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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预设坐标 郭启宏 据报载，获台湾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的是一本奇特的书——《蒙马特遗书》。这是26岁的女研究生邱妙津于巴黎自杀前写给女友的信件汇辑，这些信件叙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情欲，披露了人前无法启齿的话。因为信件发现于蒙马特地区，故以为书名。《蒙马特遗书》轰动了整个台湾岛，很多台湾青年被震撼得发抖。究底为什么？当年评委之一、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蒋勋有说法，他认为那是因为，《蒙马特遗书》是一种设定死亡后的绝对写作。 “只有当设定了自己的死亡之后，才会这样写”，蒋先生指出，“死亡是解构的最大力量──惟有死亡能解脱‘生’的相对性”。为了说明这种绝对的“遗书式”写作与众不同的特质，蒋勋举出法国作家惹内。惹内从小入了黑社会，人生定型期完全浸泡在反体制的环境里，他长大后成了一名惯偷、男妓，一次次坐牢，一次次重判，最后成了无期刑犯。令世人惊愕的是他竟以待毙之身开始了个人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监狱里男性间的情欲关系……这些作品大多散失狱中或者毁于看守之手，只有一部分意外地传到了萨特手里。萨特读后叹为天人，作《圣者惹内》，指出惹内是在替所有主流文化“赎罪”，并认为这才是一种绝对写作，而那些意图发表、预设别人评论的写作，其纯粹度往往要打折扣。蒋勋的举证意在说明，《蒙马特遗书》与“圣者自白”有同质性。（注一） 从邱妙津到惹内，绝对写作的特质在于，整个作品由于预设了死亡坐标、解脱了‘生’的相对性（也就自然地摈绝了世俗功利）而获得了一种终极意义，整个作品同时显现出一种绝对重量，也即蒋先生所称震撼读者心灵的“空前的重量”。读罢报载，我的心一时间多了几许沉重。不只是对惹内、邱妙津的“悲悯”，而且是对当今世上的写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仍然握笔的反思。当然，举世滔滔，像邱妙津、惹内辈能有几位？且不说主观上的千差万别，客观上的际遇也难以类比，自杀者和死囚本来极少数，其间能舞文弄墨的更属凤毛麟角。倘以邱妙津、惹内为唯一参照系，世上人将无法写作。着眼于现实，更具实际意义的，是有别于绝对写作的“相对写作”。然而，《蒙马特遗书》毕竟是一种启示。 核心问题是预设坐标。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也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写作，预设坐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预设死亡的，可能预设不朽，不预设闹热的，可能预设淡泊，不预设荦荦大者的，可能预设鸡毛蒜皮，如此等等。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林林总总的作家群中，仅就名利一项，便可得见写作百态。后世人大多赞赏淡泊名利的作家，不仅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的陶渊明、“不才明主弃”的尴尬的孟浩然，而且有与现实紧张碰撞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们，因为他们的抗争绝不为一己之私。在这些人当中，我以为最值得研究的或许是曹雪芹。这位早年的佳公子、晚岁的落魄人，为什么非要在僻居西山、举家食粥的窘境中“一把辛酸泪”地留下“满纸荒唐言”？他没有润笔，更没有固定工资、奖金或者红包，他又不愿意打秋风，或去当什么人的幕僚、智囊、附庸和清客，他终竟贫病而亡，年未及五十。曹雪芹大概没有预设死亡坐标，但是他的作品或可视为“准绝对写作”。 曹雪芹之外，还有一类作家，他们同样没有预设死亡坐标，但也没有预设闹热局，至少没有预设别人评论（说得直白，叫捧场），他们的预设坐标也许可以用两句旧诗来表述：“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这类作家可以称作“又准绝对写作”。他们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沈复。沈复的《浮生六记》不过率尔操觚，连发表的意图都没有，如果不是俞平伯先生无意间从货担中发现，中国文学史上哪里有沈三白的名字？书肆上也不会有托名曾国藩的续貂之作！由沈复的《浮生六记》想开去，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颇为独特的文体——笔记小说。这类作品实际上是类别有异的各种随笔，或清谈或考辨或搜神或述异，其间的优秀者能将高尚的人格、美好的情感融入对自然图景和社会具象的描绘与展示之中，如刘勰所说，“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注二）至若散淡闲适之类，虽然只及具象的表层，情绪的波面，但是不随流俗，且带美感，也有存在的价值。笔记小说的写作也往往排斥名利的坐标。 写作的人预设坐标原本在自觉不自觉之间，谁知到了号称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看到了充斥文坛的竟是赤裸裸的炒作！作品还未问世，先要广而告之，一旦炮制出笼，紧锣密鼓喧呼，有点权的急急弄权，有点名的忙忙卖名，胁肩谄笑，奔竞于侯门之间，钓誉沽名，飞扬于国门之外。读读这些人的作品，即使不是恶俗，也是一大堆汉字错乱的排列。 （注一） （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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