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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自己的潇洒人生？ 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歌词内容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唱出了节奏快、压力大、矛盾多的现代人渴望从“人间多少的忧伤”中解脱出来,构建潇洒人生的急切心声。那么,企业家如何来构建自己的潇洒人生呢?我们或许能够从道家哲学智慧中得到某些启示,并在它的指导下,由“一半清醒一半醉”变成完全清醒的人。企业家要想在人间“潇洒走一回”,至少要通过“名利关”,“情欲关”,“生死关”和“气度关”,从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来一个转变,方可构建自己的潇洒人生。 一、“身重于物”和“淡泊名利” 第一道关是“名利关”。 企业家同常人一样,要想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必须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摆正“名”(功名、权位)、“利”(金钱、货财)与“身”(生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摆正这三者的关系,清醒地认识到“名疆利索”对人生命的危害性,牢固地树立“身重于物”的生命理念,不为“外物”(名、利)所累,才可“潇洒走一回”。那么,如何摆正名、利与身的关系呢?三者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呢?这是每个人都要问答的人生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一是“物重于身”,即认为三者之中,名、利重于生命。持这种人生观的人往往为了获取名利、权势可以无故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把名利、权势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他们“争名于朝(官场),争利于市(市场)”,在社会上造成“贪夫殉财,烈士殉名”的悲剧。庄子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外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牺牲)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比如“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 在庄子看来,他们虽然“事业不同,名声异号”,但在人生价值取向上,都是以物重于身”为其导向,造成“今世残死(死刑)者相枕也,桁杨(刑具)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贤者伏处大嵁岩(深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慄乎庙堂之上”,整个社会都充满着恐惧和忧愁。人既死亡,名”与“利”对于他又有何用?更无人间潇洒可言?这是道家对老庄所处时代的人欲横流、人性异化现实的真实揭露,也是对“物重于身”价值理念的有力批判。二是在批判当时“物重于身”理念的基础上,道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珍惜生命,爱护生命的“身重于物”理念。把“名”、“利”与“身”三者相比,生命(身)比名、利更为重要。老子在名利与权势的迷宫中,破天荒地发现了人的“生命”价值。他从“全生”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生命贵于名、利,追求名、利是为了人的生命,如果名、利有害于人的生命,宁肯抛弃名、利,也要保存自己生命。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意思是,声、名与生命哪一个更亲切?生命与财货,哪一个更重要?获得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更有害?认为过分地追求声名,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过多地收藏财货,必定会招致更快的失亡。因此,只有一个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对人来说,名、利和生命相比,生命更重要。因为名、利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为获取名利而导致生命丧亡,那就是舍本逐末了。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老子的“身重于物”的思想,为杨朱、庄子学派所继承、发扬。孟子批评杨朱时,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主张“贵己”,认为“利天下”虽是大利,却是身外之物;胫上一毛,虽是小物,则是身上之物。所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是杨朱的“全葆真,不以物累形”生命哲学的宗旨。庄子从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出发,明确提出了“身贵于隶”的命题。他说:“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这里所谓“隶”是指仆隶,即庄子把外在的得失、祸福、功名、货财、权势、生死视为人身的奴仆,舍弃身外之物就同舍弃泥土一样,人生最为可贵的是生命,而非身外之物。庄子依据老子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的命题,即认为人的生命最为可贵,切不可因外在的权财、名利而丧失了本性。主张“可以保真,可以全生,可以养身,可以尽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一则记载: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时,“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守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种“身重于物”的观念,在《庄子·秋水》、《庄子·列御寇》、《庄子·盗跖》等篇中,也都有反映。庄子借盗跖之口,指出世上所谓贤者、义士、忠臣在孔子的道德说教影响下,重名轻死,皆“不足贵也”。比如,伯夷、叔齐辞让孤竹国的国君而饿死于首阳山下,尸体没有埋葬;鲍焦行为高洁,非议俗世,抱木而枯死;申徒狄谏君不被采纳而负石投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因晋文公背弃他,抱木而烧死;尾生与女友相约于桥下,女友未来而洪水至,抱梁柱而死;王子比干剖心而死;伍子胥尸沉江中等等,皆违背“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重名而轻死,无故践踏生命,皆“不足贵”。 《庄子·让王篇》是庄子后学阐述“身重于物”思想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借用十五个寓言,反复论证以生命为贵,以名位利禄为轻的人生哲学,指出“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主张“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比如,韩、魏互相争夺土地,魏国贤人子华子对韩昭侯说:欲得天下,或废右手或废左手,你愿意吗?韩昭侯表示不愿意,子华子说:“甚善!有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重于两臂。”