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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情、理之间，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错位与背离性 主持人：作为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古人是怎样看待和处理情、理、法三者之间关系的？ 范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法律都必须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正义观和社会常识之上，国家和法官也都以此为标榜。例如在中国古代，经常会讲到情、理、法的融合。在法官的判决中，为了证明其裁判的合理性、正当性，往往会强调，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如此；在评价某项罪行时，则会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也就是说天理、人情、国法往往是被并列使用的。 毫无疑问，情理与法是不同的社会规范，情理在不同程度上会与法律发生关系，包括：其一，法律缺失时可以用情理进行规范补充、从各种社会规范中发现可适用的规则——如无法律时从习惯情理；其二，为法律规则及其适用进行正当性论证——通过情、理、法的融通，证明裁判的正当性；其三，法律不确定时发挥规范选择、支持正当裁量的作用——法官在自由裁量中循理酌情对法律规则进行变通；其四，与法律发生冲突时的选择——既包括维护法律正当性和权威时对情理的否定，也包括以情理对法律正当性提出的挑战。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个别情节、个人情面、甚至某些特权都可以对法律有所变通的。例如，在犯罪和刑法领域，更加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家以严格惩治犯罪达到天道与情理的共同要求；而在民事领域和基础自治空间会更多地尊重地方习惯和礼俗，鼓励民众通过协商、道德教化达到情、理、法的和谐。在社会治理中，商鞅变法所倡导的规则意识和严刑峻法，以及法不容情、依法严格办事的包公、海瑞等形象也被认为是法律的应然状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情、理、法的关系中，虽然确实存在某些对法律规则严格性的否定意蕴，与法治社会的规则之治、“法律至上”等观念有一定冲突或不同的价值侧重；但实质上，应该承认，其中的主流理念仍然是当代法治社会可以接受的人类普遍价值观，其中不乏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可以继承和发展的精神财富。 霍存福：法与情、理之间，确实有一种令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东西在。流传于今的成语或熟语，诸如表示行为属性时所用的“合理合法”、“合法合理”、“合情合理合法”，标示着情理与法的可能的一致性；也有标明情理与法律在实践中不一致的熟语，如“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这也在昭示着情理与法的错位与背离情形的普遍性。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 对法的情理化或情理性的理解，在古代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首先，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探求，将情理作为“法之本原”。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促成了法律的生活化、大众化，法律的可理解性自此增强了；它也纠正了法律的刻板、教条。尤其在矫正法家法治观引向的偏颇方面，有一定作用。其次，将情理探求司法技术化，使得类似近现代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和原理，大多都被吸纳其中。诸如故意过失、动机善恶、正当防卫等问题，都被包容在“情理”之中。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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