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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要弄清“姓”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名的产生。名的产生远远早于姓的产生，人类刚刚出现时就有了名。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时的《说文解字》上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黑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晚上天黑了，互相看不清面孔，因此用口自己报名，让对方知道。《说文解字》是从字形上对“名”的分析，从而推测“名”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几十万、几百万年计算的，而文字的产生才不过是几千年的事，在此之前的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东汉时写出的《说文解字》，能对“名”的产生提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由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提出更可靠的论据。现代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已经能够大致勾勒出史前人类的社会面貌，科学家的资料一是来自地下出土的文物，二是对原始民族的考察。事实证明，人类刚一出现，就有一定社会组织形式，是群居的。单个的原始人是很难面对严酷的自然和凶猛的食肉动物长期存活的。既然是有组织的社会，人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没有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社会组织是无法实现的。使用语言，是人类出现的标志之一。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区别一群人中的各个个体。大家围攻一只兔，有人看到兔向甲某的位置跑去，就高喊让甲某注意，如果甲没有名，他就不可能知道在喊谁，整个围猎就可能失败。大家一起抬一块石头，因人手不够，需要人来帮忙，只要喊某人的名，他就可以过来帮忙，如果谁也没有名，听到喊声大家都得过来，那可不方便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具有人名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为了区别个体，以利共同劳动，共同生存，几乎是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同时就产生了人名。 最早的人名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可能知道了，但通过一些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和文献资料，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人名是非常随意的，绝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追求典雅、讲究内涵，应该是与现在的外号差不多。在人口很少、活动范围很小的蒙昧时代，人们之间的交际面是很窄的。这时候只要能把周围的人区别开也就足够了，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生产工具的改善，这一群人经常要与别的人群发生接触，区别族群又成为必要的事了。单个的人名，完成不了这一任务，于是就产生了整个氏族的族名。 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极低、对自然界认识甚少的时代，原始的宗族意识普遍统治着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个时候，几乎每个氏族都把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作为崇拜物，并认为自己就是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认为这种崇拜物是自己的保护者。这种被神话的物叫做图腾。氏族的名称，多来自于图腾。人们把神化的自然物，刻成艺术品，制成头饰，编入舞蹈，树立旗帜。图腾是一个氏族最易于区别其他氏族的特征。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相传人类始祖黄帝轩辕有25个儿子，其中14人功德卓著，黄帝给了他们12个姓，以后世代沿袭，使用至今。这说明古代姓氏不是一般人都有的，黄帝就有11子不得姓氏，更不用说奴隶了。不象现在法律规定公民有选择自己姓氏的自由。 但是，由图腾转化来的氏族名，还不能算真正的姓，虽然它具有了区别人群的作用。只有在人类婚姻关系达到一定的层次和对婚姻的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真正的姓才产生了。最早的人类处于蒙昧之中，生产力极低，与之相适应，最早的婚姻形式是血婚制。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人类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血缘相近的配合，产生的后代体力、智力都很弱。在人类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有意识避免近亲性交时，区别血缘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时候，在历史需要区别血缘关系的时候，姓真正的产生了。有了姓，能否通婚就很清楚了。对于“姓”，《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因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这个解释说的是，“姓”是个形声字，其中的“生”只是表示读音，意义是从“女”得来的，“姓”的本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的共同标志。