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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1896—1989年），字唐臣，江苏镇江人。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十岁那年，南京秦淮河举行龙舟比赛，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由于看比赛的人太多，桥塌了，砸死、淹死许多人。茅以升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他只要看到桥，总要从桥面到桥柱看仔细。在学校中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材料，就保存下来。 1911年，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有意弃学从政，遭到母亲反对。在校中，听了孙中山视察我校时的演讲，认识到学习与建设也是国家的需要，确定了他走“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道路，立志攻读桥梁专业，把建设祖国作为己任，在学校学习极为勤奋。青年时代，就能流畅地背诵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的百位数字。 当时，上课不发教科书，教师用英语讲课，他认真作笔记。课后要看许多指定的外文参考书，再整理一遍课堂笔记，补充讲课内容，扩大知识面。茅以升在5年中，记有200多本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学校还规定有不定期的考试，也可能一天考几门课。茅以升订出学习计划表，紧张而有计划，有条不紊地学习。不管考与不考，他都认真准备。他注意学习方法，重视课程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能互相沟通。这样，学习起来效率就高。在唐山5年，学业成绩总平均为92分。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 1916年他赴美学习，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关于他的治学经验，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前两句是汲取广博知识，对事物形成系统的认识，后两句是要独立思考，用实践来检验自己新的认识，在继承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1920年12月，他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赤子之情，学成回国。1920年上半年，任南京下关惠民桥的工程顾问。8月，他回母校任教，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他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曾经4次任校长。他除了在我校任职外，还曾在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任教或任校长。 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根据“致知在格物”的认识论的原理，提出“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的工程教育思想，倡导科研、教学、生产互相结合，交叉进行。为此他多次对教育政策提出过重要创见和具体建议。 他还主张将学生由“受体”改变为“主体”。认为教师的职责不仅在授业，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己研究，创造性地学习。除了教师考学生外，他还首创了学生考老师的教学方法。即由学生提问题，由教师来回答。教师根据学生提问题的难易，深刻程度来打分，大大地调动了学生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的积极性。这样就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相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这种方法的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 学生们说：“他（指茅以升——本书编者按）在课堂上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耐心地、详细地解答我们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同学们都认为，听他讲课是最大的享受……他把课讲活了，讲得非常简明扼要，从不讲废话，……我是土木系本科三年级学生，但四年级同学一听说茅以升老师来给我们班讲课。本来这些课程在一年以前，由别的教授给他们讲过，但因为茅老师讲课特别好，所以他们又到我们班上来重复学习，并且对我们说：你们班有茅以升老师讲课，真是太幸运了！由于四年级同学也来听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但课堂的秩序却特别好，只能听得见茅老师的讲课声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同学们思想高度集中，唯恐漏掉老师所讲的某一句话，我们边听边作笔记，没有一个学生说话。” 茅以升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桥梁——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一条河流，这条浙江省的母亲河一直以凶险出名。李白有诗：“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煞艄帆人”。钱塘江江面辽阔，水势不仅受上游山洪暴发的影响，还受下游海潮涨高的制约，如果遇上狂风袭击，江面常常波涛汹涌，著名的钱塘江潮就是由此而来。江底还覆盖着深达41米的流沙。因而，要在钱塘江上架桥是非常困难的。早些时候，浙江的老百姓常把不可能做到的事，比作钱塘江上造桥。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浙江省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防需要，都急需建造一座跨越钱塘江的大桥，把浙东、浙西联成一体，更重要的是把沪杭、浙赣、萧蒲的铁路公路联络贯通。这个任务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 面对这个艰巨任务，他想：中国的大川大河上已有一些大桥，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形大桥是法国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当外国专家听说中国要修钱塘江大桥，狂妄地说：“在钱塘江上架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茅以升立志为自己的国家造一座举世闻名的桥，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1933—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邀请了他的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并与自己一起研究设计建桥方案。 浙江建设厅长曾养甫为了得到银行财团的支持，明修栈通暗渡陈仓。表面称已请铁道部顾问、美籍工程师华德尔博士设计，另一方面又暗促茅以升、罗英尽快拿出自己的方案。方案一提出经多方论证，华德尔需投资758万元的建桥计划未被采用；而茅以升、罗英等只需投资510万元的建桥设计，以牢固、经济、实用、美观得到一致认同。这时，曾养甫才敢理直气壮地对外宣告：钱塘江大桥“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茅以升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深入施工现场，亲自实践，废寝忘食，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们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1935年4月6日开始动工，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建成。