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丨当代文学的结构性“他者” ——洪子诚先生世界文学视野的意义

从19世纪后半叶晚清开眼看世界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结构性的存在。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直到“文革”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与此前此后的历史阶段相比，更显出差异性，或许可以看成是当代文学的结构性的“他者”，对于研究1949年到1976年的当代文学而言，世界文学也由此呈现出更为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性在洪子诚先生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同时也得到了真正历史化的呈现。

一

首先，世界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所谓“结构性的存在”，是指世界文学始终构成的是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作为结构性因素从未缺席，而是始终在场。而洪子诚先生的研究也正是从当代文学的内部来处理世界文学的视野：

对于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观察、讨论，不能只在外部展开。从方法的层面，如何从静态、外部描述，进到内部的结构性分析，以呈现民族化过程的复杂状况，是要重点关注、考虑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代文学民族化建构和“世界化”的实践，是携带不同文化成分、具有不同文化观念和想象的作家、理论家，特别是文学“主政者”在当代博弈、冲突的过程。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16页。以下引用该书的文字，只在正文中注页码。'>

这番表述也透露出本书的核心方法论，即“从静态、外部描述，进到内部的结构性分析”，同时从文化观念和文学想象的维度阐发世界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既关注外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也看重外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本土的深刻影响。而从俄苏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那里渊源的文学理论议题也更从根本性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迫切需要处理的诸种重大的方向性议题。本书把当代文学的民族化建构和“世界化”实践，尤其看作“文学'主政者’在当代博弈、冲突的过程”，从而洞察的是“主政者”之间的人事纠葛、政见冲突以及“权力”博弈对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制衡与规约，也把国家政策和政党政治的视野具体化，凸显了当代文学与国内国际大势之间的复杂纠缠。

本书所处理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因此面对的是比以往任何文学史阶段都要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和态势。即使单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论，中国就需要在苏联与东欧之间斡旋与折冲。而冷战初期的东欧更非铁板一块，本书中《“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当代文学与南斯拉夫文学》一文，就呈现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

但无论如何，南斯拉夫的文化政策在处理作家、艺术家与“当局”之间的矛盾上，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更大的弹性和更多的妥协的空间。（240页）

此外，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文学实践也都显示出与苏联“老大哥”之间的差异，文学思潮和具体创作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重大节点上表现出探索性、混杂性和异端性的特征：

萨特在关于“颓废”的讨论会上也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各种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交会点”。这样的文化特征，或许能较易挣脱教条的束缚和禁锢：迷人的“不纯”、混杂，打破关于不尽追求“纯粹”的幻梦，也孕育、催生了偏离“正统”的创造活力。（167页）

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界在某种意义上提供的是冷战时期苏联文学之外的另一种社会主义文学历史实践的可能性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中国当代文学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一窥西方非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思潮的面影；此外，一些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以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的中国式出版方式，也曲折地介入了当代中国文坛，参与构建了苏联、东欧、西方、中国彼此冲突与博弈的历史参照系，从而呈现出整个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既对抗又互渗的历史态势，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样犬牙交错、诡谲幻变的复杂格局。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本书建构的是彼此参照与叠印的多重坐标，从而更丰富也更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历史原初面貌。本书的问世，不仅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视野，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历史所内涵的世界性，理解冷战历史格局的复杂性。洪子诚先生的这部新著，也在总体上遵循了从外向内的、动态还原的研究方法，从而真正实现了把世界文学内化到当代文学的结构性内部的初衷。

但另一方面，世界文学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因素，同时又体现为结构性的“他者”。即使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也都呈现为一种他者的存在，更不用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处理的不仅是当代文学中的他者，甚至也是他者的他者。而作为“他者”则意味着“非我”，意味着陌生，也意味着某种威胁。从本书中可以充分地体会到，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世界文学也正表现出不无危险的他者性。“危险性”“威胁”也是本书作者处理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议题时不断用到的“超级词汇”。这种危险性，不仅仅体现在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本土的“威胁”，也同样表现在西方古典文学领域。

这种西方古典文学既是中国当代文学资源，又是对它的威胁的悖论情境，在中国文坛对司汤达的《红与黑》的讨论中有“症候性”的呈现。本书中《〈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一文讨论的是苏联的“内部质疑者”——作家爱伦堡发表于1957年的文章《司汤达的教训》。所谓“内部质疑”，是指爱伦堡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对苏联实施的文化政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持续发出质疑、修正的声音，在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学'解冻’潮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3页）。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是苏联文坛和中国当代文学一度不能触碰的红线，但在西方左翼阵营中，却不乏对苏联式“现实主义”的批评。譬如法国作家阿拉贡在1962年的一次演说中曾把现实主义比作一只“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右面的海盗喊叫：消灭现实主义！左面的海盗喊叫：现实主义，就是我！”（49页）