我国古老的姓，如姬、嬴、妫、姜、姚、姒等，都有“女”旁，这些古老的姓也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有过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姓”字，由“女”和“生”组成，意思是，由母亲而产生的。后来母系社会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退出历史大舞台，有一些带有女旁的古老的“姓”字，却一直留到现在。当人类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时，孩子的姓也由母系转变为父系，这时候，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资料开始有了一些剩余，私有观念也随之产生，为了把剩余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婚姻产生了，姓也随之分成了若干氏。 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历史发展到今天“姓”与“氏”再以不会有人去品评了。姓氏的统一使每个宗族子子孙孙有了固定的文字符号，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形成了许许多多一脉相传的家族，对今天人们探讨自己的姓氏历史提供了清晰的血缘脉络。 据宋人郑樵《通志?6?1氏族略》载，得姓受氏者可分为： 以姓为氏。姓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标志符号，用来区别氏族的不同，故这个时代，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其后人有直接承袭为氏。以姓为氏的有姬、姜、姞、姚、（偃）、嬴、妊（任）、子、芈、弋、伊等。 以祖先的图腾为姓。把祖先崇拜的事物现象作为自己的姓氏，如云、龙、牛、马、羊、熊、骆、鱼、鲍，杨、柳、柏、梅等。 以国为氏。夏、商、周三代，封侯赐地，尤其是西周大举分封之后，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及大江南北，这些诸侯国的王族、公族后代及庶民，多以国名为氏。如夏、商时代以国名为氏的有程、崇、杜、奄、戈、昆、吾、雷、允、廖、顾、彭、韦等。周时更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罗、朱、梁、邓、薛、于、谢、江、徐等国后裔有以国名为氏，皆成为今天的常姓。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名，就成为后来汉族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邑为氏。邑即采邑、食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君封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连同土地上劳动的奴隶在内的土地，其后裔便以邑名作为姓氏。如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肸字叔向，采邑于杨（今山西省洪洞县一带），其后称为杨氏。另外，还有像崔、卢、鲍、晏、费、柳之类即是。以邑为氏的姓氏绝大部分出现于秦汉之前。另外，以关内（邑）侯得氏的有温、苏、毛、甘等姓。以邑为氏的姓氏大概在160个左右。 以乡、亭之名为氏。周朝的分封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分，五等之封为国俱、邑侯、关内侯、乡侯、亭侯，如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属子爵之列，是为乡侯，其后有以乡名为氏，就是陆氏。历代以乡、亭名为氏的姓氏不多，今日常见的裴、陆、庞、阎等姓，是以乡名为氏的；麋、采、欧阳等姓，是以亭名得氏的。 以居地为氏。这种得姓的方式比较悠久，像非常古老的姚、嬴、姬、姜、妫等姓，均是因居于姚墟、嬴滨、姬水、姜水、妫汭河等地而分别得姓的。不过最初，这些姓只是氏族的标号而已，而后才被直接承袭为姓氏了。最直接以居地为氏的，如傅、稽、邱、劳、蒙、济、桥（乔）等姓氏，均是因所居而命氏的，一般都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其中复姓的比例也较多，如东郭、南郭、东门、西门等氏。这种命氏的情况，多属无封土者，才以居地命氏。以居地为氏的姓氏大概有120多个。 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古代人一般都有名或字。如宋桓公之子叫公子目夷，字子鱼，公子目夷之子叫公孙友，公孙友的两个儿子，分别以祖父的字命氏，叫鱼莒、鱼石，其后代便也姓鱼了。这是以字为氏。再如商朝第一个君主名汤，其子孙有的便姓汤。这一类命氏，从周朝的宗法制度看，多因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才以先祖的名或字为氏，以祖父的名或字为氏的做法，最初也是伴随周朝宗法制度兴起的。历史上这种命氏的情况较多，其中，以字为氏的姓氏有150多个，以名为氏的姓氏有300多个。 以次第为氏。古时，同姓一家一族的人，其兄弟有以按排行次序取姓的。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由此排列取姓即为孟氏、仲氏、叔氏、季氏等。此种以排列次序取姓的，在古代也比较常见。像春秋时鲁桓公有子庆父连杀二君，后死，因他排行老大，故其子孙就称孟孙子，后有以孟为氏的。 以祖上的谥号为氏。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死后，大都要根据其平生的行为褒贬善恶，然后在祭祀仪式上宣布追加的称号，就是谥号。如周代文王、武王的“文”、“武”是谥号，其后有的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姓氏。