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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先秦儒学经历了孔、孟、荀三家的发展，至战国后期成为诸子中的显学。正当它可以在统一的秦朝发挥作用时，却遇上了秦始皇，要反儒家之道而行之。秦国用商鞅变法，国富兵强，始皇执政，吞并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郡县制和一系列法律制度，是有历史贡献的，“汉承秦制”，有些好的成果延续下去了。但他迷信武力，以为有强大政权军队，天下固若金汤，开万世基业，便废弃孔子之道，严刑酷法，刻薄寡恩，滥用民力，偶语《诗》《书》者弃市，焚儒学和百家之书，坑杀议政的儒士460人，结果传之二世而亡国。贾谊《过秦论》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不实行孔子仁义之道，而以残暴临民，不懂得得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这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汉立之初，刘邦和陆贾有一番“马上得天下能不能马上治之”的讨论，陆贾认为“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所以不能废弃六经。贾谊和陆贾都看到国以民为命脉，治国要礼法并重。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学为国家指导思想，强调大一统，把儒家经学升为官学。《五经》之学发达，制定新的礼乐制度，贯彻于政治、教育与社会民俗。实际上是儒法并用。汉代《孝经》流行，提倡以孝治天下，又与西域交流（张骞与班超出使西域），遂出现盛世气象。汉代的贡献是建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格局，确立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董仲舒在提倡五常的同时又提出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宗法等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纲与五常嫁接在一起，带来儒学的过度政治化弊病，减损了它的仁爱忠恕精神。汉代末年，政治腐败，特权世袭，名教礼法成为教条，民不聊生，人心离散，遂有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出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宁。佛教兴盛，道教壮大，玄学流行，中华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儒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新的格局在不断调整中，儒学如何与佛老相处尚未厘清，儒道佛三教既冲突又融合，处于探索之中。国家不能统一，故乱世多于治世。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多民族关系趋向和睦。一方面儒学在吸收佛老中复兴，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另一方面佛老开始吸收儒学，出现中国化的禅宗，形成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和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中国文化走向东亚与西域，出现新的盛世。唐代的贡献是展现了儒家开放包容的品格和宏大气象。唐太宗确立了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发挥佛、道教安宁民心、改善民俗、稳定秩序的作用。他在《贞观政要》中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太宗既有武功，又懂文治。他依据孔子儒家的思想，能够用贤纳谏（如重用魏征），修身崇俭，均田薄赋，改善民生，繁荣商业，建立学校，实行科举，尊重华夷，巩固边防，沟通中印，为盛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唐末政治腐败，厚征巨敛，民生凋敝，外有藩镇，内有党争，遂导致五代十国乱世五十余年。 宋元明清时期，四书重于五经，形成十三经格局。三教合流达到理论层面，在融会佛道中出现新儒家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主流思想，并且社会生活中礼法成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礼义之邦，皆有繁荣时期。但礼强仁弱，天理强人情弱，内圣强外王弱，常常忽视民生之本，故不断有离乱发生。宋儒太重心性之学，于是出现反弹，兴起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明体达用。北宋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志士仁人的座右铭。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在鼓舞着中华精英为国家建功立业。成吉思汗未接触中华文化时，凭借游牧铁骑西征列国，建立横跨欧亚军事大国，表现出扩张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高道丘处机西行雪山会见大汗，用儒家“敬天爱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劝诫之，减少了杀戮。元朝采用了儒家礼义教化，推崇四书，认同华夏正统，仍有国运近百年。明清之际，顾炎武敏锐察觉到儒学精髓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肉联系，指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个民族文明的灭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清中期则有戴震反对道学，批判“以理杀人”。但乾嘉以来，由于文字狱大兴，学人远离经世之学而把精力转移到考据学上，致力于经典文献整理和文字考订、音韵、训诂上，虽在学术史上有重要贡献，但脱离现实关切，不能使儒学义理与时俱新，加上科举考试落入八股，读经成为利禄的敲门砖，儒学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缩。 [责任编辑:孙宗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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