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新编《金溪县志》，发现双塘镇有个很不平常的村庄——竹桥。说它不平常，是因为《新编县志》中大事记、人民政权、群团、木刻印书、著述目录、人物等章节，都记载了与这个村庄有关的人和事。竹桥不仅是金溪县最早成立乡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的村子，而且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全县61个立传人物，竹桥占了3人；250个著书立说的学者，竹桥也有3人；194名革命烈士，竹桥有2名；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的11名县团级干部中，竹桥又有2人。
于是，我们意欲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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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桥古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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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群
竹桥村位于县城北十公里，古代金溪至东乡大路挨村而过，村前一溪如带，良田万顷，村口仍有四人合抱老樟树一株，下有锡福庙，再下首仍有紫澜阁遗址，村后树竹繁茂，鸟呜树幽。村有总门楼远案崇麓岭，近案黄婆岗，始建于元末明初，为风水师廖禹先生所定，总门楼前有“品”字形排列，而周围都有石栏杆围成的多边形古井三口，寓意喝了这“品”字井的井水，不管是为人、为学、经商都要讲究品德，门楼内房舍俨然，宅栉邻比，户近两百，从超千丁，村内有水塘七方，全由石块砌成，中间为一月塘，形成七星伴月之象，俯瞰全村，形似一柄巨扇，诚为当代金溪一个古风犹存的保存较好的古代村落。
走进竹桥，我们仿佛走进了100多年前的过去。100余幢明清建筑保存完好，蔚为壮观。陪同我们采访的退休教师余运中说，竹桥村前有上、中、下三个门楼和一个总门楼，不管红、白喜事，三个门楼是必经之路，村后有3个山门直通后山，过去是专门为防止强盗、土匪而特意设立的退路，房屋为清一色的板石墙基，一般高1.5米，最高的有2米，而且连成一体，村里的排水沟都是用石块砌成，成为一个封闭式的防御系统。这里的排水沟，自北向南流入村中的七口塘中，一条东西向直街与十来条南北或东西向小巷交接。弯弯曲曲的巷道，均用青石板铺成。有的巷仅2尺宽，两人相向而行得和和气气地相让才能通过。
竹桥村有明代所建民居8幢，明代祠堂1幢（文隆公祠），其余为清代建筑，均为清一色的青砖灰瓦，显得朴实素雅。高高耸立的山字墙，既有艺术观赏价值，又有防火防风的实用功能。民居多为上下两堂，仅有一幢明代所建民居分上下四堂。厅堂居中，左右为卧室，中间是一方天井，上露天光，厅堂采光全赖于此。下为石砌的泄水池，天井四周檐水如四柱珠帘流入池中，随即排出而不四溢。明代及清初住宅大门开在东侧，其他宅第的大门则开在正中。门楣、屋檐、雨檐及屋内墙壁、门柱、窗棂、柱磉、坊头、揎板、天花板等多有雕绘装饰，令人叹为观止。
文林第
大夫第
步云公祠
这些建筑群中有三组建筑群更有特色，一为“文林第”，一为“十家弄”，一为“八家弄”。建筑群中均设有三门，即总门、巷门、大门，各有并排四栋或三栋式样相同的房屋由耳门相通，雨天往来并不湿脚。更为称奇的是，中门楼前的空地上，隐约可见用青石板铺就的一个“本”字，门楼后有一个“人”字。本者，根也，这个“本”字告诉一代代的竹桥人，不管在外读书做官，还是经商致富，你的“根”都在这里。落叶要归根，人不可忘本，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所在。因为这个“本”字，家族才有一种亲和力，民族才有一种凝聚力。“人”和“本”二字联在一起，大概竹桥先人已经意识到“以人为本”，而且谆谆教诲教育后人不要忘记这一祖训吧。这一文化现象恐怕是别处很少见的。
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牌楼式石门，一看就是大户。原来，这里是清顺治八年举人、山东齐东知县余为霖所建的“文林第”。穿过几百年前的古老巷道向北而上，我们还见到了两组建筑群，一为“十家弄”，一为“八家弄”。在整个建筑群中，间立着十余座非住宅建筑，即公益性人公共场所，如怀仁书院，大房二房三房书院，养正山房，苍岚山房，公和堂，锡福庙等，还有祠堂6座，上、中、下三个门楼，总门楼，后山门，古井三口，池塘。总门楼和上门楼的墙上分别嵌着道光十一年和乾隆十六年全族人立的禁碑。赐福庙中还立有一块康熙六十年立的石碑，上面记载着当时李县令处理该村与邻村争水的判词。
养正山房
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文隆公祠，至今有500年历史，现上下堂已倒塌，只有中堂尚存。村中的有识之士已成立重修小组，动员全族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文隆公祠重现昔日光彩。村东的镇川公祠与其他祠堂不同，两侧为“培兰”、“植桂”门，“培兰”、“植桂”意即培植人才，里面为竹桥人延师教子之所在。两边建有裙屋，三栋一排，连成一体，建筑面积达600余平方米，内有大小10个天井，其结构之复杂可见一斑。祠堂前一块空地，面积约300余平方米，对面一门洞开，直达花园，门楣上石刻“对云”二字，上下落款为“乾隆丁丑年”“曹秀先书”。据《江西历代人物》及《读史稿》载：曹秀先（1703-1784），字恒所，号地山，江西新建人，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乾隆三十六年（1771）晋礼部尚书，任四库全书副总裁，后为总裁。“对云”二字寓意“对我生青云”，希冀培育人才，青云直上，此为曹秀先留在金溪的一处遗迹，弥足珍贵。传说为“对”字那一勾，费银五十两。1941年春，金溪县立初级中学曾迁至此地办学。中学搬走后，村里一直在这里办小学，直到上个世纪末。