再如诸侯卫国的开国君主周公旦之弟康叔，在治理卫国的期间，因成绩卓著，他死后的谥号是“康”，意指能够令民安乐，故又称他为卫康叔，其后代就以谥号“康”为姓氏。以谥号为氏的姓氏有28个，且多取单字。 以官职为氏。在古代有掌握土地、军政、工程、刑狱及纠察等的官员，他们的官衔分别叫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其后代有以官职为氏的。这种取氏的目的，则是以此来标明地位的，听其姓便可知其家祖的官职。再如周时，姓理的原是掌握刑狱诉讼的官，姓史的原是记录国君言行的官，姓师的原是掌握国家音乐的官。还有像相、尉、上官、少正、巫、匠等都是以官职取氏的范例。以官职为氏的姓氏有120多个。 以爵位尊贵称号及爵系（复姓）为氏。爵位是君主国家对贵族所封的等级，以此为氏的有：皇、王、公、霸、侯、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像春秋初晋哀侯及弟晋缗侯相继为晋武公杀后，其后子孙便以其爵位“侯”为氏。还有以先人的氏加受爵为氏的复姓，如：夏侯、莒子、杓侯、韩侯、葛伯等姓。 以技艺为氏。如从事巫术的人以技传家，其后代便以巫为氏。如商王太戊的大臣，有叫巫成的，就是筮占卜的创造者，又是个占星家。还有卜、屠（杀牛宰羊）、优、干将（铸剑）、陶（制陶）、匠（工匠）、甄（制陶器）、乌浴（养鸟兽）等姓，也都属于此类。 以德行或著闻之事为氏。如汉开国功臣、淮南王英布反叛遭镇压，因他少时以罪被黥（在犯人脸上制记号并涂墨的一种刑罚），汉高祖刘邦便赐英布的后代为黥氏，此所谓"以凶德为氏"；春秋时晋人赵衰，对人像冬天的太阳般可爱，故以冬日为氏，此所谓“以吉德为氏”；汉武帝时念丞相田千秋，年高德勋，特意下令恩准乘小车出入宫廷，人称“车丞相”，其子孙以此为荣，有的便以车为氏；又吴郡（今江南苏杭一带）有个小孩，生下就能说话，这个小儿的后代便姓儿，此谓以著闻之事为氏。 因赐姓、避讳而改姓氏。赐姓即天子、皇帝赐给臣民的姓氏，此风气上古三代之时已有，如夏时有个叫刘累的，曾跟豢龙氏学习扰（驯服）龙，奉传孔甲，便被赐氏曰御龙。豢（喂养）龙氏、御（驾驭）龙氏也是因赐而得。以后曾被封建诸朝代所采用。在封建王朝，皇帝的姓最为尊贵，各朝皇帝出于褒赏、恩惠赐给臣属的姓多是“国姓”，即是帝的姓。如汉朝曾赐娄、项二氏为刘氏；唐王朝开国元勋将徐（徐世勣）、邴（邴元紘）、安（安抱玉）、杜（杜伏成）、胡（胡大恩）、弘（弘播）、郭（郭子和）、麻（麻延昌）、鲜于、张（张宝臣）、阿布、阿跌、舍利、朱邪（朱邪赤心，赐姓李后，改名国昌）、董（董忠臣）、罗共16姓（其中五家为复姓）赐予国姓李氏。就连武则天执政朝廷时，也曾把唐中宗和以后的唐睿宗之后赐姓“武”。明王朝太祖朱元璋曾赐外甥李文忠，养子沐英、何光辉、徐习马皆姓朱。明隆武帝时，还曾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郑成功因而被闽台人民称为“国姓爷”。 另外，在唐、宋、明三朝时期，皇帝赐姓于少数民族臣属的事也不少，也大都是以“国姓”赐之。 避讳，是指凡遇到皇帝或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则要用改字、缺笔等办法来回避。如汉文帝叫刘恒，当时的恒氏有的便改为了常氏；汉明帝叫刘庄，姓庄的有的改姓平。再如汉安帝刘祜，其父叫刘庆，庆氏也因避皇帝父亲的名讳而改称贺氏，等等。这种避讳改氏的情况，几乎历代都有，尤其从秦汉开始。当然，还有因其他种种原因改姓的。像宋代有龚美，因真宗刘皇后从小孤身无亲被龚美父收养，真宗继位后，为让刘皇后有宗族之基，赐龚美刘姓。 因避仇而改姓氏。避仇就是躲避灾祸、躲避仇人。避仇连同赐姓、避讳之事多系自秦汉兴起。封建时代，政治黑暗，刑法严酷，夷三代，灭九族，满门抄斩，同姓人也会牵连，如此恶劣行为经常发生，自然就会使一些姓氏家庭因避祸而迁入异地改姓。如仇氏避仇改姓求，郜氏避仇改姓浩等，此为家族避祸改姓而迁。再如战国时，魏国人范睢，因被魏国宰相魏齐毒打，死里逃生，为避仇人迫害，更姓张，名禄，西入秦国，屡向秦王献奇计，登上相位，封爵应侯。 少数民族的姓及其改姓。秦汉之际，随着汉民族的形成，我国的姓氏也随之形成，但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又有了少数民族的加入，我国姓氏变得更加复杂和庞大，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这一划时代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我国姓氏得到拓展，也是许多家族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大举迁徙繁衍的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从公元3世纪末到6世纪末，亦即西晋末年到隋唐近300年的时期，也是我国姓氏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我国姓氏能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融合发展，是与分布于我国北方的五个兄弟少数民族东进、南下后汉化分不开的。这五个北方少数民族分别是羌、氏、羯、匈奴、鲜卑。 羌族又称西戎，在远古就和炎黄族是很接近的两个民族，西周时，就有姜姓戎国与姬姓戎国，他们的血统与姜姓、姬姓有亲缘关系。又传说唐尧是羌族庆都之子。周的祖先弃，也是羌族女子姜嫄所生。他们一部分先后进入中原地区，而另一部分仍留居我国西北部的甘肃、青海等地。秦汉时，分为许多部落；西汉初，臣服于匈奴。汉武帝驱走匈奴后，开河西置四郡（即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羌仰慕汉文化，有一部分便陆续内附，与汉人杂居凉州（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各郡县。东汉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徙汉人入居。东晋时，烧当羌曾建立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后秦割据政权，成为当时的“十六国”之一。 氏族自称是盘古后裔，与羌族长期杂居，古籍中往往氏、羌并称。其主要部分居住于武都（今甘肃省武都县、成县、徽县等地），东汉时部分氏人散居凉州一带，魏、晋时，有大批氐人徙于关中。氐比羌弱小，但经济文化比羌族进步，长期与汉人杂居，姓名已与汉人同。