阿拉贡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左面的海盗”。这指的是30年代在苏联诞生，并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左翼文学界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已演化为僵硬的绝对性戒律。阿拉贡说，“现实主义所面临的最大的损害信誉危险，在于把谄谀当作现实，在于使文学具有煽惑性”，让现实主义“象装饰教堂一样用窗花来装饰生活”；而他的现实主义，是“开明的”，不花许多时间进行去皮、磨光、消化等程序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事件回复到既定的秩序，而是善于引导事物的发展，它是“一种不求使我们安心、但求使我们清醒的现实主义”。（50页）

爱伦堡正是苏联国内抵抗“左面”斧劈的作家，在这些作家看来，“现实主义的规律是一贯的，恒定的；以真实反映生活作为根本性特征的现实主义，'经过长期的文学上的连续的、相互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已经成为美学上的具有客观科学性的一种传统’。”（51页）

或许正是与西方以及苏联内部的这种反思和质疑的声音相关，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们也采取的是大致相似的立场，认为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上，无须外加另外的要求、限制：“在科学的意义上说，犹如没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反映论一样，不能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51页）因此，东西冷战刚刚成形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两个阵营中，均出现过对现实主义的某种开放性的理解：

这种开放性，在西方左翼作家那里称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在中国这边是“广阔道路”的现实主义（秦兆阳）；加洛蒂的“无边”是向“现代主义”开放、对话，而胡风、秦兆阳们的“广阔道路”则是向19世纪“回归”；爱伦堡在《司汤达的教训》中的倾向，也属于后者。（51页）

但在当时的苏联以及中国当代文坛，更具有压倒性的声音却是对19世纪的爱恨交加的悖论式态度。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

19世纪欧洲文化、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以支持、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公正，但也被看作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武器”，因而对其爱恨交错。其中，也夹杂着在庞大、拥有巨大影响力的19世纪欧洲文化面前难以明说的恐惧：这是可以借用的资源，也是一种威胁。（56—57页）

这种对威胁的“恐惧”，在中国文坛对《红与黑》的讨论中可见一斑。本书指出爱伦堡和中国的批判者都认为像司汤达这样的古典作家在当代有很大影响力，“但他们对影响力性质的理解，以及描画出的司汤达图像，却大相径庭”。国内批评界在总结反右派运动的时候，邵荃麟、冯至、周扬等所撰写的多篇文章都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堕落”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归为受西方资产阶级作品宣扬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作家，爱伦堡笔下的司汤达，却和中国批评家的司汤达显然不同：

爱伦堡既没有谈及《红与黑》的历史、阶级局限，大概也没有于连·索黑尔破坏当代青年集体主义个性的焦虑；相反，说“我们谈到它们时，要比谈到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46页）

与爱伦堡把司汤达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以及“《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相比，中国的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家们显然是把司汤达的《红与黑》视为异质与“他者”加以警惕、拒斥和批判的。

本书中《〈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一文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正体现为作者以爱伦堡在苏联和中国都引发了热议的《司汤达的教训》一文为中介，勾连了苏联、中国以及西方理论界，在对具体案例进行精彩“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触及了横亘东西方两个阵营关于“现实主义”以及“19世纪遗产”的世界文学中的重大议题，也为揭示中国反右运动之后的理论语境和政治情势提供了一个由微观抵达总体性判断的具体案例。

本书正是在对一个个案例解剖麻雀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的资料钩沉和梳理，生成了独特的学术判断，还原了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复杂历史过程，也在当代文学恐惧和拒斥他者的一体化结构内部撬开一道缝隙，使这个貌似坚固的结构呈现出可裂解性。

由此，在本书描述出的“十七年文学”发展历程中，世界文学呈现出的是某种悖论样态。一方面，世界文学始终构成的是当代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从“十七年”到“文革”，当代文学的历史也是一个排斥他者的自我纯洁化的进程，而这个自我纯洁、自我净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被本书理解为“自我损害”：

