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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50年——前300年， 世界这五十年，波斯第一帝国，毫不例外的完蛋了。谁干的呢？希腊旁边，出了一个绝世大英雄，花了13年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东地中海区，甚至包括印度，这就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帝国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一年，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帝国来得快，死的也快。 亚历山大的征服，靠的是纯粹的武功，并且一直在镇压希腊人的起义，后亚历山大时代，也没有一个地方实行“雅典的民主制度”，但西方史学家特愿意称以后的两百年为“希腊化”时代，为什么？ 这个时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在世，中华有孟子、苏秦、张仪在世。 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突然遇刺身亡，刚满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他留给亚历山大的财产只有几只金杯银碗，还有不到六十塔仑的财宝，债务却多达五百塔仑。而且他击败的希腊各城邦，也没有得到基本的管制。 亚历山大 于是，亚历山大带着军队去外面抢钱，争取荣华富贵，开始了武力征服世界的征程。亚历山大的举动，和萨尔贡、汉莫拉比、图特摩斯三世等等西方的大英雄没什么区别，核心价值观完全一致，都是要靠武力取得“个体的优胜”，获得“个体的幸福”。 只不过，亚历山大事件，证明了老慢的一个论点，“融合，是历史的唯一推动力”。客观上，自此以后，希腊和马其顿，都融入了“东地中海”这个战区。再以后，是古罗马。融合，需要一步步来，但总是边缘向核心区融合。在中华，也是一样，边缘的楚国、吴国、越国、秦国、燕国，一步步的融入了中原。融合，是必须的，但能不能融合在一起，融合的好坏，另当别论，这需要融合的智慧。 好的融合，前提是大一统，然后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然后是良好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建立，最关键的是“天下普遍幸福”这个核心价值观。中华，就是这样的融合，所以产生了好的融合。而东地中海区，就不是这样的融合，所以，始终产生不了好的融合。 大流士的波斯就是这样，大一统了，他的统治也比较友善，社会也有法律制约，但是，没有“天下普遍幸福”这个核心价值观，只是追求“优胜者个体的幸福”，所以，也就不可能建立普遍幸福的伦理道德体系，因此，大流士的波斯也完蛋了。接下来，亚历山大帝国，瓦解的更快，因为他的统治，连友善都谈不上，纯粹追求个体的幸福，死的只能更快，希特勒也是如此。 此时，亚历山大开始征服希腊的底比斯。他决定杀一儆百，以闪电般的速度出现在底比斯城下，底比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慌失措中，底比斯城就被攻陷了，亚历山大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堆瓦砾，全部居民都被变卖为奴，亚历山大发财了。 据说，临出征前，亚历山大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分了。当时有位将领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希望！”亚历山大干脆利落的答道，“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 可见，亚历山大的核心价值观，还是获得“个体的优胜和个体的幸福”，与东地中海核心区的价值观，一模一样。谁说亚历山大是把希腊文化发扬光大了？明明是他继承了波斯文化，波斯继承了巴比伦文化，巴比伦继承了亚述、赫梯文化，而一切都可以追述到苏美尔的“个人英雄”和古埃及的“众神英雄”，核心都是“个体优胜”文化，一脉相承。 继续，亚历山大一举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彻底摧毁了波斯人的士气和抵抗的决心，开辟了向东方扩张的道路。不少城邦不战而降，甚至把亚历山大视为将他们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星。因为，波斯没能带来普遍幸福，所以，人们希望，没准新的统治者能好点，可惜，事与愿违。 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率步兵4万和骑兵7千向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在尼尼微附近最终战胜了大流士三世。亚历山大乘胜东进，占领了东方最大的城市巴比伦，并为自己加了一个称号－－“巴比伦及世界四方之王”。这还是东地中海战区优胜者的传统，他们最喜欢的名称就是“世界之王，四方之王”，亚历山大一脉相承。 此后，亚历山大又率兵从巴比伦出发，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波斯帝国的首都苏撤、波斯波利斯和矣克巴塔那等三座都城。大流士三世逃至北方的大夏，被大夏的总督比索斯杀死，弃尸于路旁，至此，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 然后，亚历山大并没有知足，又继续征服埃及和印度，八年，行程五万里的远征，很多士兵已经伤、残、病、亡，幸存者也不愿再打仗了，他们都想活着回去，想着到了该享受“优胜者的幸福”的时刻了，所以，公开拒绝打仗，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只好收兵。 