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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集1940-1974年间出生的1000对双生子的资料并与本人进行晤谈，Kendler和Gardner审视了男女性抑郁的心理社会学危险因素。其中，对女性抑郁易感性影响最大的危险因素为神经质、离婚、缺乏父母温情、社会支持以及婚姻满意度，而对男性而言，危险因素则为儿童期性虐待、品行障碍、药物滥用、既往抑郁病史及经济、职业、法律相关的生活应激事件。通过使用双生子匹配基因及家庭环境背景，研究者得到结论：女性抑郁的“定义”为照料关系的缺失和人际间的失落，而男性则为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及低自我价值感。 第一眼望去，这一结果似乎与“性别类型化”（sexist stereotypes）不谋而合。产生这一结果或许是因为研究在Virginia州开展（以农村地区为主），或许是因为样本的年龄相对较大（39-73岁），也可能是因为样本种族的单一（均为白人）。在组分不同的样本中复制这一结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这一发现能够推广到更年轻及更富有多样性的样本中，那么这种差异或可反映在治疗之中。理解这种性别差异有助于我们探寻个体化的治疗。 关于男性及女性的抗抑郁治疗，我们都知道什么？ 在大部分针对抑郁患者的研究中，男性患者的数量均比女性少，按照一般的观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包括求助模式及患病率的不同。众所周知，至少在美国，患病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求助，这一情况对于绝大部分疾病均适用，除了一些与男性特异性相关的疾病。比如当女性需要控制生育或怀孕时，她们将在第一时间去医疗机构寻求帮助，而男性抑郁则更多地归咎于经济、职业及成就方面，医疗机构对他们而言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患病率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女性抑郁的患病率均一致高于男性。尽管存在上述因素，仍然有不少研究尤其是Meta分析研究得出新的结论。 男女性抑郁危险因素的不同是否会反映在对抗抑郁治疗的应答中？如果女性抑郁确实与照料关系相关，而男性抑郁更多是因为无法实现成就，那么你可能会认为，心理治疗应该对女性更有效。事实上，抑郁缓解序贯治疗选择项目（STAR*D）并没有发现哪一性别对认知行为疗法（CBT）更“偏爱”,两种性别对CBT的反应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2008年的一项Meta分析纳入了83项针对抑郁心理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研究者并未发现效应量与性别之间存在相关性，只有一个例外：产后抑郁患者的效应量比其他女性大。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研究者注意到大部分受试者为女性，有些研究甚至只有女性患者参与。这一现象再次将招募男性受试者参与研究治疗项目，以及在个体研究中审视治疗效果调解因素的话题摆上台面。尽管单个研究并不能反映性别对治疗反应的影响，但当研究汇总在一起时，可以产生足够的效力。 Cuijpers的团队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全面的抑郁心理治疗的Meta分析，他们还与我们分享了关于网络心理治疗的最新发现，但结果目前尚未发表。在这种研究设置下，男性羞于接受心理治疗的状况或许不那么明显。这项研究纳入了18项随机对照研究，评价了基于网络的自助式抑郁治疗的效果，所纳入的个体包括747名男性和1605名女性。这些研究中，只有一项未涉及CBT.总体来看，治疗效果相当显著（Cohen's d=0.74;95%CI 0.60–0.87）。研究者使用多层分析探索了针对预后的多个社会人口学及临床预测因素，其中也包括性别。没有证据显示，性别是预后的重要预测因素。唯一的重要预测因素为基线时的抑郁严重度：基线时抑郁更重的患者治疗获益更大。 药物治疗呢？纳入了超过4000名患者的STAR*D研究显示，在西酞普兰治疗的第一个阶段与低缓解率相关的因素包括：收入水平低，非白人，教育程度低，以及男性。然而在Rush所著的STAR*D最终版摘要中，性别差异并未被提及：总体结果似乎不受性别所影响。 另一项研究招募了139名男性抑郁患者以及246名女性患者。这些受试者接受了多种抗抑郁药物治疗，包括SSRIs,三环类抗抑郁药，SNRIs及MAOIs.研究并未发现治疗应答的性别差异。研究者提到了症状及合并精神障碍的性别差异，这一状况可能是由于不同求医模式导致的选择偏倚相关，但这些差异并没有转化为不同的预后。 终于有一项不一样的研究。该研究共纳入了235名男性抑郁患者和400名女性患者。研究者发现，在舍曲林和丙咪嗪两种药物中，女性对前者的反应更好，而男性对后者的反应更好。对舍曲林反应较好的女性主要为绝经前妇女，提示女性激素或可强化SSRIs或抑制三环类药物的起效。这或许是个有趣的开端。 尽管证据尚不足，但如果治疗中的性别差异受到精神科医师的重视，针对男女性不同的心理治疗内容将出现大量实例。我们的评价或许并没有精妙到足以探寻性别差异的程度，或许性别差异已不再那么明显，比如女性为工作而发愁已不再少见，而一些抑郁男性所接受的心理治疗也可能与人际间关系有关，目前尚无针对心理治疗内容性别差异的数据。 现在来看看家庭：不同性别的抑郁危险因素是否将转化为对家庭的影响？Currier等展示了一项针对家史的大规模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现今针对家庭研究的广阔的论述。他们发现，女性患者家庭中抑郁的“传染”率高于男性患者，不过这种状况可能是报告偏倚所致：直接与家庭成员进行晤谈并未发现如上差异。 针对患者后代的研究也是家庭研究的一部分。先前已有研究报道，抑郁母亲对其子女的影响相当严重。抑郁父亲对子女有何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因为抑郁父亲的人数太少了。一项涉及22000名儿童的研究显示，抑郁父亲对子女情绪行为健康的影响大约相当于抑郁母亲的一半。 由此一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父母抑郁的改善对子女存在积极效应。至少三项研究显示，无论通过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当母亲的抑郁缓解之后，其子女的相关症状也改善了；还有研究显示，如果母亲仍持续抑郁，那么正在接受抗抑郁治疗的子女也不能痊愈。这些研究中，有的仅纳入了抑郁的母亲，有的抑郁父亲的数量太少，因此不能确定父系抑郁的影响。 结论 男性和女性的抑郁危险因素不同，这一发现的意义尚不明，我们需要在研究中招募更多的男性抑郁患者；对于所有患者和尤其是有孩子的患者而言，抑郁的及时、快速和持续缓解对患者本人及其子女的好处显而易见；目前个体化治疗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加快缓解进程，与心理社会因素相比，生物标记物更有可能为抑郁的个体化治疗服务；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以病人为中心的、探索抑郁心理社会内涵的药物或心理治疗都是提高患者依从性及满意度的契机。 Kendler和Gardner的发现提醒我们，女性和男性可能在不同的境遇下罹患抑郁，这些不同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医师勾画了抑郁患者心理议题的地图，这对他们的患者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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