由此可知,“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鲁君使人以币求得道之人颜阖,颜阖逃之,认为“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丧生以殉物,岂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恶为君子患”而逃乎丹穴,“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作者进一步发挥老庄的“身重于物”的生命价值观,“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或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在《本生》篇作者看来,外物是用以养性(生),而不是用性(生)以养外物。肯定生命为重,养生之外物为轻,决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追求外物。比如国家设立官职本是用以保护人的生命(“立官者以全生也”),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外物之上,然而“今世之惑君,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这就是“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完全颠倒了生命与外物的关系。在生命与情欲的关系上,《贵生》篇作者提出了“莫贵于生”的观点,认为“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为。”这就是说,耳目鼻口之欲要服从于生命的存在,有利于生命则为之,不利于生命则去之,是以保全生命为标准。尧把天下让位于子州支父,而子州支父则推辞自己有病而拒绝。《贵生》篇作者评曰:“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这说明,保全生命比满足情欲更为重要。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血与火的残酷现实,严重地践踏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道家学派力倡“身重于物”,虽然可能从中引出苟且偷生、丧节活命的消极思想,但它毕竟在名利权势背后,发现了人类自身的生命价值,唤起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实在是一种惊世骇俗之论,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在这里,老子对人类初期文明弊病的揭露与剖析,是对人类初期文明负面作用的深刻反省。由物质文明而造成的争利之心和由道德文明而造成的争名之心,激起人们对财富、权力、贤名的强烈占有欲,驱使人们去争夺、盗窃、抢掠,杀害,以致出现了“重物轻身”的本末倒置现象。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而创造了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反过来又成为损害人、妨碍人进步发展的异己力量;人类为了追求美名,不惜扭曲自己本性,损害自己的身体,以至牺牲生命。这种重名利轻生命的现象,道家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从道家“身重于物”的哲学思想中,企业家可以悟出许多潇洒人生的真谛。道家的这些人生哲理,在历史上有过深远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企业家要想“潇洒走一回”,必须努力做到:(一)树立“身外之物”的观念。所谓“身外之物”,是说名位、钱财是身体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能随人生而带来,也不能随人死而带去,所以把它称为“身外之物”,表示对名位、财势的轻视之意。元朝蒋子正《山房随笔》引刘改之(刘过)诗云:“拔毫己付管城子(指笔),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尊(酒器)酒伴风流;”明代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指出:“汲汲为利,汲汲为名,俱非尊生之术。”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一书中亦认为,“以外物言,无论功名富贵,即四肢百骸,亦躯壳耳!”主张“毋嗜欲杀身”,论证说:“鱼吞饵,蛾扑火,未得而先丧其身;猩醉醴,蚊饱血,已得而随亡其身;鹚食鱼,蜂酿蜜,虽得而不享其利。”世上贪利者,大率类此。鲁迅先生在《智识即罪恶》中也指出:“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也把“不追求名不追求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每当人们官场失意或者市场竞争失败之后,常常会听到一句劝导失败者的话:“名利不过是身外之物”。这句话,常常会使失败者在心理上得到调解和平衡,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把人们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二)淡化做官心理。在古代,“贪夫殉利”、“烈士殉名”,比比皆是。在今天,观察现实,也不乏其人。所以,人们常常依据道家的人生哲学,主张淡化名利,把人们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汉代扬雄深知道家人生哲学的奥秘,所以,他能够自觉地做到“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千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不论过去或现在,每当居官之人被解除公职之后,人们总是安慰他说:“无官一身轻”。宋代苏轼在《贺子由生第四孙》中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回,某官解职后自我安慰说:“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痛痛快快地叙他几天。”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无论是官位,还是利禄,是福也是祸,是乐也是忧,是天堂也是地狱,具有二重性。对于名利善处之,则为福,为乐,为天堂;不善处之,则反为物所累,为祸,为忧,为地狱。所谓“位尊身危,财多命殆”是也。身处高位者,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焦点上烤。使自己成为“责备之地,嫉妒之门,怨尤之府,利害之关,忧患之窟,劳苦之薮,谤讪之的,攻击之场”。如此,你能潇洒起来吗?这叫“为官所累”。厚积者亦有种种之苦。《格言联璧》说:“夫人厚积,则必经营布置,生息防守,其劳不可胜言,则必亲戚之请求,贫穷则怨望,僮仆之奸骗,大而盗贼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窃,经商之亏折,行路之失脱,田禾之灾伤,攘夺之争纷,子弟之浪费。”如此,你能潇洒起来吗?这叫“为利所累”。不管是“为官所累”还是“为利所累”,都是“为外物所累”。因为居高位者,不知进退,将有生命的危险;聚财富者,“不以义取”和不“乐善好施”,也将有性命的危险。这也是老子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道理。那么如何解脱“名利所累”呢?答曰:凡外物皆“平淡视之”,一淡便能潇洒起来。