前325年7月从印度撤兵，前323年，在巴比伦发高烧身亡。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被他的四位将领瓜分，其中多利买将军在南面统治了埃及，巴勒斯坦；西流基将军在东面统治了叙利亚，地中海一带；卡幸达将军在西统治了马其顿和希腊一带；吕西马吉将军在北统治了小亚细亚，土耳其一带。 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瞬间飞灰湮灭，各独立体内战、外战不断，西方史学家，将这时到古埃及被罗马征服为止这一段时间（前323－前3年），称之为希腊化时代。 为什么叫“希腊化”时代？这个名字很奇怪。 亚历山大的征服，靠的是马其顿的野蛮武功，并且一直在镇压希腊人的起义，后亚历山大时代，也没有一个地方实行“雅典的民主制度”，但西方史学家特愿意称以后的两百年为“希腊化”时代，为什么？ 西方人继承的是“个体优胜”文化，从“个体优胜”角度看，现在是美国最优胜，但美国从哪里来呢？欧洲，所以就有欧洲中心说，欧洲人最优胜。欧洲优胜从哪里来呢？罗马，所以有罗马中心说，罗马最优胜。罗马的优胜从哪里来呢？马其顿，马其顿之前是希腊，希腊的其他城邦都不是民主，只有雅典，所以，西方文化的祖宗是雅典。雅典的民主没了，希腊也变成奴隶了，所以，只能说“希腊”的思想是主流，这就是“希腊化”这个名词的内涵。 其实，不管是后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帝国，希腊，波斯，不管是哲学王、光明神、太阳神、大英雄，都是东地中海“个体优胜”文化的延续，这个核心价值观，从来就没间断过，一脉相承。同理，在东方，中华思想，“天下普遍幸福”这个核心价值观，也没间断过。只不过，不同环境，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东西方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习惯于从“个体”角度考虑问题，一个习惯于从“天下”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说，希腊对人类普遍幸福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还是要说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跟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越学越觉得不对劲，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所以，亚里斯多德抛弃了柏拉图哲学王的思路，成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老老实实搞起了自然科学的研究。 亚里斯多德的研究对象，变成了自然科学，包括植物分类等等，哲学反而其次。他的核心思想是对事对物不对人。后来的科学家，经常排挤和讥笑亚里斯多德，因为他在物理方面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甚至是缺乏常识的，比如重力加速度等等问题。但是，他研究具体事物的严谨认真和方式方法，确为西方的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体优胜”，个体，就是具体的一个事物，所以，西方人在研究具体事物上，确实是强项。西方人习惯的逻辑是：分析和提炼“个体”特征，形成“共性”的客观规律，然后，用这个客观规律再指导具体的事物，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原理。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只适合于“死的事物、死的规律、可重复的规律。”所以，研究对象只能是“自然科学”。“人”就不同，“人”是活的。人和人不同，环境和环境不同，一个阶段与一个阶段不同，所以，用搞“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研究“人类社会”，必然走不通，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问题就在于此，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在于此。 亚里斯多德虽然没弄清楚到底是这么回事，但他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所以，他回归了，重新回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这方面，恰恰是希腊人的真正贡献。 其实，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古希腊人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就不少。个体，只能对应自然科学，只能对应“死的规律”；天下，才能对应“人的科学”，才能对应“活的规律”，这还是中华的“天道”思想，核心还是“匹配”，你适合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自然科学”适合亚里斯多德，适合西方人，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容易取得成绩。 但是，“自然科学”只是人类普遍幸福的工具，“自然科学”本身，不是灵丹妙药，更不是天下普遍幸福，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科技水平再高，生活再富有，该不幸的照样不幸。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也不见得是好事，弄不好还是坏事，先进武器，化学性武器，对人类来讲就是坏科学，丑恶的科学。