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其支系白马氏曾在今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建立仇池、前奏、后凉等割据政权。 匈奴，亦称“胡”，战国时期，主要活动于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五原县）。在冒顿单于时期，兼并了许多少数部落，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西汉时，在汉武帝三次的打击下，匈奴族分裂为二部，南下附汉的称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北匈奴。南匈奴屯居今山西、陕西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后南匈奴人定居便成为并州（今山西大部、陕北、河套地区靠近河北省一部分）的一个少数民族。西晋时，曾先后建立了赵、夏、北凉等地方割据政权。因长期与汉族杂居，此时也多被汉化。留居漠北的北匈奴人成为后来鲜卑族的一部分。 鲜卑是东胡（我国古代东北方诸族）的一族，最初分布在鲜卑山（今内蒙哲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部），秦汉初，南迁于今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附于匈奴。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来洛阳，要求附汉朝。公元1世纪末，进入匈奴故地，并其余众10余万帐落（户），势力渐强。公元2世纪中叶，其首领檀石槐在今山西阳高县北弹汗山建庭立制，组织起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北部建立割据政权的拓跋、慕容、宇文、乞伏、秃发等部，都是鲜卑的后裔。此后，逐渐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 羯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最具人种差异的民族，高鼻深目多须，源于小月支（古族名），在入塞匈奴19种之中属于羌梁部落，散居在上党郡（今山西潞城县一带）。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为十六国之一。羯人姓用汉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的父亲姓周名曷朱。 以上这五个兄弟民族，在西晋末年都先后在我国北方建立了13个割据政权，连同汉人建立的3个政权国，合称“十六国”时期，其延续达90年之久。最后又由鲜卑族拓跋部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与南方取代东晋的宋、齐、梁、陈等朝对峙，形成了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最后均被杨氏一一灭掉，建立了全国大统一的隋朝。这些少数民族在融合之前原有的姓氏，亦即译音转写的汉字复姓，被称为代北复姓、代北（泛指汉晋两朝代郡和唐朝以后代州以北地区，即今山西省繁峙、五台、原平、代县与河北省怀安、蔚县以北地区）三字姓、代北四字姓、关西（汉唐时代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即古代的凉州、渭州〈今陕西、甘肃一带〉）复姓、诸方复姓（主要是指魏晋隋唐的百济、西域等地少数民族的姓氏）。历史上，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复姓改汉字单姓的典范恐怕要数鲜卑族代北复姓与代北三字姓了。这主要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所推行的汉化措施有关。公元49年，孝文帝率领鲜卑族贵族、文武百官及军士20万，连同家属奴隶总共100多万人，自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下洛阳，其30年间，作为汉化的根本措施之一，魏孝文帝把各部落原有的鲜卑族复姓，统统改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字单姓。据《魏书?6?1官氏志》所载，鲜卑族姓氏共有114个，后大都改成了汉字单姓，共计140多个。其后，在我国境内少数民族蒙古族所建立的政权--元朝，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强制性的汉化政策，使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因留居中原而改汉姓。至于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其改汉字单姓却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据有关学者考证，大多数满族人改用汉字单姓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全都改用汉字单姓。皇族爱新觉罗的子孙，多半改姓“金”，此外姓赵的也不少，也有姓罗的。较多的满族人使用“小姓”，即是原名中的首字。 还有冒充、假冒或借用某姓的现象，称冒姓；还有音讹、省文及异写而分化成不同姓氏的。如韩转音为何；汉时大宛国的破落那氏省文为那氏；满族将佳氏省文为倏姓；袁又写作援、辕；延边朝鲜族里有姓韩、金、崔、李的，回族里有姓马、石的，可能都是借用汉字单姓。 除上述的姓源外，中国人的姓氏中还有数字百、千、万 。天体气象星、风、云、雷、虹。地形地貌山、河、江、海石、沙。 颜色白、红、黄、蓝、乌。时令季节春、夏、秋、冬。食物用具柴、米、火、钟、席、盘。可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还有一些连《康熙字典》中都找不到的字，竟然也是姓。千奇百怪的姓，总都是缘于一定的地域、历史和文化。有了姓氏，便有了人们对姓氏文化的研究。自从宋朝有了第一本《百家姓》，类似姓氏读物就逐渐多起来，后来又有了《新编百家姓》、《郡望百家姓》、《千家姓》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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