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既需要激发人的生存发展和追求名利的欲望,推动社会前进,又需要以“身重于物”的观念来淡化过于强烈的名利意识,以缓解由于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而尖锐化的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调解人的生活节奏,维持个体生命的心理平衡。否则,由权、利之争就会导致许多历史悲剧。道家的“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在现代文明中,至少可以起到一种解酒剂、清醒剂的作用,为某些淡泊名利的人提供理论根据,也为某些人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自我保护方法。从现代杰出人物和时代英雄的高尚人格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淡泊名利”的思想,他们都把“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刘志丹曾说过:“什么官不官的,都是淡事。人生在世,要为百姓办些好事,才不愧是个人”。邹韬奋先生也说过:“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终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当代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在他死后,西藏人民将他安葬在阿里地区狮泉河烈士陵园,在刻有“孔繁森烈士之墓”主碑两侧树有两块碑,碑文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城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战斗英雄孙明芝从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征战三万公里,参加战役战斗近百次,荣立战功十一次,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用高射机枪打下美国飞机,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荣获朝鲜国旗勋章。但是,他退伍后,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要求在个人名利上给予照顾,扎根农村默默奉献三十年。这种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为人所感动所敬仰。我曾听过,一位文化名人的书房里,悬挂着这样一幅对联,即“抛他身外难抛物,读我平生未读书”。这也是按照道家的“身重于物”思想对人生的一种自我选择。 二、“少私寡欲”和“知足常乐” 第二道关是“情欲关”。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满足人的情欲总是需要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如何对待情欲,却有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据《荀子·非十二子》载,先秦它嚣、魏牟主张“纵情欲,安恣睢”。《列子·杨朱篇》是一篇典型的纵欲之作。认为人生“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主张“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老子反对这种纵欲之说,主张“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正)。”这里,“不欲”即是“无欲”。所谓“无欲”,并不是完全放弃人的欲望,而是“少私寡欲。”老子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说的“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即是道家“少私寡欲”说的形象写照。 在道家看来,人的欲壑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权势是毫无益处的。(一)就个人养生来说,“益生曰祥(祸害)。”老子认为,声色犬马,饮食男女,本是人的生理需要,但是人如果过分地追求,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差失),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庄子·天地》篇进一步论证说:“夫失性者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指羶、熏、香、腥、腐)薰鼻,困(音衝,袭刺之意)中颡(鼻腔受刺);四曰五味浊(败坏)口,使口历爽(病伤);五曰趣(取)舍滑(乱)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有些人本来可以长寿,之所以短命,是“以其生生之厚”即放纵嗜欲、为非作歹的结果。(二)从个人道德来说,过分地追求名利财货,不但无益于贵生,反而会行伤德坏,身败名裂。这就是老子说的“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妨害)”的意思。庄子说的“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也是这个意思。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的说法,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道家思想的正确与深刻。(三)从人性复归上,老子认为“我无欲而民自朴。”“少私寡欲”是“见素抱朴”人性复归的重要条件。庄子也认为“将盈耆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恶欲之孽,……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病性命”、“擢吾性”,就是人欲的危害。在庄子看来,只有“同乎无欲,是谓朴素,素朴而民性得矣。”即只有通过“无欲”的途径,才能保持与恢复人的自然朴素的本性。(四)从治国来说,老子认为,社会混乱,国家难治,是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结果。他认为“朝(朝廷)甚除(借为污),田甚芜,仓甚虚”,是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结果;“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随处可以看到封建帝王的骄奢淫逸生活,如齐宣王的“田猎”、楚灵王的“章华宫”、秦始皇的“阿房宫”、隋炀帝的游江南等等。而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生活,总是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只有提倡“少私寡欲”之说,才能“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些都可以证明老子思想的深刻与正确。 明代哲学家吕坤深谙道家“少私寡欲”的真谛,在《呻吟语》一书中发挥说:“因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为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在吕坤看来,人间这“十美”,对人确有极大的诱惑力。人们不但想占有,而且想多占。而过多地占有和享受,就必会招致灾祸。比如,美食过多,营养过剩,就会患肥胖病,引发心血管病、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美色过多,不但因纵欲而患艾滋病等性病,还会因嫖娼、包二奶、“第三者插足”而引发官司导致家庭破裂。由于迷恋金钱万能,拼命挣钱,累死者有之;因走私、贩毒、拐骗而判刑者有之;因贪污受贿而被罢官判刑者有之等等。