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迁徙不再是写作原动力时罗岗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当代文学带来解读视角和写作挑战
大家往往会感到当代文学中有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今天，我希望能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来做出一种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特色：叙述从“离开”为起点，迁徙往往是作家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重新细读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大都和迁徙有关。 以我们熟悉的鲁迅的《故乡》和《祝福》为例。这两部小说不是直接讲述闰土和祥林嫂的故事，而是通过一个叙述者，通过“我”来讲和闰土、和祥林嫂相遇的故事。这个“我”或和闰土在少年时代一起长大，或和祥林嫂在鲁镇一起生活过。但叙述者之所以可以讲一个故事，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必须离开过故乡，然后再重回旧地。只有在这时，故事才能够讲出来，并且在讲述中呈现故事的内涵和复杂性。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经验，也构成了它的显著特色：叙述的开始，往往以离开作为起点，这就是和迁徙有关。譬如沈从文，他离开湘西之后，才有可能重新回去描写湘西；也有离开后，再也不回去了，譬如最近因为电影《黄金时代》而成为话题的萧红，她的《呼兰河传》是在香港写的，她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呼兰城。 中国现代文学处理的是中国被纳入现代的经验，追求现代必须离开故土，使得中国现代作家总能发现“异地”与“故土”之间的不同。这种差异让他们开始讲一个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们和原来生活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关系，他们不是为了写作来体验生活，“迁徙”的经验就是他们生活本身。 在新旧世界中感受压力寻找希望，作家成为“影子”，试图在小说中融合分裂 孟悦曾借用鲁迅“铁屋子”的比喻，把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时刻称为“铁屋开裂”的时刻：铁屋裂开，泄漏光明，让人家知道外面有一个新的世界。这些叙述者生活在新旧之间，用鲁迅说法，“影的告别”，因为“影子”恰恰只能在光明和黑暗之间，这一群生活在光与暗，新和旧之间的人，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叙述的真正动力。因为在他们身上，承受了来自两个世界的压力。 在《故乡》中，过了二十年后，“我”回到故乡，此时，闰土又来见“我”，这实际上是长工的儿子和东家的儿子见面。闰土叫了“我”一声“老爷”，无形的隔阂在两人之间形成。 纠缠在这个新旧世界中的人是谁呢？不是小说中的“我”，那个影子一般的存在是小说的作者鲁迅。在这一刻相遇之时，鲁迅实际上在写两人的隔阂，他们的生活世界是完全无法交错的，“老爷”这个称呼清楚地显示了这点。在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当中，“老爷”的称呼有其特定的属性，强调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理想和规则：即在下者固然要尊重在上者，但在上者更有责任庇护在下者。无论童年迅哥儿和闰土多么要好，他们之间毕竟是东家和长工的关系。而闰土的理想，就是当年那个对我很好的迅哥儿，现在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老爷，在那个理想的乡土世界中，如果遇到困难，那么是可以期待老爷来帮助他解决的。而“我”作为离开乡土社会在外闯荡二十年后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闰土“老爷”那一声称呼背后的沉甸甸的所指：那是一个在日益崩溃的乡土世界中，对好的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这种新旧世界的分裂，在《祝福》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新旧世界两者之间彼此非但不能理解，新世界还企图从旧世界的纠缠中逃离。“我”碰到祥林嫂，祥林嫂问了“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面对这类问题，“我”的回答不仅是含含糊糊的，而且回答完了便马上跑掉。在祥林嫂死后，“我”还有种暗暗的快感——“我”将不再被这类古怪的问题所追问了，因为在“我”的眼中，祥林嫂完全变成了一个像鬼怪似的东西，在不断地向“我”追索，促使“我”逃离。 ……抗战、内战、新中国成立、上山下乡，“迁徙”让作家们始终拥有叙述原动力 抗日战争造成了反向的迁徙。生活在1930年代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人，因为战争的原因不得不向广大的内陆迁徙。譬如路翎《财主和他的儿女们》中描写的“蒋纯祖”们，原来都生活在上海、南京等东南沿海大城市里，但随着战争的展开，他们都迁到内陆，用艾青的诗句来说，就是“行走在中国的旷野上”。第一次迁徙是从乡土走向城市，乡土代表传统，城市则表征了现代；而这一次因为战争导致的迁徙，则是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现代到传统……在以“口传文化”为主的新环境中，来自城市的作家，原来的写作高度依赖于印刷文化，主要通过报纸、刊物和书籍和读者沟通，但农村中许多人连字都不识，这就是为什么从194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了。为了顺应“口传文化”，街头剧、朗诵诗等纷纷出现，甚至小说语言本身也深受方言土语的影响，出现了赵树理这种专为“文摊”写作的作家。迁徙又一次成为了塑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品格的动力。抗战之后，继而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又有一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进城”之后的文学不能简单地搬用“解放区文学”的经验，“前三十年文学”的诸多矛盾与困惑从这个“城乡转移”的角度或许可以获得更深入的思考。而“新时期文学”的诞生与转型，更是离不开经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迁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广义的“知青文学”，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的当下，依然深刻地规范着、影响着当代文学的面向。 80后作家，享受城市类型化、全球同步化生活，阅读成写作动力，从而面临超越和挑战 但“80后”的作家出现，使得“迁徙”成为写作动力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最近我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安吉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另一本是艾柯的《布拉格墓园》。前一部完全是幻想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叫飞飞的女孩子，她因为可以展开翅膀在空中飞翔，成为马戏团中的空中飞人。《布拉格墓园》则描写的一个以伪造各类文件为职业的人，他伪造了一份文件，为了证明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就需要伪造更多的文件来证明它的真实性，为了证明更多的真实性，则有需要伪造更多的文件，以至于最后他也无法分清什么是真实和伪造了……据我所知，安吉拉·卡特的小说深受中国“80后”作家的喜爱，甚至有好几本她作品的中译本就是出自“80后”作家之手，而艾柯的小说更是或显或隐地成为“80后”作家模仿、效法的对象。他们的流行恰恰说明了今天是一个“迁徙”逐渐远离文学的年代，而阅读正成为当今写作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因为80年代后生人基本上按照小学、中学、大学和工作这样的方式成长，而且大多数写作者都在城市中生活。今天的城市生活，由于全球化的原因，还有互联网的因素，大家分享着共同的资讯，很容易形成类似的生活方式。即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多算是旅行，根本称不上迁徙。由此，广义的“阅读”就成为了这些写作者最基本的视野。 “阅读”的视野与“迁徙”的经验最大的区别是，使得文学写作者不可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相反，在两个世界之间出现了一道叙述鸿沟，两个世界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交错，不可能再想象那种“影子式”的写作，处在光明和黑暗、旧和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写作。因为迁徙不再存在，阅读成为今天写作的重心，只能通过阅读来讲述他人的故事。年青一代与前辈作家相比，叙述能力大大增强，小说语言也日益成熟。但问题在于，他们失去讲述中国故事的最有利位置，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无法把两个世界融为一体。 正是站立在新旧世界之间，才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某种意义上的“辉煌”。如今的文学“辉煌”难再，不是在技术层面上，无法超越中国现代文学，而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叙述位置且尚未自觉意识到这种缺乏，所以难以讲出精彩的中国故事。 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曾说自己要肩住那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的这种位置意识，使之一直处于新与旧、光明与黑暗之间。可那些被释放出来的青年，是否以为自己从此便一劳永逸地处于光明的世界中？我认为这是留给当代中国文学和年青一代作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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