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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的诗把秦始皇和秦王朝写得何其壮哉！秦王朝扫灭六国是全面性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扫灭六国政权，而影响后世的则是其一套新制度，这套新制度中包括文字字形的统一，也包括文字书写的统一。中国古代文字书写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秦代官方的标准篆书的确立。自觉的文字字形统一、自觉的文字书写统一，这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得到了实现。本文所谓的秦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它不仅不同于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同时也不同于以石鼓文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秦国的篆书文字。 秦篆的确立并非是自秦王朝建立的那一天一蹴而就的，它实际上是秦王朝继承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果。和东方的齐、南方的楚以及中原的晋等大国比较，秦国在文字上更多地继承了周文化，这可以从《石鼓文》中清楚地体现出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颁布统一的文字。传说秦始皇身边的几位重臣都参与了“书同文”的工作，“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据记载，秦王朝当时的应用文字有所谓“秦书八体”，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但其中在当时及后世最有影响的是官方的正书小篆，尤其以秦始皇巡幸各地所刻碑文书法为代表，其次则是当时政府统一颁布度量衡时所留下来的诏版文字。 秦始皇巡幸全国时，在名山大川树立了一些纪功碑文，传说是由当时的相国李斯亲自书写，所以现在流传下来的秦篆《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绎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因此都挂于李斯名下。这几种刻石中，《琅琊台刻石》的传世拓本被看作是唯一真正体现了秦篆的本来风貌，但由于风蚀太严重，字形很难看清楚（见附图1）；《绎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是唐、宋以来的翻刻本，且多受唐代著名篆书家李阳冰风格的影响，与秦篆本来面目相去甚远（见附图2）；《泰山刻石》的传世拓本虽有人考证定其为北宋翻刻本，但其书法风格与秦篆相去不远，是学习秦篆的好材料（见附图3）。这次我以《泰山刻石》为主要学习范本，但我的临习之作是十分幼稚的（见附图4）。
通过两个多月集中临习《泰山刻石》，我对秦篆的线条、字结构等有了一点体会。就笔法而言，虽然只能通过刻石推测，但可以肯定基本上都是藏锋起收笔、中锋运笔，转折圆融不露圭角。就线条而言，作为正书的秦篆在线条粗细上基本完全一致，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线条的曲直上，《泰山刻石》以直线为主，辅以曲线，很少出现直接的斜直线。不过，把《泰山刻石》和传为唯一真正体现了秦篆本来风貌的《琅琊台刻石》相比较，两者之间在线条的曲直上有一些细微差别，《琅琊台刻石》在线条书写上几乎皆取圆劲的曲线，而不同于《泰山刻石》的几乎纯粹的直线形式，因而《琅琊台刻石》显得比《泰山刻石》要流动、畅达。而就《泰山刻石》和后来翻刻的《绎山刻石》、《会稽刻石》相比较，则《泰山刻石》的线条明显要浑厚得多，而《绎山刻石》、《会稽刻石》中的线条细弱、刻板，斜直线的应用也显得生硬。而就单字结构而言，基本上都采用长方形，内部笔画安排上则以均匀、平衡为上，因字形差异达不到四面、四角允称时，也尽量通过部首间的配合和线条疏密的调整来补救，难以补救的则采用先照顾上面、左面的形式，这也符合人的视觉本能。 秦篆是秦王朝确立的标准书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书”，和它相对应的则有各种“草书”，如当时一般人书写的日常实用文字，虽然也遵循秦篆的书写要求，但笔法、结构上都要松散得多，这种“草书”甚至体现在比较重要的朝廷颁布的诏版文字上（见附图5）。这种刻在秦王朝用来统一度量衡的器具上的文字，有标准秦篆的字形，但在书写上比较轻松自在，线条多化曲为直，结构上因字敷形，字与字之间的差别很大。诏版文字也是学习秦篆的好材料，可惜的是，虽然现在流传下来的秦诏版文字器具很多，但几乎都是同样的文字内容，都是在申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我尝试着临习秦诏版，有恣肆洒脱的书写快感，但却因功力有限达不到好的效果（见附图6）。
秦篆的总体风格是严谨庄重，尤其是秦始皇巡幸各地的刻石书法，更是将书写性与装饰性达到极致状态，而稍微再整齐化一点就有可能变成后世如排算子的那种僵化的篆书了。看《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等，真令人有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之慨。说实话，要想写好秦篆，必须浸润其中，如可以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篆书字形打基础，再学习《泰山刻石》等，使字形、笔法、结构等烂熟于胸，方有可能自由书写，像我现在这样用两、三个月来临习一种甚至一类书法经典，只能算是“走马观花”，自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说句题外话，我这次写《与古为徒》系列博客，计划写二十篇左右，即使是采取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学习方式，大概也需要三年以上，人生苦短，学海无涯，想到这一点也就只能安于目前的这种学习方式了。 