所以,《格言联璧》一再告诫人们:“浓(纵欲)于声色,生虚怯病;浓(热衷)于货利,生贪饕病;浓(嗜好)于功业,生造作病(虚伪病);浓(看重)于名誉,生矫激病(矫情偏激病)”。这就是现代所谓的“荣誉病”和“富贵病”。功名利禄对于每个人都是需要的,但如果在它的诱惑下过分地追求和享受,就是陷阱;一不小心,就会由天堂跌进地狱。在获取富贵中,他们因为物所累,度日如年,忧郁、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不可避免地钻进了人生命运的怪圈哪里还有潇洒可言？ 对于人来说,适度的欲望,应当满足。因为不能满足人的适度欲望,使人处于“迫生”的境地,是痛苦的。但是,过度的情欲追求,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和灾祸。庄子指出:“贵、富、显(显赫)、严(威严)、名、利六者,勃(同悖,乱也)志也;容(容姿)、动(举动)、色(颜色)、理(辞理)、气(气息)、意(情意)六者,谬(缪,束缚)心(心灵)也;恶(憎恶)、欲(爱欲)、喜、怒、哀、乐六者,累(负累)德也;去(去捨)、就(从就)、故(贪取)、与(付与)、知(智虑)、能(技能)六者,塞(阻塞)道也。”这说明,由于过分地占有和享受,导致情欲成为人的心灵得以自由的沉重负担。哪里还有潇洒可言?所以掌握“适度”原则,要求在获取名利的过程中,做到“知足常乐”;在功成名就之时,要善于“功遂身退”,才能使自己从极度膨胀的情欲困惑中解脱出来。 在老子看来,社会上的一切罪恶和灾祸,人间的一切矛盾和纷争,都源于“不知足”。老子指出:“罪莫大于可欲(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痛苦)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指出:“甚爱(过分爱声名)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就是说,只有“知足”才能“不辱”,只有“知止”才能“不殆”,只有“不辱”、“不殆”,才有人生的欢乐。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一书中发挥说:“饱肥甘,衣轻暖,不知节者损福;广积聚,骄富贵,不知止者杀身。”他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说:人间“贫贱是苦境,能善处之自乐;富贵是乐境,不善处之更苦。”他不但静态地承认“贫贱是苦境”、“富贵是乐境”,而且动态地肯定贫贱之苦可以转化为乐,富贵之乐也可以转化为苦。“困辱非忧,取(白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乐。”在这里,苦与乐的转化条件是“知足”。也就是说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所谓“知足”,即不是禁欲主义的“无欲”,也不是纵欲主义的“多欲”。而是适度的“寡欲”。“无欲”与“多欲”都会给人带来痛苦与灾祸,只有适度的“寡欲”,才能给人生带来幸福与欢乐。正如金缨所指出的:“人之心境,多欲则忙(忙乱),寡欲则闲(悠闲)”,“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在他看来,凡为外物(声名、利禄、权势等)所累者,就没有人生快乐可言。只有奉行道家的“知足常乐”的人生信条,才能“潇洒走一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一人生信念,历来被中国人奉为金科玉律。西汉宣帝时,疏广和他的侄子同时做皇太子的师傅,“朝廷以为荣”。疏广对其侄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奉命终,不亦善乎?”于是二人“辞决而去”,被人称颂为”贤哉二大夫”。 宋朝洪迈也倡导“人当知足”的人生哲学,指出“其安分知足之意,终身不渝。”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的短篇小说中,描述了穷书生曹可成投书吏部,以钱求官,由福建同安县丞升为泉州府经历,再升为广东潮州府通判,此时其妻赵春儿劝他道:“当初坟堂中教授村童,衣不蔽体,食不充口。今日三任为牧民官,位至六品大夫。太学生至此足矣。常言:‘知足不辱’。官人宜急流勇退,为山林娱老之计。”曹可成遂托病辞官,衣锦还乡,重振家业,尊贵不减当年。 道家根据“少私寡欲”提出的“知足常乐”原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具有片面性。在现实生活中,既需要“不知足”,又需要“知足”,“知足”与“不知足”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生历程中,由“多欲”而萌生的奋发进取的“不知足”,是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源泉。但是有时也需要清静无为的“知足”,以防止由贪心而产生的祸殃;以保证身心放松,精神自由,恢复精力,以利再搏。由于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满足人生的一切欲望。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精神与物质生活不能同时满足,事业与爱情无法兼顾,工作与娱乐发生冲突,名与利也难以双收。在这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取不知足态度,有的则取知足态度,只有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调节人的生活节奏,维持人的心理平衡,获取人的精神愉悦。这是一种高超的生活艺术。 “功遂身退”是老子依据“少私寡欲”原则而为潇洒者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人生信条。老子认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如四时更迭,“弓满则折,月满则缺”这是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因此效法天道的圣人,亦应“成功而弗居”,“成功而不有”,“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所谓“功遂身退”,是说当人功成名就之后,应该急流勇退,以保天年。常言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功高震主者身危,名满天下者不赏”,也是这个道理。中国历来不少名士都把“功遂身退”作为保全自己的有效法宝。东汉李固指出:“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宋代欧阳修《渔家傲》云:“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明代焦竑在《玉堂丛语》中指出:“及乎名成身遂,而犹有天伦之乐,福寿如公,世之一人而已”。范蠡、文种是越王勾践的两位大臣,越王勾践在他们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终于灭吴称霸,范蠡称上将军。但他深知“功遂身退”的道理,自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主动辞去官职,乘舟浮海而行,在山东沿海,由于他的超凡智慧,积聚田产数十万。齐王欲请他任宰相,他回答说:“在野有千金之财,在位有宰相之名,以匹夫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然而过度的荣华却容易形成祸根。”说罢,便将万金家财分给亲戚师友和穷人,便移居于定陶,安度晚年,老死于陶。范蠡官到高位而不贪权害己,家有万金而不做守财奴,能聚财又能散财。正因为他不为外物所累,故他生活得十分潇洒。当范蠡辞去越国高官厚禄之时,曾给文种一信,劝诫说:“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由于贪恋富贵,不肯离去,终遭杀身之祸。