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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钱塘江上建造多少座桥，她作为“钱江一桥”的地位都无可撼动。历经建造、炸毁、修复，服役78年，至今坚固如昨——钱塘江大桥，不仅创造了中国桥梁史的众多纪录，而且承载了一座城市的抗战记忆。
无论从民用还是国防角度看，钱塘江都需要一座桥梁连通南北。193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的茅以升，受邀赴杭州兴建钱塘江大桥。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此类桥梁，均由外国人一手包办，因为中国人缺技术。 然而，钱塘江自古凶险，上游时有山洪暴发，下游常有海潮涌入，台风天则浊浪排空。故而老杭州人以“钱塘江造桥”来形容一件不可能的事。历史上，一江之隔令铁路、公路无法贯通，浙江交通因此受限，全国经济、国防也大有妨碍。
茅以升调查后认为，只要人力、物力适当，“钱塘江造桥”并非不可能。他找来曾一同在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求学的同学罗英当助手。建桥经费则由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曾养甫奔走筹措。 1934年11月11日，浙江省、铁道部及各界人士代表5000余人，举行了钱塘江大桥奠基仪式，在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力荐下，时年39岁的茅以升被委以全权负责建桥重任。
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开工兴建，但不久便迭遭各种困难。木桩难打、沉箱难装、钢梁难架……钱塘江的地质和水况一再构成技术障碍，“钱塘江造桥”确非易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建桥更是难上加难。战火很快延及华东。“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第二天，日军飞机初次轰炸钱塘江大桥，随后常来袭扰，所幸大桥本身始终未被炸中。
政府方面也给茅以升施压。开工不久，曾养甫对茅以升说：“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茅以升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为钱塘江桥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闷，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母亲遂劝勉他，唐僧取经，尚有八十一难，何必着急！ 工程虽难，人心却齐。钱塘江大桥施工采用招投标方式，工作极辛苦又危险，待遇却微薄。但抗战爆发后，工人说，一定要把桥完成，支持上海的抗战。他们头顶飞机轰炸，夜以继日地赶工，终于建成了全长1453米，双层公路、铁路两用的钢梁桥。
钱塘江大桥尚未建成，茅以升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钱塘江大桥的建成，将为日寇南侵提供便利。 为此，茅以升在靠近南岸的14号桥墩的中部，预留了一个安放炸药的空洞。这里是大桥的要害部位，起爆后，既能炸毁桥墩，使日寇短期内难以修复，又可以保留日后重新修复的基础。
1937年9月26日凌晨，经过30月的日夜施工，第一列火车缓缓驶过钱塘江大桥。
大桥通车未及两月，11月26日，炸桥命令下达，茅以升提出了预埋炸药，等情况紧急时再实行爆炸的方案。 当晚，在茅以升协助下，380吨炸药内埋进了14号桥墩的预留孔洞。 第二天，浙江省政府下令开通公路桥面，杭州居民潮水般自北向南涌上大桥，当天就有10多万民众“双脚走过钱塘江”。
而在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钱塘江大桥又成为后方转移军用物资和疏散人员的“生命线”。仅炸桥的前一天，就有300多台机车，2000多辆客货车撤退过桥。
1937年12月23日，为阻止日寇继续南侵，茅以升亲手主持、点燃了埋在14号桥墩中的炸药包，把通车才89天的钱塘江大桥炸毁。 89天里，经过钱塘江大桥运输的军用物资数以万吨计，上百万军民通过大桥安全撤离。
钱塘江大桥纪念馆、国内专门研究大桥历史的学者钟光明表示：大桥开通的89天时间里，通过大桥撤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建桥的总投资。 他还指出，从12月13号开始，几乎日寇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同时，3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边，从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城内逃难的百姓却通过大桥安全撤离到江南，其中还包括60多万人的军队。
杭州沦陷时，已是一座空城，军队也都撤退到南岸进行防御，如果说没有大桥，军队和缁重无法及时撤离，必同日军有一番殊死博杀，但后果是可想而知。所以，钟光明认为“正因为大桥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类似南京屠杀的惨剧在杭州重演”。 钱塘江大桥桥被炸的第二天，杭州即被日军占领。
历史学家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后，南侵镇江、无锡、芜湖等地，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杀我同胞无数。唯侵占杭州后，发现几乎已是一座空城，是所有城市中被杀军民最少的。此钱塘江大桥莫大之功也。” 目睹大桥被炸，茅以升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悲痛，他愤然作诗：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五行缺火”指的是“钱塘江桥“四字的偏旁分别是金、土、水、木，独缺一个“火”字，“火”字一到桥被炸毁了。
茅以升在1937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12月23日，敌军迫近杭州，本桥为我方自动爆炸，第十四号桥墩被毁，五孔钢梁落水。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茅以升先生迅即带人修复了钱塘江大桥，实践了当年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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