“'革命文学’在当代的困境的形成，它的过程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这种“自我损害”，一方面是体制化而逐渐失去它的批判的活力，另一方面是排除它认为不纯的文化传统而对“纯粹”“绝对”的不断的追求。这种设定越来越严格的“边界”和不断的排除运动，有可能让自身成为没有血肉的空壳，但是如果不做这种排除和隔离，又有可能被强大的“异质”文化因素所侵蚀，所吞没，而失去它的边界。“这大概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184页）

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或许是冷战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宿命，而“世界文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不断排异的“他者”。这与现代史上鲁迅所谓“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拿来主义立场，以及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的开放性姿态都有所不同。在洪子诚先生所描述的当代文学一体化过程中，自我纯洁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文化姿态，世界文学甚至包括俄苏文学，都有可能被看作是他者加以拒斥。这种对他者的拒斥以及自我纯洁化在“文革”阶段达到了高峰，不仅仅体现在对世界文学的拒斥，也体现在同时拒斥的是中国自己的古代文化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洪子诚先生在《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一文中指出：“从未出现中国六七十年代那样全国范围的既反对外来文化，也否定传统的激进政治文化实践。”“'文革’中对西方和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双重批判，对本民族古典遗产和新文学、十七年文学的批判，就如佛克马说的，创造了一个'无经典’的时代。这是一种自我毁弃，自我削弱，这种'自我毁弃’，'文革’间达到高潮，但20世纪其他时候也在持续进行。”(8)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1页，第302页。'>

二

吊诡的是，“文革”时期恰是中国“世界化”理念也臻于顶峰的阶段，但正如本书所指出：

当代中国激进派的“世界化”理念和实践，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对亚洲等地的进步文学界也发生过某些影响，但大体而言，这个“大厦”是立于沙滩上，当时在国内显赫一时的声望，主要靠的是政治权力的庇护，在时势转易之后，所谓为世界提供的普遍经验的幻影就如肥皂泡一样，迅速飘散。（16页）

“文革”表现出的是一种堪称激进的“世界化”理念和实践，一种对普遍性的狂热追寻。因为真正的普遍性是必须兼容他者的，而且只能建立在与他者进行对话以及对他者的充分观照和吸纳的基础上的。正如柄谷行人在讨论康德关于“普遍性”的思想时所说：“重要的是，康德在追求普遍性时一定要引入他者，而这个他者不是在共同主观性或共通感上可以与我同化的对象。”这意味着，康德理解中的他者，正是无法同化的差异性本身，而这种差异性他者的存在，却恰恰构成了普遍性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设定他者的存在，普遍性则无以成立。”(5)(7)(9)(15)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第15页，第37页，第3页，第76页。'>

而“文革”时期的自我纯洁化的排异，也意味着恰恰缺乏的是对差异性的真正内化，从而也匮乏和世界文学的真正对话性。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一书中说：“在困难重重的年代，不存在妥协的空间，不存在'对话’，不存在对盟友的寻求。”所谓“困难重重的年代”令人联想到的正是“文革”时代，而齐泽克所说的“对话”，也让人联想到了柄谷行人对“对话”的界定：“所谓'对话’必须是没有共同规则可言的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他者”构成的恰恰是对话的前提，而真正的对话，也正是对差异性的兼容，是对他者的兼收并蓄。而拒斥了他者，也就无法构建真正的自我和主体性。

在洪子诚先生的历史叙事中，“他者”也是一种历史意识，即在表达一种判断的同时也建构出一个他者化的历史参照视野。本书处理对象的方式是让他者自己说话，而不同的他者之间构成的“视差之见”，也由此凝定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充分估价洪子诚先生在《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一文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整体性的方法论和观念视野：

……这些知识、观点、学说，都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不同感受、视角形成的；它们之间的对比、冲突（包括作家自身的内在冲突）并非坏事。结构内部存在不稳定的平衡，让边缘性的主张不被强大的统制性思想碾碎，是避免俄苏和当代文学曾经发生的“专制主义”，而让文学探索葆有活力的保证。这应该是俄苏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经验。(8)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1页，第302页。'>

这种历史研究方法，让人联想到的正是柄谷行人在《跨越性批判》以及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提出来的“视差之见”的理论范式。柄谷行人借助于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研究提出了自己视差理论，所谓的“视差”，“即并非从自己的视角也不是从他人的视角来观察，而是直接面对因差异（视差）而暴露出来的'现实’”。而齐泽克理解的视差，则被他进一步赋予了“内在分裂”的特质，也正是在这种“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之中内涵的是对结构的颠覆性力量，或者说没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立场和视野的参照，也就没有他者，同时也就无法建构自我。在视差结构之中，彼此互为他者。

