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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文学史，从体裁上讲有诗词歌赋。诗、词、歌、赋有着严格的区别，诗讲究格律，整齐化一，词讲究词牌，错落有致，但都有平仄的要求。歌便于传唱，赋相当于现在的散文。 我们熟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代的中国文学有什么特色呢？从官样文章看要算报告，大到领导作报告，小到请示要打报告，从文学角度看，可能要算报告文学。
中国古代，写诗作画是文人的象征，作学生时读的是子曰诗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文人间的交往也常以诗相唱和，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古体诗注重格律、声韵，平仄相合，这些是经久而自然形成，就象语言与语法一样，先有语言，而后人在总结语言的规律时产生了语法。古体诗的这些特征看起来是一种束缚，但有时束缚是必要的，你只要到医院骨科病房里去看一眼就会明白。 新诗起源于上世纪初的的新文学运动。随着白话文的兴起，新诗也应运而生。胡适是尝试新诗的第一人，当时称白话诗。他在一九一六年给朋友写信说，“白话也可以做诗，今后则可以多写，写得它多采多姿。所以今日当务之急，便是我们自己认真着重写作白话诗的试验。纵使我们失败一、二次，乃至无数次，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地试验下去，试验到最后证明白话究竟能不能做诗为止”。并决定把他的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此时的白话诗保留了诗韵，所以又称白话韵文。 白话文废除了之乎者也，新诗抛弃了格律，似乎要与古体诗格格不入，韵律也不讲究了。押韵的新诗还保留了古体诗的尾巴，故还可称作诗，不押韵的诗严格地说不能算作诗，只能说是长短句而已，因不具备诗的最基本的特性，是属变性而不是变种。诗和韵是相连的，自有诗即有韵，就象人的呼吸一样，有呼有吸，才能有生命。 词是由五言诗、七言诗和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词和歌可以说是诗的变种，但没有变性，诗、词、歌都是韵文的一种形式。写新诗的人切不可本末倒置，不要以为把一段文字分成一句或半句为一行就是诗了。 新诗不注重韵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翻译外文诗的介入而引起的误导。一些留洋或懂洋文的人为了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将一些外文诗译成中文。严格地说，诗是不能译成别国文字的，一经译出，原味尽失，文可译而音不可译，译者只好勉为其难地将意思译出，舍弃诗韵。但也有例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郭沫若的译作，译出了诗味，是艺术的再现，是一种神译。我在上大学时，英语教师在讲到英汉互译时举了一个例子，中文有一句俗语“半斤八两”，如果你按原意译西方人肯定听不明白，你还得解释中国曾经使用过十六进制，如果将这句译成“六个半打”，西方人一听就明白，这可以算是传神之作。外文诗也是要用韵的，如法文诗通常用“平韵”、“错韵”、“抱韵”等等。译诗如果仅仅译出原意而没有韵味，谁会记得？更不会流传。人们在记化学元素化合价和五笔字型的字根时，将其编成口诀，有韵味便于记忆，如今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顺口溜也因韵味十足而流传。翻译作品讲究信、达、雅，不能求全时只好顾此失彼，是一种无奈，一些不懂外文而又好诗的人一看外国人写的诗，甚至著名外国诗人写的诗也不过如此，自己也就如法炮制，大作特作。有的人以为新诗容易做，既无格律拘束，又无长短限制，一阵心血来潮，让情感自然流露，就可以凑成一首。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作这种徒劳的事。 时至今日，诗、词、歌不分，统称诗歌，歌曲中的文字称为作词。在老年报中还时常可看到一些读古书的老人喜欢写一些诗词，现在的所谓诗人都是写新诗。新诗也有写得好的，象郭小川的诗就写得很好，很耐读，有时尽管很长，还能让人不厌其烦地读下去。而有的诗尽管不长，却无法让人耐心看下去。有的诗想象太过于超凡，就象一个高中生在写高考作文时所说，“什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就不明白，依着视觉描绘次序，面朝着大海，又如何能看到春暖花开呢，莫非是海市蜃楼？这诗人做的，逻辑不讲究，脑子不清楚，神经搭错线”。也许他会说，这是“沧海桑田”呀！如果说“面朝大海，高楼林立”，那才是海市蜃楼。你看这诗写的，我等凡夫俗子哪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面朝大海，只能望洋兴叹，再怎么提示也看不到 春暖花开。 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最精妙的语言，这两种精妙绝对不会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在的新诗，真让人失望。旧有的形式，我们放弃了，新的形式尝试了九十年，还如同瞎子牵瞎子，到如今还没有摸上一条正路。现在的一些新诗，不说有一种音韵美，连念起来都不顺口。这样的新诗根本没有“生存理由”，尽管有众多的“生存空间”。 诗的出路在哪里呢？有三个途径。 第一是走西文诗的路。但是西文诗也是在变的，从国情考虑，至少没有中国的特色。 第二是走中国旧诗的路。纵观世界文学史，中国只有诗还可以与他国抗衡。难道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不值得现代的新诗人去发掘吗？毕竟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至少我们可以象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在国人面前炫耀一番（他国人是否知晓另当别论）。 第三是走民歌之路。有人认为中国的诗是始于民歌，后被文人所窃加以改造。 如果这三条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呢？我说不要紧，还可让她试一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几十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那么中国诗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且慢！我自认为应结合上述三点之长。 作为太湖人且对于诗感兴趣者，我相信一定读过赵朴初的诗。不知大家琢磨过没有，在我读过有限的赵朴初的诗中，不曾冠以七律、五律，甚至第句六个字的也没有冠以“六律”（尽管没有这种说法），如一九七八年秋应太湖县文化馆之嘱为《长河文艺》创刊号题词“攀科学之高峰，溯真理之长河；开百花之芳园，扬革命之洪波；托衷情于片纸，望故乡而高歌”。但每首词都冠以词牌，如“书赠太湖县人民政府 自度曲”、“中秋感怀 调寄卜算子”。我自认为还可进一步，不管格律与词牌（何况现在诗词歌已混淆不请），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不要忘记根本。就象我们中国人，无论你是身处世界何地，只是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 诗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不强求整首诗都闪闪发光，也没有整首诗都闪闪发光的，在一首诗中有一、二句发光就能照亮人间。就象我们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有一段话或一句话对自己有启发，就是好书或好文章。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只见过人们用后两句的，还不曾见人们用前两句的，前两句是铺垫或陪衬。人们在引用前人的诗句时是为自己的作品陪衬的。这个闪光点就象照相机的闪光灯，恰到好处就能给人们留下清晰的记忆。 怎样才称为诗？怎么样才称为好诗？我认为用最精妙的语言表现最精妙的观感，且读起来顺口就可为诗。用最精妙的语言表现最精妙的观感（散文重在知，诗重在感），且意境高远、语音和谐为好诗。 2005年10月8-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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