秦篆作为官方的正书书体在秦王朝统治时期盛极一时，但在汉字书写史上却影响有限，因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主要还是战国以来通行的先秦古文字的书法，尤其是秦国继承西周金文而发展出来的古篆书，如云梦睡虎地秦简等（见附图7）。这种战国古篆书和秦篆对称，战国古篆书称为“大篆”，秦篆称为“小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战国时期以及延续到秦王朝统治时期的简帛文字就是这种古篆书体，它在秦王朝统治时期仍然流行，而在秦王朝灭亡后，更成为社会主流的书体，它由古篆书进一步演化为古隶书，这种古隶书进一步简化、规范化则形成了我们现在一般认为的隶书，而这种古隶书再进一步简化、便捷化、潦草化书写，则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章草以至楷书、行书、今草等。
秦王朝灭亡后，正书书体也逐渐转变为隶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篆书如江河日下。汉代通行体为隶书，但在一些重要场合仍采用秦篆，如近代发现的东汉世家大族袁氏的墓碑即是如此（见附图8），只是其笔画婉转有余、结构松散，与《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那种高峻劲厚之风相去甚远。三国时期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吸收隶书笔法，收笔尖细，有其自身独特风格，但怪力乱神，难当大雅（见附图9）。唐代李阳冰自称“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对自己的篆书很自信，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不多几件刻石拓本来看，实不足以接续千年篆书传承脉络（见附图10）。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诸体皆精，但最大成就还是在楷书、行书上，其篆书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已。明代的赵宧光创“草篆”，得一时之奇，但既无本源、又乏工夫，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近现代大量出土的历代竹简、帛书墨迹，属于欲创新而又不得其门境遇下的一种尴尬情形。清代的钱坫以所谓“铁线篆”自雄，他有一闲章，其文字为“斯冰之后，直至小生”，但他的篆书线条淡薄、结构平淡，与李阳冰尚且有很大距离，遑论接续李斯！《书法丛刊》第三辑上刊有钱坫的一幅篆书作品（见附图11），我曾经认真临习并用临习之作去参加我们合肥师范学校的学生书法比赛，同时交上去的还有一幅模仿柳公权楷书书写的辛弃疾的一首词，结果模仿柳公权楷书的那幅得了比赛中唯一的一个一等奖，那大概是1981年、1982年时候的事情。
篆书自秦之后，真正复兴的第一人当推邓石如，苏轼赞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将之移到秦篆书法评价上，从李斯之后算起到邓石如真可谓“篆起百代之衰”。邓石如的篆书早期效法唐代李阳冰以降的铁线篆，后期则借鉴秦汉以降碑版书法，摈弃后世篆书中的装饰性、工艺性特征，而重新恢复了秦篆笔法的书写性（见附图12、附图13）。邓石如在篆书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和当时的学术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朴学盛行的时代，他的学生包世臣总结其篆书成就时说：“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完白山人传》，载《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31页）包世臣点出邓石如以隶书笔法写秦篆，这是确实的，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喜欢写篆书，曾经反复临习过邓石如的一本篆书字帖（见附图14），对这点颇有感受。包世臣本人在书法上十分推崇碑学，写了《艺舟双楫》一书以作鼓吹，后来的康有为就是效法他而写了《广艺舟双楫》，这是两本对近现代书法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他的后代邓以蛰曾经长期在北京大学担任美学教授，和朱光潜、宗白华齐名，他也喜欢玩碑帖，有一些收藏。
自邓石如取法秦汉，篆书书法真正走向复兴。一方面，很多书法家步邓石如后尘，精研秦篆，同时借鉴先秦古文字和汉唐篆书，形成自身风格，其中邓石如的后学吴让之、徐三庚以及清末的赵之谦等人偏重流丽，尤其是徐三庚的作品潇洒之极，真如“吴带当风”（见附图15），而杨沂孙、吴大澂等人则偏重浑朴一路，其中杨沂孙的成就更大（见附图16）。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书法家在邓石如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秦篆，取法先秦古文字，其中以发扬《石鼓文》书法的吴昌硕一系最为重要。现代写秦篆而有独到之处的书法家甚少，其中陕西书法家刘自读可谓独树一帜（见附图17），但也难免有造作之嫌，这大概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秦篆本身是高度律则化的书体，邓石如因回归秦汉的开创之功而新人耳目，但后来者再要想在其基础上有所损益、发扬实在是太难了。另外，山东书法家朱复堪取法秦诏版，在此基础上上溯商周金文，也有很好的表现，但他的篆书以及行草书等，貌似纵横使气，但内在直白缺乏蕴含（见附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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