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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国学大师梁启超一语中的，算是道破文化名人们对麻将乐此不疲的玄机。 梁启超 因“四人功课”推掉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 梅贻琦 “看竹”胜率不足三分之一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梅贻琦文集》其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表明，爱打麻将是其重要的生活乐趣。 他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约每周一次。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忙之余，打麻将可说是他重要的娱乐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胡适发现“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从牌桌上发现 “四人麻将中有鬼”。 他所讲的“鬼”是指打麻将时的“手气”，在牌桌上有人嘟嘟哝哝，甚至骂骂咧咧，通常就是这位仁兄正被无形的“手气”牵着驴鼻子拉磨，半点也由不得自己作主。倘若你走霉运，就会臭张不断，炮张不断；若是你手风顺畅，香张、想张就纷纷前来投怀送抱，真是狐媚得令你应接不暇，甚至错出还能错进，很容易吃到爽口的回头草。可惜胡博士只提出了疑问，却并未像他平日治学那样一路深究下去。 这事后来还落得他的关门弟子唐德刚的埋怨：“您都已经发现四人麻将中有鬼了，奋力穷追啊，其实四万万人搓着一大桌麻将，这其中就不仅有鬼，而且有魔了。您是大师，要去捉鬼擒魔才对，何苦花大量心血去钻研那部劳什子的《水经注》？”胡适先生惯能拿问题为难人，这回却被弟子点了哑穴。 闻一多舍命上阵陪老外 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局，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徐志摩：男女打牌最暧昧嘈杂 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潘光旦：牌性如国性 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对是极端个人主义之国”。 梁实秋自嘲脑子迟钝影响麻局节奏 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梁实秋身边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不如不打。” 柏杨：麻将桌上看人品 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儿怪椅子高，一会儿怪灯光暗，一会儿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说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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