对写作。
“只有当设定了自己的死亡之后，才会这样写。”蒋勋指出，“死亡是解构的最大力量──惟有死亡能解脱‘生’的相对性。”他以法国作家惹内为例：惹内从小入了黑社会，人生定型期完全浸泡在反体制的环境里，他长大后成了惯偷、男妓，一次次坐牢、重判，最后成了无期刑犯。令世人惊愕的是他竟以待毙之身开始了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监狱里男性间的情欲关系……这些作品大多散失狱中或者毁于看守之手，只有一部分意外地传到了萨特手里。萨特读后叹为天人，作《圣者惹内》，指出惹内是在替所有主流文化“赎罪”，并认为这才是一种绝对写作，而那些意图发表、预设别人评论的写作，其纯粹度往往要打折扣。
从邱妙津到惹内，作品由于预设了死亡坐标，解脱了“生”的相对性，也就自然地摈绝了世俗功利，显现出一种绝对的重量。而大多数写作者在进行的，都是着眼于现实，更具实际意义，有别于绝对写作的“相对写作”。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写作，预设坐标几乎不可避免：不预设死亡，可能预设不朽，不预设闹热，可能预设淡泊，不预设荦荦大者，可能预设鸡毛蒜皮。翻开文学史，仅就名利一项，便见写作百态。世人大多赞赏淡泊名利的作家，有“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不才明主弃”的孟浩然，也有与现实紧张碰撞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他们的抗争均非为一己之私。在这个群体中，我以为最值得研究的是曹雪芹。这位早年的佳公子、晚岁的落魄人，为什么非要在僻居西山、举家食粥的窘境中“一把辛酸泪”地留下“满纸荒唐言”？他没有工薪，没有润笔，又不愿打秋风，或去当幕僚、清客，他终竟贫病而亡。曹雪芹大概没有预设死亡坐标，但是他的作品或可视为准“绝对写作”。
还有一类作家，他们同样没有预设死亡坐标，但也没有预设闹热局，至少没有预设“家弦户诵”，而是“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沈复。沈复的《浮生六记》不过率尔操觚，连发表的意图都没有。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文体——笔记小说，是类别有异的各种随笔，或清谈或考辨或搜神或述异，其间的优秀者能将高尚的人格、美好的情感融入对自然图景和社会具象的描绘与展示之中，“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语）
写作的人预设坐标原本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孰知到了号称市场经济的今天，充斥文坛的竟是赤裸裸的炒作！有点权的急急弄权，有点名的忙忙卖名，胁肩谄笑，奔竞于侯门之间，钓誉沽名，飞扬于国界之外。读读这些人的作品，不是恶俗，便是汉字错乱的排列。
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当然不是那些会弄权会谄笑会奔竞的人，而且也不是那些仅仅有个聪明脑袋瓜的人——他们不仅有笔下的才华，更有美好的心灵，有着对现实深刻的洞察力，特别是对人性的敏感，有着对人类的责任感，能够承受苦难、超越苦难，同时拒绝浮躁、拒绝浅薄，有着一种甘于寂寞、甘于孤独的精神；他们敢于直面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回避由兹引发的斗争，而且在这种斗争中表现出伟大的人格力量！他们预设的坐标或许不是死亡及其他，但一定离不开真善美。
我有幸结识了邱妙津的博导辜怀群教授，她这样描述《蒙马特遗书》：“……悲恸的情绪，透过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力量强大到让观者无法抵抗，在冷静与疯狂间，我只看见极大的孤寂与无法解套的提问。”
（郭启宏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