张良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他自少攻读黄老之书,深知“功遂身退”之奥秘,所以在他被封为留侯之后,即上书称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他急流勇退,学成仙之道,以享天年而刘邦的另一位开国功臣韩信则不悟“功遂身退”之道理,虽然蒯通曾以范蠡、文种之事告诫过他,但他依然迷恋富贵,为富贵所累,封他为楚王而不满,口出怨言,被降为淮阴侯,终因不听蒯通劝解,直到被汉室缚住械击,才醒悟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终以“谋反”罪名被杀于长乐宫。楚昭王因伍子胥攻打楚国而逃亡随国,隐者屠羊说(通悦字)曾在楚昭王流浪途中,不但为他出谋划策,还在衣食住行上多方照顾。所以,楚昭王复国后,奖赏他,被他拒绝了。表示愿意重摆羊肉摊。后又派司马子綦请他任三公高位,他拒绝说:“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职业)也;万锤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屠羊说所以能够做“成功而弗居”,因为他深谙“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道理。秦国相范雎是秦国富强的一位功臣。后来,秦王疏远了范雎,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于是,燕王辩士蔡泽在秦国到处扬言要夺取范雎的相位。迷恋于相位的范雎就责问他:“你要夺我的相位吗?”蔡泽回答:“是”。蔡泽列举了秦孝公时的商鞅,楚悼王时的吴起,越王勾践时的文种三人,指出三人虽忠于国君而最后被杀;同时,他又列举了闳夭、周公二人避开险境的故事。他对范雎说:“现在秦王不对功臣施恩,你还没有商鞅、吴起、文种三人功劳大,虽然一时显赫,但终究会被人忌恨,不知难而退,恐有杀身之祸。”范雎即推荐蔡泽做相国,而自己则急流勇退,保命终身。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功遂身退”的信条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艺术,也是一种高尚道德修养。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现代企业中,总裁、董事长好比是企业王国里的国君,在企业中精明强干的总经理,好比是企业王国的功臣。身居总经理之位的人,由于他更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又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他不善于克制自己,到处张扬自己,“功高震主”,就有可能引起企业老总和公司老板的疑心,产生君臣不和的局面。一个“功高震主”的总经理,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你的功劳越大,荣誉越多,危险也就越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功遂身退”,主动请辞,离开企业为上策。 在企业中,“功遂身退”除了总经理“功高震主”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总裁、董事长如何学会放弃权力的问题。现代企业如同国家机关一样,如何处理好高层权力的交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首先,老总们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交班的重要性。道家既要求人们学会获取权力,又要求人们学会超越权力,放弃权力。道家一再告诉世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刺伤他人,也能刺伤自己。世人皆知,有权,就有财富、金钱、尊严、价值,前呼后拥,八面威风,门庭若市,一呼百应,何等荣耀!一旦失权,门庭冷落,冷嘲热讽,逢迎换白眼,无人理睬。自己经营几十年的企业,晚年时要交给人,总是不愿意放弃权力,退出权力中心,酿成了人生和事业的悲剧。在企业高层领导人更替之时,作为企业的重要领导人应按照道家的“功成身居,天之道”的人生哲理,尽量淡化自己的权力意识,把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全体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进退的重要衡量标准。只要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和企业员工根本利益,就应从权力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学会放弃权力,才能顺利地完成企业最高权力的交接工作。其次,交班也要讲究时机。时机不成熟,过早地放弃权力,有害而无益;由于恋权心理,过晚地放权也会使企业酿成祸害。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已看到三个儿子为了争皇位,矛盾日趋白热化,而李渊却迟迟不肯将皇权交给太子李建成,终于酿成兄弟相残的玄武门政变。如果李渊能够早点将皇权授予太子,或许可以避免这一场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最后,一定选准接班人。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没有早日选定既有仁慈之心又有才华的长子扶苏为皇位继承人,结果在他暴死沙丘之后,赵高、李斯遂将托遗诏令扶苏自尽,扶植残暴昏庸的胡亥登基,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一代名君李世民在皇位继承上也是失败的。他错误地将皇权交给体弱多病、懦弱无能的儿子李治,从而为武则天篡权创造了条件。在皇位继承上汉武帝是成功的,他晚年时选定了刘弗陵为接班人,即汉昭帝。他不但委托大臣霍光精心培养和辅佐昭帝,而且下令弗陵生母钩弋夫人自杀,以防皇太后擅权,避免吕后专权重演。历史证明,权力更替之际。选定和培养接班人是极为重要的。 目前,在中国现代企业的最高权力的交接中,有不少企业未能顺利地完成这一权力过渡,导致了权力纷争和组织混乱,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棘手问题。当然,在企业主要领导人的更替上,也有少数企业是成功的。作为企业重要领导人,应该能以他的超人智慧,按照“功遂身退”的道家哲学、顺利地完成这一高层权力的过渡。中国科龙集团创始人潘宁以他的多年心血把科龙打造成中国第一制冷企业,创造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奇迹。1998年12月1日,在他66岁之时,以一种超越权力的愉悦心态,公开宣布辞去科龙集团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9日,又自愿地从董事长的职务退休下来。而接任这一最高职位的人就是与他风雨同舟,小他17岁的王国瑞。据了解,潘宁退休后,除了作为企业顾问,继续发挥余热外,他的理想生活是打高尔夫球、摄影、开车、读书、旅游。他的晚年生活是何等潇洒!倘若已到退休年龄,仍居企业最高权力的总裁、董事长之位,不妨从“为权所累”的常规思想中解脱出来,按照道家的“功遂身居”的人生规则,适时地放弃权力,潇洒地度过晚年,既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自己身体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三、“齐生死”和“以死为乐” 第三道关是“生死关”。 古今中外,死亡对于人来说,都是人们探索的一大难题。一般说来,人总是本能地“悦生恶死”,而把死亡看成人生的最大悲剧,沉浸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不能自拔。西方哲人所以重视终极关怀,是因为他们灵魂深处畏惧死亡。