在900多个日日夜夜里，茅以升和职工没有节假日，无论寒冬酷暑、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终于在激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显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显示了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钱学森曾谈过钱塘江大桥建成对他的影响。“钱塘江大桥建成的好消息，我是在国外听到的，听说桥梁的总设计师、总负责人就是我早已闻名的茅以升工程师，心里真是高兴极了。大桥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也不能独霸天下，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民争了气。” “1955年10月8日，我终于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南昌、杭州到上海，这时钱塘江大桥已在茅以升先生指导下修复通车，列车过桥是凌晨，在朦胧的曙色中我把头贴在车窗，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茅以升先生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心情十分激动！目睹这一雄伟的工程，我深深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 “带着这个思想，两个月后，我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受院长陈赓大将接见时，他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就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钱塘江大桥建成之日，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它使华东的铁路列车能从此桥开往大后方。为迷惑日军，桥上的公路线暂时不用，铁路线仅在夜间通车。后因战事日紧，仅靠渡船已不能适应疏散人口的需要，乃于11月17日，开通桥上的公路线，当天就有10万难民过江南下。 11月11日，上海沦陷，杭州危急。16日，茅以升接到炸桥以阻止日军南侵的命令。由于在建桥时，他早已在南岸第二个桥墩墩身中预留了埋设炸弹的暗洞，又由于浙江省政府的争取推迟了实施炸桥的时间。直到12月23日，在桥头隐隐约约能见到日本骑兵时，才在下午5时将桥炸毁，推迟炸桥时间37天。这对支持抗战，物资撤退和难民疏散发挥了重大作用。杭州陷落时，城里剩下很少市民，避免了一场大屠杀。12月22日，炸桥前一天，通过大桥撤退的机车有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这座由中国人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历经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531.6万元的1453米的大桥，仅存在89天，就被炸成6截，成了一座伤心的断桥。这座桥创下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唯一，它是唯一一座开桥的时候，就在桥洞里埋上炸药，在通行三十多天后由它的建造者亲自点燃了导火线而炸断的大桥。 有人问茅以升，炸桥当时“他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就好比必须亲自捏死自己的儿子一般’。”炸毁大桥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悲愤交加。他伏案写了8个大字以明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又壮怀激烈地写下了《别钱塘》诗三首。其中第三首是： “陡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 不复原桥不丈夫！” 日军占领杭州后，因一时无法通过钱塘江大桥，被迫滞缓了侵略的步伐。日军直至1944年才草草修复大桥开通了火车。1944年3月28日，1945年2月4日我抗日游击队对大桥5、6号桥墩爆炸破坏，墩身受损严重，多处裂缝钢筋外露。日本人只好向空心的桥墩里浇灌混凝土，墩身外用钢筋打箍的方法来进行加固，直到1945年4月25日才勉强恢复行车，但这时距日本投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茅以升又再任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长，9月对大桥进行修复，第二年通车，实现自己的诺言。由于大桥破坏严重，只能保护性使用，火车、汽车限速，而且火车、汽车不能同时通行。 钱塘江大桥命运多舛，1949年5月3日，解放杭州的战斗以抢夺钱塘江大桥为中心而展开。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将大桥第五、第十二孔爆炸破坏。解放后，国民党军队来轰炸，5号桥墩重达300吨的套箱被炸后沉入江中，所幸桥墩无碍1953年9月，大桥才完成了永久性的修复。 茅以升的英名与钱塘江大桥融为一体，存在于祖国的大地。钱塘江大桥的建筑、炸毁和修复的过程，是交大之子茅以升热爱祖国、献身桥梁的光辉写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同志赞誉茅以升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以升除担任我校校长外，还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年5月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他坚拒。后来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建议，利用任职，保护工厂，争取释放被捕学生，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对他说：“上海解放，你是有功的。” 他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交通大学（后改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他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曾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他担任中外专家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这座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1959年，他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总理指定由他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人民大会堂安全的责任。1978年，他主持修撰《中国古桥技术史》，对我国古桥建筑从技术上作了总结。他主持铁道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达30年之久，为新中国铁路运输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茅以升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茅以升一生与桥结缘。他一生为祖国江河架桥，为科技与人民之间架桥，也为自己架设了一座由爱国主义者通向共产主义者的人生之桥。他晚年说：“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八九。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为了怀念与学习茅以升的光辉业绩，在我校的峨眉与九里校区里，都竖立起老校长的塑像。茅以升的光辉形象永远是交大人的楷模。他的生命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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