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道家 作者： 万景元 提要：法家学说，起于殷朝，而至于战国时期，法成为秦国富国强兵的国策，秦国灭亡，儒者攻击秦国之酷政，而申韩之术也成为一个不光彩的词。韩非子作为集法家思想大成的人，其地位出身决定了其思想的阶级性，而太史公称其学说“渊源自黄老”，其实与道家的理想，有许多的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确切的说，韩非子是依托道家哲学来解释法家思想的人。作为历史上第一步发挥《老子》思想的书，《韩非子》对于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书被收入《道藏》也并非偶然。 关键词：法家、道家、殷法、刑名、人性、理想、方法论、 一、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起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徼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法家之说刻薄寡恩，严刑峻法，不似道家之言，但是却有一些人以司马迁这段话为凭证，断定法家之说源自道家。近代也有道家之徒，以法家学说源于道家而欣然自得，以为黄老之说可以治天下的证明。但是经蒋礼鸿先生的考证，法家之说并非源自道家。 首先、韩非子并没有在秦国实施其政治理念。 考《史记——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蠧》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憾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说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使人遗非药，使自杀。【1】 足见韩非并不见重于韩王，后来来到秦国，时间不久便遭到了李斯的陷害，其治国思想始终没有施展过。 秦国所以在当时以严刑著称，是因为商鞅。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在秦国时间有十几年之多，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实施变法，改革了秦国的许多弊政，开阡陌、平赋税、一衡量，“内务耕稼，外务战死之赏罚”。一种类似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变法的结果是“秦国富强，天子致祚于孝公，诸侯毕贺。”【2】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商鞅是孝公三年入见的，这样算来在秦国推行新法至少有二十年之久。虽然说孝公薨后，惠公即车裂了商鞅，但是却并没有改变商鞅的政策。之后历经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至于秦始皇，秦国一直都是实行商鞅的政策。《汉书——马融传》“秦自孝公一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也是一个证明。 后世儒者多攻击秦国为“虎狼之国”，而其原因就因为秦国不同于中原各邦，以周朝礼乐治国，而是实行的“法治”。秦国法律严酷，于是儒者攻击法家“刻薄寡恩”，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则未免受到了“牵连。”“申韩之术”在汉朝甚至至于清朝，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不光彩的词，因为孔门三岁童子，不言军旅之事，主张以德服人，而法家的思想与儒家是格格不入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其次、商鞅之法源自殷法。 蒋鸿礼先生《商君书锥指》叙云： 商君者，盖常学殷道，而变本加厉，以严罚一其民也。《书》称殷罚有伦，荀卿言刑名从商。刑罚之起，虽自远古，要其有伦有则，则始殷时。李斯上二世书，刘向《说苑》并云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而《韩非》书以此为殷法。非说为后人所不信，然观《礼——表记》称“殷人先罚而后赏，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则殷罚固重，韩非之说不可尽诬，而商君之严刑，当即滥觞于殷法也。【3】 通过上述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家的治国理念滥觞于殷朝，而韩非子从来没有实现过其政治理想。所以我们考察其思想不可以秦国的政治现象为凭证（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而应该是以其著作为主要依据。而太史公所谓韩非渊源于黄老的探讨，也应该放到韩非的书中去讨论。 二、法家与道家思想之异同 甲：法家与道家相同之“执一”“清静”论。 《韩非子——主道篇》“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又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4】 《庄子——在宥篇》曰：“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君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郭象注曰：“君位无为而委任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与焉。”【5】足以证明法家与道家都主张君主无为，而任臣下之自为，都认为这才合乎“道”。 章太炎《訅书——儒法第五》云：“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漕令。其上如流水，其此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呜呼，此可谓儒法之君矣。”【6】章太炎先生认为优秀的法家是不忙于制定法令的，“居敬而行简”可以说是法家治国的精髓。 乙：法家与道家相同之“天道不仁”论。 法家较为深切而著名的例子，就是商鞅在秦国时期所行的政令，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乎！”【7】而《老子韩非列传》中也说韩子“其极惨徼少恩”。足见这是法家共同之特点。 何以故？盖在法家看来，应当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则不应该包容人情，一切当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那些看似仁义之说、亲亲之论，其实并不能使国家安定。因为百姓会因此而钻法律的空子，而变得肆无忌惮，爱民反而变成了害民。《韩非子——心度论第五十四》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所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也，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8】法家认为严酷的刑法，会使得百姓安于法令，反而可以使得“刑罚几措”，这就是法家的“以刑止刑”的说法。 道家也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认为圣人治理天下，不应该有仁义之心，而应该任万物之自为，“不以人助天，不以心捐道”。道家认为“圣人无恩而大恩生”“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些都为法家所称道，成为他们实施严刑酷法的理论支持。【9】 丙：法家与道家相同之“因时变迁”论 司马谈《六家指要》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10】 《老子》所谓的道，有“常道”和“可道”之分，即变和不变；《周易》之易有三个意思即“不易”、“简易”、“变易”，道家主张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自己，反对一味的墨守，认为那是违反自然的行为。 法家也主张“时易则事易，事异则制变。”《商君书——更法第一》云“法者，所以爱民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11】认为应当随时根据需要而改变策略，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利益，反对那些墨守先王旧礼的做法。 丁：法家与道家不同之人性论。 