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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李双双小传》是作家李准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1958年“大跃进”与随后的人民公社运动为背景，通过农村青年妇女李双双冲破丈夫的阻挠为集体办食堂的故事，既歌颂了所谓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歌颂了运动中农村妇女的形象。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以李双双为代表的农村妇女新形象。下面，就对李双双的形象进行分析，看看作者是如何塑造出这样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一．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群众基础。李双双这个人物形象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作者深入农村时遇到的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集合体，源于生活，与时代相符合，鲜明、真实。二．运用白描的手法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显得质朴，口语化，说的是朴实平易的“人话”，而不是“假、大、空”的“官话”，带有鲜明的农村生活气息，读来有亲切感。三．通过李双双和孙喜旺的矛盾表现人物性格。小说的情节始终围绕李双双与丈夫孙喜旺的矛盾冲突展开，着重在他们的夫妇关系中，在他们的思想性格中，来刻画人物，展示主人公的形象。四．用喜旺的变化来衬托李双双的性格特点。整篇小说洋溢着单纯，明快的格调，其他人物也各具特色。尽管其所表现的主题已显陈旧，但在李双双这一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却是成功、动人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长久的生命力。作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描写刻画，使李双双不但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新中国文学的源头在延安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左”的思潮，60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组成了十七年文学。国家初定，既不能无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又不可能放弃对大众精神领域的宣传与占领，于是左翼文学的观念便借助政权力量扩张而至全面贯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小说作为最容易最直接被大众所接受的文学体式，在这一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李双双小传》（李准）为例，以党的工作队进驻农村与离去为开始和结束，大部分农民家庭经历了由不情愿放弃土地和私有财产，到被说服、教育，然后自愿加入农业合作化队伍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家庭”做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单位被强迫解体，父子之间血缘性承继关系没有任何意义，而个人存在和个体需求的合理性也被彻底否定，只能服从绝对的政治统一。农业合作化道路说穿了，不过是给农民指定一个新的“家长”――党，这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农民对合作化的真诚信任实际上仍来自于对延续几千年的家族制度（皇权制）的惯性依赖，虽然他们在此中一直位于附属地位，但在潜意识中仍把它作为一种权威和理想的生存方式。
讨论人物心理，时代人的变化，并非从私有到公有的过程，而是人的心灵性格层面的东西，李双双小传属于轻喜剧，步伐欢快，建国初此类作品不多，而多数属于颂歌。轻喜剧依靠丑的东西，建国即使有此类作品，也属于对比，上纲上线的文字充斥着文坛。李双双小传真实的展示了农村农民和人性的真实，展现人性革命化的内容，西方则是超人的人性。作品的出发点在于是否革命。作者李准写作本片为了让广大农村妇女摆脱了旧习惯，旧意识的羁绊，走出家庭，勇敢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革命场面中摄取一个侧面。他成功塑造了一位农村妇女的形象。李准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老一辈落后一点的农民和农村新人，李双双小传里面的孙喜旺代表了农民典型的精神特征：明哲保身，一切由他人操心、支配，这正是对于盲目革命生产方式的一种无意识抵抗。
“十七年文学”不同于“五四”文学，甚至不同于延安解放区文学，此时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它对文学文化的领导由纯科学的理论想象进入到具体的“政党实践”阶段，带有明显的实践操作色彩，这就使它较之一般文学更复杂也更具整体性、探索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在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与时代、社会保持同构对应的关系，而且也被纳入到“政治一经济一文化”一体化体制中，当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毕竟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甚至被它们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和内在的矛盾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对它采取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方式都是不合适的。至于像有些人那样用“五四”时期所谓的“人的文学”的标准来对它进行考察，尽管这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有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击中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但从“十七年文学”存在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评判恐也有失简单，我以为是存在批判性有余而同情性理解不够的问题，它忽视了实践不可避免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容易遮蔽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富有价值的新内涵。李双双形象虽然在艺术审美价值上不如孙喜旺形象来得丰满立体，但是从构建新的文化形态角度看，他较之孙喜旺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他身上集中地融入了社会主义文化所固有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特质。因此，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要大于孙喜旺。可惜的是，在“人的文学”的标准下，我们遮蔽的不仅仅是李双双形象的价值意义，而且还包含许多至今仍弥足珍贵的理想、崇高、信仰一类的精神遗产，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我们的创作也需要美妙无边的幻想。”两者的结合实现了艺术的更上层楼，作者与读者产生巨大的激情共鸣。原本缺乏激情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只是概念的文字显现，是死板的政治说教，但在浪漫主义激情的巨掌扶持下，现实主义充盈起来，不再笨拙蹒跚。好像因了这激情，所有的一切立刻真实感人而光彩重生。当代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50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选择，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烂漫主意结合”，60年代现实主义的深化。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贯穿于“十七年文学”，特别强调文学党性原则，把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决条件，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强调本质的真实，经历了50年代狂欢时代和到60世纪初的第一个丰收时代。
来自文艺思想斗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三次冲击，第一轮发生于建国初期,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从50到55年曾经展开多次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想斗争，比较有影响的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转的批判，1954、1955年开展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核对胡风反党集团的镇压。第二轮发生在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7年下半年由党内整风运动转变成反右派斗争。第三轮冲击波发生在60年代中前期，60世纪初期文艺调整，由两方面，一对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二是围绕某些具体文艺或在报上公开讨论，召开专门会议研究。
总之，不管人们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还是将它视作一种态度，或者是将它当作一种叙事，都表明它的实质乃是一种伴随着自我批判、否定的价值重构。“十七年文学”对现代性的重构，拓展了中国现代性不断延仲的精神资源，发展和扬弃了晚清以来有关民族国家想象的传统，并与新的民族国家关于现代性重构的诉求成功地嫁接起来了，构筑了一套新的认知评价和审美表现体系。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新的民族国家在独立之后的一种带实验性的文化实践，优点与缺陷、一体与异质、建构与解构、经验和教训等特点都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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