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处理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诸多视野之间既龃龉又互渗的复杂关系时，也让人联想到这种直面视差的方法，而本书或许更加善于从不同的立场、视野和角度出发观察历史对象，也就更善于处理差异性，为我们呈现的是复杂化的和非确定性的历史视野。其中《“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当代文学与南斯拉夫文学》一文，对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刘白羽与南斯拉夫作家联合会主席维德马尔之间的一段公案的处理，正体现了一种“视差结构”。

该文指出，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关系中，南斯拉夫的地位虽然无法和苏联相比，在文化交流和作品译介上，也远不及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南斯拉夫却有它的特殊性。在中、南两国的文学关系中，也出现了几个关键性事件，譬如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与“没落”的“颓废派”文艺的关系所引发的激辩，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等，都关涉的是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根本性大问题。其间刘白羽与维德马尔之间的批判与反批判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举例来说，维德马尔当年在检讨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时，认为现实主义遇到危机，“文学艺术似乎被现实生活的真实图画所过分填塞”，“一直是沉重而不透明的”。他主张引入“一切奇想色彩”的“人格化”的因素；他提到神话、寓言、梦境和幻境，提到尼采说的“超物质化”的“物质”，提到“现代派”文艺。（242页）

这种“现实主义危机论”以及对尼采和“现代派”的张目自然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批判，刘白羽对此责问道：

这到底是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呢？鼓吹走向反动的，崇拜“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道路，除了污秽不堪的神秘主义，除了反动的精神堕落之外，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的事物吗？（243页）

两个国家的文坛负责人针锋相对的言论，或许多少印证了齐泽克的洞见：“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parallax gap）出现了，两个密切相连的视角之间的对抗形成了，而且在两个视角之间，无法存在共同的中立地带……因为两个层面之间并不存在共同语言和共享地带。”但在两个视角之间真的无法存在共同的中立地带吗？齐泽克斩钉截铁的理论逻辑能否被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暗含的历史逻辑所超克与纠偏呢？面对这种看似无法消除的视差分裂的情境，本书提出的解决之道是：

那么，究竟是透明的还是污浊的？中国、南斯拉夫文学家的这些争论的意义，也许重要的不在于得出明确无误的结论，而是各自从不同处境、立场、视角出发的提问，发出的那种打开有意义问题的力量。（243页）

真实的历史情境可能也的确比哲学理论要更加复杂，洪子诚先生的历史研究给我们呈现的，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确乎存在一个中立地带，这是一个尽管有限但不乏其丰富性的话语空间。而洪子诚先生关于契诃夫的漫长的阅读生涯中就不时地触及这种无法形诸黑白两种原色截然对照的灰色地带，他也借助于对契诃夫的解读把非确定性的地带给我们揭示了出来，从而也使“十七年文学”中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显得并不那么泾渭分明。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过，俄罗斯精神结构中具有两极化的对立倾向，一切事物均按照正统和异端来进行评价；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不大了解相对的东西。契诃夫对这一特性也有深切了解，他警惕、抵抗着这种极端性。

“在'有神’与'无神’之间，隔着广大的空间。……俄罗斯人都知道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但对于这中间却毫无兴趣。”契诃夫在“有神”与“无神”，爱与恨，观念与行动、真实与美，犀利的揭发与体谅的同情……之间的“平衡”，从根本上说不是导向无原则的中庸、冷漠，而是尊重事物的复杂和多样，并最终为常识，为弱者，为普通人争取到存在的价值和尊严。(12)洪子诚《“有神”与“无神”之间，隔着广大的空间--新版〈契诃夫手记〉序言》，《读书》2022年第8期。'>

这种对两极化思维的拒斥，对非确定性判断的偏好，避免极端化的立场，也是洪子诚先生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相当自觉的方法。比如本书讨论孟京辉在21世纪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臭虫》的改编时有如下的判断：

孟京辉在剧中有发言，有尖锐的评论。但他没有将问题推向极端，而是努力呈现问题的复杂性。他避免，也无意在不同视点和价值观上选边站。他的改编的主要动机和激情，是以眼花缭乱的舞台艺术创新来提出时代性思考的问题：如何面对我们身处的复杂现实，如何确立自身的生活基点，以及乌托邦未来想象的资源是否已经耗尽，“现实主义”是否只是我们唯一的选择。（129页）