为了超越生死界限,或者宣传灵魂不死,热衷于构建上帝天堂之说;或者以非理性的思考建构各种死亡哲学,总是笼罩着对死亡的恐惧与忧伤。中国儒家以“三不朽”之说来超越生死,虽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但仍未把生死放在宇宙大化流行中来考察。道家为了解脱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改变人的“悦生恶死”的忧伤心态,他们以博大的宇宙情怀,展开了对生死之道的冷静思考,既不赞成“悦生恶死”,也不赞成“悦死恶生”,要求生则乐生,死则安死,以扫除悦恶情绪对人的心灵的外在搅扰。主张“不乐寿,不哀夭”。“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同欣),其入不距(同拒);悠然(逍然,无拘束状)而往,悠然而来”,以一种洒脱的宁静心态直面人的寿夭和生死。这就是道家“外生死”(或“齐生死”)思想的真谛。“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古今中外,能看透人的生死奥秘者,莫过于道家。 道家超越宗教神学和儒家的“三不朽”之说,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人的生死放在宇宙大化流行中去考察,将人对生死的恐惧与忧伤理性地转化为对宇宙大化流行的观照。老子依据“万物得一(即道)以生”的宇宙论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产生于道,经过生长发育到衰退死亡,最后又复归于“道”(即回归于生命的根源处),老子谓之“归根”。“归根”既标志着旧生命的终结,又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老子谓之“复命”(复原生命)。这就是老子所谓“出生入死”、“归根受命”命题的真实涵义。这样,老子就把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转化为对“归根复命”、“出生入死”的理性认识,从而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生死规律的冷静思考,将人的有限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宇宙生命之中,既消除了因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带来的人生忧伤,又赋予人生以达观的态度。 庄子全面地继承与发挥了老子的“出生入死”的生命观,以气学的观点,提出了“万物一府,死生同状”,“以死生为一条”,“死生存亡之一体”的命题。为建构潇洒人生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哲学理论。这些表述虽然不同,但都是说,“出生”是气之聚,“入死”是气之散,人之生死不过是气的不同存在形式,人之生死具有相属性、连续性和一体性。他说:“生也死之徒(徒属,连续),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规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一体化)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从宇宙论上看,人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同生于道,又回归于道,人之生死不过是道的循环,人又何必为生死、寿夭而恐惧忧伤呢?庄子根据“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认为人的生死寿夭如昼夜一样,完全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又说:“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卻(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既然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那又何必为“生物哀亡,人类悲之”呢?何不“解其天弢(音滔,弓袋),堕其天袠(音掷、剑袋)”返归于大自然呢? 庄子根据道家的“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进一步提出了“以死为息”、“以死为归”的思想。《庄子·刻意》篇云:“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这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为外物所累,好像漂浮不定的遊物,既劳形又劳神。只有死去,才是人生的彻底休息。从生到死,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只有懂得“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才能从生死恐惧中解脱出来,成为潇洒的人。庄子根据道家的“死生存亡之一体”的生死观,在“以死为归”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死为乐”的思想。他在《齐物论》中论证:人“一受其成形,不化(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即礳、磨),其行进为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劳禄)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病困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他在揭示人生悲哀困境的同时,又通过各种寓言形象地论述了“以死为乐”的观点。其一,庄子妻死。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坐着“鼓盆而歌”。他批评庄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解释说:“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但观察她的开始,好像不曾降生;不仅未降生,而且本来就没有形体;不但无形体,而且本来就没有气。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惚之中,复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运行一样。现在,她安静地睡在天地之间的巨室中,而我却在一边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做是不通达生死由天的道理。故而不哭。”其二,庄子见骷髅。庄子到楚国,看见一个空枯的骷髅,他用马鞭敲敲后,就把它当着枕头睡觉。半夜里,骷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在人间,不管是“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还是“不善之行”、“冻馁之患”,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骷髅进一步为庄子描述“死之说”,指出“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从容自得和天地共长久),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反问道:“使你复生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指朋友),子欲之乎?”骷髅听后,忧愁地回答:“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其三,弟子为庄子葬。