儒家认为“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12】老子说“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家认为百姓的不安分是由于君主的欲望而导致的，所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故强调君主要清静寡欲、无为无事。因为民心本善本静，所以反对刑法，认为“国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13】 而法家则认为《韩非子——心度第五十四》“夫民之性，恶劳而乐逸，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因为民性本恶，所以需要刑法来治理之，使之安静，从而保护大部分民众的利益，使得国家富强起来。【14】 《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也，情莫不出其死力而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力，事实不宜失矣。”【15】韩非子认为百姓生性好利禄而恶刑罚，君主应该利用百姓的这个特点，进而使之为我所用，使之勤于耕种，勇于战斗，对于人性本恶的设定，是法家治理政策的前提。 窃案韩非、李斯，曾经都师事于荀子，而荀子就是一个“性恶论”者，《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戊：法家与道家不同之目的论。 韩非子之思想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目的之不同，韩子出身韩国之王室，在战国纷争的时候，韩子思考的是如何使韩国强大起来。作为王室，他想的是如何抱住本王族的利益，所以其目的指向完全不同于道家，盖道家之创始人老子，为周之守藏史，并且一个是血气方刚的王族，一个是垂垂老矣的智者，故其思想之不同也决然判矣。 在老庄的思想中，君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甚至老子认为君主的最高境界是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庄子也叫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指责“窃钩者诛窃国者侯”【17】的黑暗社会。道家面对社会的黑暗，以隐遁的态度来生存，思考如何使民心复归于宁静；而法家则是想着在混乱的国际形态中，如何使得国家迅速强大，以巩固其地位。 韩非子的书是面对君主的，在韩非子看来，其实在法家看来，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术、势”三者，不过是君主强大其国家的途径，而不是目的。而韩非所吸收道家理论，也只是汲取了其方法论、和本体论，在人性论、和社会目的上却带有极深的时代印记和阶级色彩。 盖战国纷争之时，纵横之士游说于各国，以此来获得他们的爵禄，而《韩非子》一书，他的读者定位就是君王，所以书中每以“臣”自称。 三、韩非对道家思想的阐扬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家的思想最早应该起源于商朝，而历史记载的比较详细且获得巨大成功的是秦国。韩国就曾有申不害执政，而用刑名之术，韩非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以特定的身份（王族）来思考如何治国的。韩非子之所以被称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同于以前那些法家人物的地方是，其思想集“法、术、势”为用，而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借鉴和容纳了道家哲学在内，使得法家权谋之术，有了形而上的支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断定，法家之源自黄老。而是韩非子的学说，从黄老处得到了某种启示而已。这里，读者还应该区分韩非子和法家的不同。 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很难区分黄老治国和法家治国有什么不同，按“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但是文帝的时候却是历史上有名的以黄老之术治国的年代，当时国家疲惫，非清静无为，不能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而子产、诸葛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18】法家之所以遭到后世之诽谤，多少和秦朝的酷政有关系，治乱之得失，也在于人，贤与不消，其间相去几希哉。 然作为最早一部阐述《老子》思想的书，《韩非子》在书中对“道”和“德”，修身与摄生，进行了阐述和发挥。 如：《解老》用人体四肢九窍的生理损益，谈人的生死问题：“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与九窍十有三者，十有三之动静尽属于生焉。属之谓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动，动尽则损也；而运河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耐用劝，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认为动损生而静益寿。 注释 【1】《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391页 【2】《商君列传第八》、《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412~415页 【3】参阅《商君书锥指》、蒋礼鸿撰、中华书局、2001年版 【4】《主道篇第五》、《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撰、2010年版、27页 【5】《在宥第十一》《南华真经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228页 【6】《儒法第五》《訅书》、章炳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28~29页 【7】《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司马迁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415页 【8】《心度篇第五十四》、《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撰、2010年版、474页 【9】《第五章》、《老子道德经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13页 【1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史记》、司马迁著、岳麓书社、2005年版、739~740页 【11】《更法第一》、《商君书锥指》、蒋礼鸿撰、中华书局、2001年版、1~5页 【12】《四书五经》、《礼记》之《乐记第十九》、宋、陈澔注、中国书店、2007年版 【13】参阅《老子道德经校释》、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 【14】《心度篇第五十四》、《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撰、2010年版、474~475页 【15】《制分篇第五十五》、《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撰、2010年版、476页 【16】《性恶篇第二十三》、《荀子集解》、王先谦撰、中华书局、2010年版、434~435页 【17】参阅《南华真经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中华书局、1998年版 【18】《儒法第五》《訅书》、章炳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28~29页 【19】《解老第二十》、《韩非子集解》、王先慎撰、2010年版、130~155页 作者文章发表于《福建道教》、《江苏道教》、《恒道》、《老庄》、《武当道教》、《龙虎山道教》、《黄帝文化》、《茅山道讯》等多家知名道教刊物，保留所有版权，如欲采用，请与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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