这番话也可以看成是洪子诚先生的夫子自道，他的文学史研究也在“避免，也无意在不同视点和价值观上选边站”，而是直面差异化本身所暗含的模糊地带和灰色空间。本书中表现出的非确定性的姿态和立场，对差异化本身的关注，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对象的冷静辨识，也是在“努力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正贯彻着这种历史叙事的基本态度，借助世界文学这一结构性的他者，本书犀利地洞见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结构性的历史特征，也显示出一个文学史家的令人钦敬的历史反思姿态。

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阅读史》中的《“怀疑”的智慧和文体》一文更为集中地浓缩了洪子诚先生人生经验、思想方法以及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

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种“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态。它不是指向一种终结性的论述，给出明确答案，规定某种坚硬的情感、思维路线。他从不把问题引向一个确定的方向，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也就是说，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13)洪子诚：《“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

这段文字内敛着一种智慧之光，启迪读者体味洪子诚先生的治学风格甚至思想性格中所蕴含的一种同样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这种“怀疑的智慧”也构成了他对待文学、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态度。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或许是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既内化为人生哲学的组成部分，也表现为一种文学史家的清明的理性精神和审视历史的一种不那么斩钉截铁的态度。比如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部新著中，洪子诚先生就一再强调自己面对历史对象时的困惑、犹疑，常常可见“我不明白”的表述和字眼儿，表现出一种审慎的怀疑主义，温和的价值判断，自我质疑的精神，非确定性的甚或偶尔悖反的判断，背后则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充分尊重，表达着更为自觉的历史反思性。而这种反思性，也最终显示出文学史家的责任意识，体现为一个历史学者的伦理担当。

如果进一步分梳，本书蕴含了历史研究者的三重伦理面向：一是叙事伦理，二是职业伦理，三是责任伦理。叙事伦理表现为非确定的历史和价值判断；职业伦理表现为自我怀疑和自我审视的反思精神和思想立场；而责任伦理则表现出的是历史学者的职责与担当，这三种伦理在本书中是三位一体的。

其中“责任伦理”的范畴采取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以政治为业》中的区分：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1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页。'>

柄谷行人对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区分，有如下解释：“所谓信念伦理是这样一种态度，只要自己以为是正义的就够了，如果结果并不理想，可以将责任推诿给别人或者状况。但另一方面的责任伦理，则是一种把结果作为自己的责任来承受的态度……康德正是在不将结果推诿给他人和状况而自己来承受的地方，发现了道德性。”洪子诚先生近些年来的阅读史书写以及文学史研究，越来越渗透着一种“责任伦理”的承担意识。这种“责任伦理”尤其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之中。作为一种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风格”，本书也不时闪现着一些相对不那么温和的历史判断，有着内敛但犀利的锋芒，情感色彩趋于鲜明，叙述语调显得更为凝重，也不时做出一些透露价值立场的论断，显示出一种历史负荷者的伦理担当，进而使读者“在不将结果推诿给他人和状况而自己来承受的地方，发现了道德性”。

而从“自己来承受”的意义上说，本书堪称是一份“孤勇者言”。在《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读〈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一文中，洪子诚先生讨论别尔嘉耶夫的“政治态度与精神信仰之间的矛盾”时引用了阿拉贡的话：

“当宗教信条一旦被社会化，'体现’于教会现实中以后，精神和灵魂的叛逆注定要行动起来反对这种宗教信条……”这句话说明必须有一些人——不管是法老或长老——来作为这种“社会化”了的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82页）

洪子诚先生或许在这种“神秘经验的承担者”身上投注了更多的认同感，同时也深知这种“精神和灵魂的叛逆”大都是孤独和无助的，因此下面这一句话曾经使笔者深深动容：

但是不管怎样孤独、无助，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来作为这种'社会化’了的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83页）