《庄子·列籞寇》篇云:“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音资)送(赠物),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从上述三个寓言中,道家确实看透了“生死白头”之迷。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平静地走向死亡,在死亡面前,他们是何等洒脱!何等逍遥!这是一种经过道家理性净化了的人生境界。 四、“上德若谷”和“宽宏大度” 第四道关是“气度(气量)关”。企业家要想“潇洒走一回”,具有宽厚之德是不可少的条件。要求在待人接物上,要有宽宏、宽容、忠厚、大度的品格,切忌以狭隘的心态,待人尖酸、刻薄。宽厚之德,是构建和谐人生的重要保证。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在佛寺里,都有一尊令人喜欢的弥勒佛。“大肚能容,容世间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幅对联说明弥勒佛所以“开口常笑”,是因为他大肚能容世间难容之事。天下人所以被他视为“可笑之人”,是因为他们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容事、容物。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道理。君子心胸坦荡是因为他跳出了“小我”,小人愁眉苦脸,是因为他心胸狭窄,跳不出“小我”的一点私利。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 或本源的“道”,是空虚不盈的。他说:“道冲(空虚)而用之,或不盈。”即道如酒盅一样是一个空虚之体,或者是不会盈满的。“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这是说,因为“道”以“无”为体,空虚不实,所以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这就如煽火的风箱一样,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屈折),动而愈出。”道唯空虚故能容纳万物,道唯空虚故能使万物自由运行于其中。既然道体是空虚不实的,那么体道的圣人也应当“致虚极,守静笃。”在老子看来,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无私无欲的。惟其虚静不计利害得失,故能无所不容,宽宏大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私欲利害所蔽,使人昏昧紊乱,多有差错所以,必须尽力地去掉私欲,使人心恢复到如水渊一样的虚静状态。只有达到“虚极”、“静笃”的境界,人才能真正做到“旷兮其若谷”,即为人处事胸襟宽广,豁达大度,无欲无私,就好像空旷的山谷一样,能够包容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好像江海不逆小流,故众流皆归之一样。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所以老子在待人接物上采取“无弃”的态度。他指出:“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圣人能够随时教化民众,拯救民众,使人尽其才,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能够处处珍惜万物,使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遗弃的物。老子从这种态度出发,引申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在人间,“善者吾善之”,比较容易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则不容易做到。老子以他宽宏的胸襟,主张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应当以善相待。这样,就可以达到化不善为善,使不善者也变成善者的目的。在社会上,“信者吾信之”,一般人可以办到;“不信者吾亦信之”则一般人难以办到。老子认为无论是诚实的人还是不诚实的人,都应当信任他,这样就可以化虚伪为诚信,使虚伪者变成诚实的人。这种“无弃”观念固然含有漠视善恶、是非之别的相对主义倾向,但是这种容人之过的风度,多为后人所赞同。明代杨继盛在《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中发挥老子的思想说:“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闻人之过,则绝口不对人言”。“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清代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也称赞这种“上德若谷”的人文精神。指出:“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非大丈夫不能如此度量。”我们对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能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而应当嫉恶如仇,以牙还牙,但是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品德高尚的人还是思想意识有毛病的人,都应当如老子说的那样以善待之,以信待之,而不应对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不理睬不信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团结同志,教育同志,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企业家在用人上应根据“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原则,不要过于计较他人的缺点和不足。如果管理者总是盯着下属的缺点、毛病不放,只能招来他人的怨恨和不满。任何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功劳也有过错。管理者应当不拘于小节,不以小恶妨大美。《文子》作者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主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为人处事,切忌“吹毛求疵”,应持宽容态度。明朝思想家刘基在《郁离子·捕鼠》一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老鼠成患,就从中山国讨了一只猫。这只猫善捕鼠,也爱吃鸡。过了一个月,老鼠捕尽了,鸡也被它吃光了。赵人的儿子问其父:“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赵人回答:“目前我们家最大的祸患是老鼠而不是鸡,老鼠偷吃粮食,咬坏衣服,穿墙壁,破坏家具,我们就得受冻挨饿,没有鸡吃顶多没有肉吃,为什么要把猫赶走呢?”从这则故事中,使我们懂得:“论人当取节其长,曲谅其短”的道理,用人要看主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下属的积极性。世界著名企业IBM公司在用人上奉行的原则是:“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认为世上“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坦诚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才是保证事业成功的人。一个竭力为自己的缺点辩解、掩饰的人是一个伪君子,切不可用这种人。有一次,两个女孩到该公司应聘会计,其中张小姐学历高,会弹钢琴,人又漂亮;王小姐学历不高,性格内向,显然张小姐优于王小姐。