金溪县是古代江西雕版印书中心，而以竹桥人开的“余大文堂”为最大最早，“养正山房”即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它位于仲和公祠右侧，进门为一大庭院，上堂及后堂为印书之所，乾嘉时期书板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焚之于尽。在康乾时期竹桥就有人在全国做卖书生意，余德昭在北京开书肆，收罗古籍，兼理金溪嘉会试馆中，其家谱有明确记载。后来余仰峰又回乡里自开印书房，“刊书牌置局于里门，昼则躬耕于南亩，暮则肆力于书局。以刻书鬻书为业。”可以说，竹桥人开了金溪雕版印书的先河，“养正山房”即为其遗存之一。
与其他村不同的是，竹桥村民至今大多仍住在祖辈留下的老屋中，新住宅不到30栋。俗话说，“屋要人住”，这也是竹桥明清建筑能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古屋中的木雕石刻，在动乱年代，村民大多用泥糊纸盖保护起来，使之能保留至今，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凡古建筑较多的村子，一般都出了做官或是经商发财的人。翻阅《竹桥余氏族谱》，余氏做官的不多，官也当得不大，直到清朝才出了两个举人和一个贡生。但竹桥却有重商传统，弃农经商，弃学经商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竹桥传统文化与众不同的地方。竹桥村长期从事商业贸易的生意人不少，有几个世代经商的大家族，经商致富后，他们大多数都向朝廷捐款，而且都热心村中的公益事业，如修祠、建庙、修砌道路、捐资办学等。其代表人物是清道光年间的余钟祥。据了解，余钟祥小时候家里很穷，后来被一家仅有一个女儿的老板收留，最终成了老板的女婿并接下家业。有一年，他大量收购其他店不愿收的灯芯草，并囤积起来。过了一两年，皇上打蘸需要大量灯芯草点灯，余钟祥将仓库里的灯芯草销售一空后，赚了一大笔钱。发财后，他在湖南曾市创建了一条商业街，在浒湾镇书铺街创办了余大文堂刻书房，还在竹桥村建起十家弄和镇川公祠。如今，余钟祥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广为流传。
千百年来，竹桥人培育出一种顽强奋进的健全心态，不论为官、为商、为学、为农都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故而出现了一些杰出人才。康熙时任山东齐东（今邹城市）知县的余为霖，抗旱救灾给民牛种，革除弊政，治声大振。后归养老母，亦勤于读书著述，著有《石松堂集》等。乾隆时期的余壁恒，幼有才名，师徒李绂（临川文化名人），但久考不中，教书40余年，学生多考中为官，壁恒到73岁时，犹和诸生共应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乡试，老而志锐古今少见，后受聘于省城南昌朱氏书馆授课，卒于书馆。
民国初期，村里先后有2人出国求学。余地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炮兵科，与江西都督李烈钧同学，回国后投奔李烈钧，任赣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孙中山北伐时名令为先遣军军长，参加了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终老家乡。余慈舫毕业于北平陆军学校，后出国求学，回国后加入革命团体组织——湖北“振武尊心会”，以“神州一怪”笔名为革命大造舆论，在《商务日报》、《大江日报》发表文章，后担任辛亥革命后第一张革命报纸《大江报》编辑，被袁世凯爪牙段芝贵捕入军狱，杀害于汉口满春园，年仅31岁。新中国成立后，竹桥人好读成风，先后有50多名余姓子女获得大专以上文凭，其中7人获得高级技术职称，而余达礼和余江荫两人并在金溪志上留名。村中，红军军长周建屏当时召开扩大红军大会的会堂--步云公祠仍保存完好。
竹桥村东现有万亩脐橙开发基地，周边山坡都是绿油油的黄栀子，渗透其间的是乡民们淳厚质朴的民风民俗和浓郁的耕读文化气息，岁月犹如一首悠远舒缓的民歌，保存着一种恬静淡泊的桃源式的田园生活模式。竹桥四时之景晨夕百变，村民耕读渔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谐相处民风淳朴，其先人有诗曰：
其一
山环水抱画图中，托地开基论祖功。
百亩桑麻千亩稻，万家烟火一家风。
须知守旧存忠厚，亦能维新说异同。
世代衣冠常簇簇，云天极目仰文隆。
其二
家园喜往水云边，使节旌旄出绍田。
昭武统军尊一镇，贻谋择处重之迁。
连天棂阁辉星火，扑地稻梁锁暮烟。
不谓堪舆今未改，好峰依旧对门前。
诗中的“三迁”正说明了竹桥建村的历史。竹桥始迁祖余克忠，原居福建绍武兰田，任昭武统军，一说昭武校尉，五代时约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之前，奉命镇守抚之上幕镇，即今金溪。见火源山水秀丽，遂携家居于火源，至十三代余文隆迁至月塘，即今竹桥。
竹桥的绿色、红色、古色交相辉映，使之呈现出一种神奇瑰丽的风貌。（2003-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