同时，这种“承担者”也注定是民族历史的“伦理承担者”，一方面要直面历史的负载，另一方面也要像鲁迅那样，“在不将结果推诿给他人和状况而自己来承受”的同时，“抉心自食”，反躬自身，勇于自谴。在《〈娘子谷〉及其他：政治诗的命运》一文中，洪子诚先生认为“叶夫图申科《娘子谷》的震撼力，既来自感同身受地对民族毁灭性暴行的批判，也来自这种不逃避应承担责任的勇敢自谴”，(16)洪子诚：《〈娘子谷〉及其他：政治诗的命运》，《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9因此，对于一个曾经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历史负荷者来说，“责任伦理”的承担是双向的，向外敢于批判，向内勇于自省。而更难能可贵之处，恰是一个历史见证者同时把自己视为历史的某种担荷者的自觉。也正因如此，洪子诚先生对当代文坛一度盛行的所谓“幸存者”的写作和姿态有足够的反思和警惕，或许在幸存者意识中恰恰欠缺的是承担历史的勇气，而更乐于把自己视为历史的受害者。一旦每个人都视自己为受害者，最终仅存幸存者意识，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曾经在劫难逃”的历史或许即将重演。

而践行责任伦理的一个重要面向，正是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本书《内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问题》一文讨论了法国理论家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主体的性质和位置的思考：

加洛蒂的表述是，“自我”不应消失于社会主义文化要求之中，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既要“作为一种强制的必然来经受”，但也需要“由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来承担”；这样，就能为实践个体的独立思考打开空间，他将不以某种综合的抽象来停止探索，而始终与“必然经受”之间形成具有张力的紧张关系。这意味着为实践主体的创造争取必需的空间——而这一空间在过去被极大地挤压。（181页）

只有对“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有所自觉，也才能为“实践个体的独立思考打开空间”。也正因为这一独立思考空间被极大地挤压，洪子诚先生不无孤独地求索，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研究奠立了某种难以逾越的典范，树立了一面反思性的旗帜。

洪子诚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由此也包含着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根本性的判断和反思，比如《〈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一文：

有点可惜的是，相对于从“外部”来质疑当代文学，当时从“内部”所作的反思被忽略。这里说的内部、外部，不是严谨的区分，区别只在是否承认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的某种有限合理性；从文学史的角度，也就是“十七年”的文学经验、问题和内部争辩，是否仍可成为反思的基础的一部分。这种忽略，导致近年文学界有人试图发掘“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时候，很大程度离开了它的语境，离开了对当年已经存在的争论、冲突的认真总结这一前提。（42页）

而本书其实也正是试图辨析“十七年文学”的内部冲突和争论，从而为新一代研究者反思性的研究奠立了学理基础，也为承认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的某种“有限合理性”奠立了历史基础。不过这里的区别或许在于，相对于洪子诚先生所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笔者所隶属的更年轻的学人也许偏重于“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的“合理性”，而洪子诚先生更想强调的或许是有限性：

近年来，当代文学挖掘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成为热点，涉及文学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不过，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成绩、经验，与它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困境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并且在它行进的当时，就不断有从“内部”进行反思、检讨的情况发生。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展开的历史情境，设若回避、剥离这些已经一再被反思、检讨的问题，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177页）

近些年，笔者也参与了一些和“十七年文学”相关的学术讨论会，同时也在思考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美学机制、社会主义风景、社会主义诗学等一系列的问题，感觉到当下研究的一个现象或趋势，是从十七年经典文本重释出发把“十七年文学”的美学机制或者诗学机制加以再纯洁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研究思路也许就是非历史化的，或者说在“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很难找到他者性的。而洪子诚先生的研究，尤其是本书借助于世界文学视野的观照，正是为“十七年文学”重建他者的过程，如果忽略了这种世界视野，祛除了结构性的他者，只局限于当代文学的制度内部以及文本内部进行观照，他者就无法出现，从而就容易促使十七年的文学历程蜕变为一个主体建构的自我同一性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自我同义反复的过程。而自我同一性之中恰恰是匮乏他者的：

犹如加洛蒂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说的，“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后革命”时代，这种处理现实与文学的方式在某些作家那里仍可能承接，但作为整体要求的延续是否可能和有效？当我们试图将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加以延续的时候，语境的变化无法被忽略不计。现在说到“大众”“现实”“工人作家”“工人写作”“深入生活”“人民性”等概念和命题，其语义内涵和实践意义，其实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而且，在某些时候，这些词确实如加洛蒂担心的那样，缩减为只具有“学术”的意义。（180页）

这里透露着洪子诚先生的一丝隐忧：当代文学被学院研究“标本化”之后，或许就抽空了当初的历史语境，从而使相当一部分研究既是去语境化，也是去历史化。今天研究者们依然沿用的诸如“大众”“现实”“深入生活”“人民性”等概念和命题，或许早已成为空洞的能指，漂浮在学院体制的学术泡沫之上，甚或与其真正的所指咫尺千里。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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