但是主考官录用了王小姐,原因是面试时,张小姐只讲自己的优点而不讲缺点,当主考官询问她的缺点时,她为自己辩护说:“我太追求完美”,“有时候太坦白不够圆滑”。而王小姐在主考官面前既讲自己的优点,又坦诚地讲了自己“有时候比较软的”缺点。在IBM公司主考官看来,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缺点的人,才能改正缺点,超越自我,走向完美,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命题的深刻含义。 在待人接物上,对朋友和下属的批评,切忌尖酸刻薄,更不能恶语伤人,应以温言暖语劝说,使他“闻温语如佩玉,闻益语如赠金,口耳之际,倍为亲切。”(吴从先《窗白纪》)同时,“君子攻(责)人,不尽其过,须含蓄以养人之愧惧,令其自新”。待人宽容,还表现在背地“常言人长,希言人短”,更不能“发人阴私”。当与人发生矛盾时,即不能“悖然而怒”,更不能借他人之过以市(買)名。这样,才能收到“以石击絮,两无伤焉”的良好效果。“人贵自知之明”,也是从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引申出的一种美德。中国有句谚语:“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 “自私者,常道别人短;骄傲者,只见自己长。”世俗之人由于缺乏“上德若谷”的气度,局限于狭窄的自私心理,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总是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常常自作聪明,自命不凡,盛气凌人。针对这种人的缺点,老子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说,善于识别他人的品行和才能的人是最明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中国人历来称赞这种“自知之明”的情操,认为这是前进的动力和阶梯。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在用人上提倡“七十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使用的高水准人才,而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不安心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七十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变成“一百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是最为重要的。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招聘过高水平的人是不适当的,人才的聘用是以适于公司需要为准则。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这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毕竟胸怀还不够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所主张的。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认为圣人应包容万物,甚至包容仇怨,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回报仇怨。“以德报怨”,在一定范围内是一种化解仇怨的有效办法。故为历代士人所采纳。《襄阳耆旧传·李衡》云:“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认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在《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中也称赞这种“以德报怨”的品格,告诫他的儿子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 “宰相肚内能行船”这句名言,是对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的形象说明。这一思想已经积淀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略举几例:《兴唐传·闹花灯》第十二回:“常言道:‘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内能行船’。一为他们无知,二看卑职我的面上,您就恕过他们吧!”《警世通言》有一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故事:宋代名相王安石挂冠而归南京时,不用官船,微服归行。他的一名亲吏江居禀道:“相公白龙鱼服(比喻权贵人物化装微行),隐姓潜名。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七回,“华中堂说:‘天底下哪里有好人!老前辈你我也不过担待他们些就是了。’徐大军机道:‘我见了不好的人,我心上就要生气。我不如你有担待。你做中堂的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我生来就是这个脾气不好。’”《李自成》第一卷载:“常言道:‘将军额上跑下马,宰相肚里能行船。’你这样气量窄,将来如何能独挡一面,肩挑五岳,胸罗百川,统帅百万大军!”这些故事,说明老子的“上德若谷”的思想已经凝聚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为后人所传颂,所奉行。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道家的“上德若谷”的宽厚之道,简单地看成是不分是非美恶的姑息与纵容。它的精义在于化解社会 矛盾,构建和谐人生,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潇洒走一回”。 道家的人生哲学智慧,虽然是在二千多年前针对人类古代文明的社会弊病而发,但是它的智慧具有超前性和普遍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老子所揭露的物质生活提高与道德水平下降的矛盾现象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在现代社会中,利欲熏心,权钱交换,道德虚伪,心理失调,精神失落,人际关系紧张,正在折磨着当代人的和谐生活。上述道家的人生哲学中包含的真理颗粒,可以使人们从思维方式和人生艺术上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起到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从而推动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朴归真。道家的人生哲学虽有某些消极因素,但在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则是一剂针砭社会心理疾病的良药,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效力,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之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转换道家思想,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洒脱、更自由,在人生之路上潇洒走一回。这是道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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