工具，永远是工具，天下普遍幸福，才是人类不二的法则。 亚里斯多德认识到了这点，柏拉图的哲学是死胡同，走不通，所以，他回归了。因此，在希腊，真正的精神贵族，不是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更不是亚历山大，而是亚里斯多德。同样，希腊对人类的真正贡献，只能是“自然科学”和“艺术”，因为，“自然科学”和“艺术”，都属于“个体”的范畴，适合善于理性思考的希腊人。但这些，只能是人类普遍幸福的工具。 天道无亲，对东、西方的评价都是一致的。 在中华，这个时期也是如此，辉煌的是苏秦、张仪。按照《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按照老子的说法，君子居则贵左，用兵者贵右；打仗时期，必须以“取胜”为最高原则，所以，苏秦、张仪的骗术、忽悠、手腕、谋略、阴险、狡诈，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符合天道的，是能帮助中华实现大一统的，是有贡献的，并没什么错。 但是，放在天下普遍幸福的大历史中，他们是不值得敬佩和推崇的，是违背道德伦理的。所以，按照中华的天道思想，他们只能一时风光，一时应运而生，不可能一世风光。即便做出了再大的贡献，也只是因人成事，绝对不能，也不应该受到推崇。后来，三国的曹操也是如此，能力非常强，但按照中华的天道，特殊时期才需要“能臣”，这种人才，根本不能、也不值得推广和崇拜。 其实，天道这个原理，即便放在今天也很有效。贪官们，其实大多数都是特别能干的人，都是大能人，但从天下普遍幸福角度来讲，只有在特别落后的环境下，在普遍不幸的情况下，在特别需要“大能人”的贡献的环境下，才偶尔需要“大能人”，才偶尔需要“能臣”。 一旦不是特别落后了，“大能人”和“能臣”反而会成为制造“天下普遍不幸”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华历朝历代，确实都有“能臣”，但“能臣”往往不得好死，死后，也没什么好名声。原因就是“君子居则贵左”，太平时期，只能鼓励符合“道德”的行为，绝对不能鼓励“能臣”，否则，天下必然不太平，必然造成天下普遍不幸。 天道就是如此：大环境需要“能臣”，“能臣”才能应运而生；大环境不需要“能臣”，“能臣”们如果看不清形势，就只能死路一条。可悲的是，越是“能臣”，越不容易看明白大环境，所以，事后倒霉的时候，往往责怪老天爷不公平，责怪人家卸磨杀驴。其实，是自己对天道的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能臣”，什么时候不需要“能臣”。 苏秦、张仪就是如此，的确是“能臣”，的确在当时符合天道，客观上的贡献也不小，但在历史中，只能是“弄臣”。为什么？如果太平时期，也由这类“能臣”当政，只能是兴风作浪，只能把天下弄成“普遍不幸”。 所以，在中华，不需要公平对待“能臣”，一切的出发点只有一个，这就是“天下的普遍幸福”。公平，只是实现“天下普遍幸福”的工具，如果“不公平”，反而对“天下普遍幸福”有利，那么，遵照天道，绝对应该“不公平”。 所以，按照中华的天道，“能臣”如果不识时务，如果影响了“天下普遍幸福”，就只能卸磨杀驴，绝对不应该心慈手软。苏秦、张仪、曹操，位列“弄臣”，原理就是如此，现在的“能臣贪官”，不得善终，也是如此。“能臣”，在中华历史上，就不可能成为“贵族”，不可能被人推崇，因为他们缺乏“中华精神”。 与苏秦、张仪相反，孟子虽然和孔子一样不被重用，四处碰壁，但他更符合中华的精神，他的思想更容易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所以，孟子是中华的“亚圣”，是中华真正的贵族，尤其是精神上的贵族。 孟子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中华的贵族精神，符合天道，容易给天下带来普遍幸福。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照样符合中华的天道，民为贵，就是天下普遍幸福，社稷次之，就是政府官员必须“天下为公”，君为轻，就是老大必须遵循天道办事。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这照样非常符合中华的天道。按照天道，人和人不同，有人天生很正，有人天生很邪，不管什么性格，每个人都有正反两面特征，但从“天下普遍幸福”角度讲，只有鼓励每个人展现自己的正面，才有利于“天下普遍幸福”。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让大家扬善。同理，荀子说“性本恶”，按照天道，每个人都有阴暗面，荀子的意思是让大家抑制自己的阴暗面。所以，“性本善”和“性本恶”都是孔子“扬善抑恶，克己复礼”思想的最佳注解。“克己”就是“性本恶”，“复礼”就是性本善。 只有西方的哲学，才会关心到底“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而中华的天道早就解释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特点的性格特征，都有两面性，与大环境匹配，就是善；与大环境不匹配，就是恶。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参见老慢的新书《老子的天道》与《天道易经》，简介在“淘宝店铺：老慢讲堂”。 遵循天道，只要是太平社会，只要建立了基本社会秩序，就需要以孔子的伦理道德重建社会行为规范，而孟子的思想，特别适合构建道德社会的精神力量。所以，当前社会，应该以从严法治重建社会的基本秩序，然后以孔孟思想构建道德的规范与精神。其实，秦始皇的工作，就相当于以法治重建了社会的基本秩序，而大汉朝，就是以孔孟思想重新构建了道德规范与精神，如此，中华实现真正的大融合，也为中华的天下，带来了普遍幸福。 中华的历史是如此，未来，世界的全球化之路，该如何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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