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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控制理论有三个关键词，即法、术、势。“法”指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律以及实施封建法治的刑罚制度。“术”是君主驾驭臣民、使之服从于统治的政治权术。“势”即权势，主要指君主的统治权力。早期法家学派中对于三者各有侧重：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则主张抱法、处势而用术，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1.重“势”的慎到慎到 法家与诸子各家关系非常复杂，儒、道、墨、纵横、兵家的思想在法家里都有影响。慎到原本是道家的人，齐宣王的时候，慎到也到稷下学宫讲学，一度享有大名，号称“稷下先生”。慎到的学说主要针对帝王，讲究运用“势”来推行“法”与“权”。“势”也就是地位。他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没有了权势，即便聪明贤能如尧舜一般，恐怕也连几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纣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这个“势”的确是控制力的重要因素。 俗话说“人微言轻”，如果你想控制别人的，不在某种地位上，不在某种光环下是很难成功的。权势和地位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力量，很多过于谦卑的人习惯性地掩饰自己的身份，结果造成了不被人重视的怨愤，自己还不知道根源；很多张狂的人过于夸大自己的身份，结果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还自以为是实力的表现，这样肯定会遭遇挫折。 权势并不是真正的实力和善意，当身份属性发生变动的时候，一个人的控制力将不再奏效。这时候当事人也不必因此过于哀怨，这些也是正常的。 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势”和“法”的缺陷在于不知重视人才，权势之间的相互控制会忽视民生，滋生奸邪，最后“法”也是难以推行的。 关于势，人们可以组合成许多词，比如水势、权势、局势、形势、财势等等。老子与孔子对水的势能做了描绘，韩非子对“权势”做了钻研，纵横家对局势做了揣摩，兵家则对形势做了探讨。 欠缺的，却是财势；而仍属空缺的，则是智、力、容等方方面面的势能。 每一种富足，都拥有对该事物欠缺者或需求者的势能。 在情爱场，容貌是一种势能；在名利场，智慧是一种势能；在角斗场，力量则是一种势能。 中国思想对“势”的要求是：用势的威慑来使人主动屈服。“上将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对势能运用的最高境界。 势能之间的直接对决，这是西方战争哲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古代，势能的转移，“四两拨千斤”、也可以“卸”开势能对比中的劣势。 孟子说：“说大人，则邈之。”其实就是一种“卸势”的办法。也就是说，对于汲汲于权力的人，自然会拜倒在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君脚下。但是，倘使我孟子不把求官当成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忽略掉权势的势能，而在我建构起来的德势、智势的话语体系下，我就拥有居高临下的势能了，你君王也应该匍匐于我的学说脚下。 类似的例子还有齐王与颜率之间的对话。齐王对颜率说：“你过来！”颜率说“大王过来！”齐王说：“我为什么过去？”颜率说：“你过来，这是礼贤下士；而我过去，则就是趋炎附势。所以你应当过来！”齐王说：“我尊贵，所以我不过去！”颜率说“不，王不尊贵，士人才尊贵！”其实，颜率的底气正是来自于一种从道德和智慧层面上重构势能来消解权势的观念。 工业时代的全球文化重新洗牌中，“质”的地位让位给了“量”，使得我们慢工出细活的农业文明开始落伍。效率上的劣势是我们落后挨打的第一败。经济时代的全球文化格局重组中，财的势能使得清高的传统文化开始落伍，以权势的研究为核心的诸子思想甚至只能戴上号称可以帮助赚钱的“管理学”面具来生存。这是权势对抗财势的第二败。 无奈，在商业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财富是最大的势能，财阀可以统治一切，人们的精力、梦想、尊严、时间，统统像百川归海一样流向对财富的追逐中。权势被财势打败，中国文化的气势被打败，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关于财的直接研究太少了。 我们可以重构权势的话语优势吗？不可能！ 因为进入21世纪，财势已经受到了信息时代的严重冲击。拥有技术，你将轻而易举地拥有财富和权力，否则你将无法保住你所有奋斗的成果。 技术的势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根本上的能量，还是来源于数字媒体技术。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整个20世纪，我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保住了我们的存在而已，而能不能在信息时代实现我们的技术优势，进而附带上我们的文化优势，使得我们中国人讲出来的话变得锦心绣口，而不是乏味可憎。那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了。 2.重“术”的申不害申不害 申不害在韩国为相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使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一直到申不害去世，韩国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侵犯韩国。 与慎到这样的“国际控制学会讲师”不同的是，申不害是一个具有实践胆识和能力的人。 韩昭侯四年，素来与韩国有隔阂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韩的宅阳。面对重兵压境，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都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建议，去朝见魏王，表示敬畏之意。魏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缔约为友邦。 这是巧妙地利用了君主“势”心理的一场智慧之战，它满足了魏王对天子权势的向往，也化解了“势”同水火的现实争斗。 不久，自大骄狂的魏国派将军庞涓发兵8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 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察言观色。当测知韩昭侯想要救赵的意图时，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这自然与韩昭侯一拍即合，他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独到见解中，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一国之相，以求变革图强。在国内的治理中，获得权力的申不害则主张用“术”来推行“法”。 申不害的“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臣下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术”是一种治国手段、政治手腕、领导艺术和谋略方法。“当我们转向申子佚文及韩非子的解释中所描述的申不害的‘技术’时，就会发现，它高度关注统治者如何控制管理队伍的问题”。[1]申不害的“术”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制术，核心是“正名责实”，通过对法令和真相的推尊和纠合来管理臣下，这是用在明处的，是君王本身的权力，何必要放松它以收买手下，笼络人心呢？第二类是权谋术，即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既然臣子们一定会运用各种诡诈的伎俩来算计君王，君王又何能无权术以驾驭他们呢？ 申不害成功地打造了韩昭侯这个运用权术使国家称雄于战国之林的君主。在韩非子的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昭侯善于利用权术驾驭大臣的事例。 又一次，韩昭侯喝醉酒睡着了，掌帽官见他冷，就给他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睡醒后很高兴，问近侍说：“盖衣服的是谁?”近侍回答说：“掌帽官。”昭侯便同时处罚了掌衣官和掌帽官。他处罚掌衣官，是认为掌衣官失职；他处罚掌帽官，是认为掌帽官越权。 还有一次，韩昭侯用手包住手指，然后假装掉了一个指甲，四处寻找，非常着急。一个近侍割掉自己的指甲呈献给他，伪称找到了。通过此事韩昭侯考察到这位近侍尽管忠心，但并不老实。 韩昭侯善于彻查臣下的心态和举止。厨师上饭，肉汁中却有生肝。昭侯绕过厨师，直接召来厨师的助手，责骂他说：“你为什么把生肝放到我的肉汁中！”厨师助手叩头承认死罪，说：“我是想除掉主管大王膳食的人。”韩昭侯洗澡，热水中有小石子。昭侯说：“主管洗澡的如果免职，那么有应当继任的人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有。”昭侯说：“叫他来。”叫来后昭侯怒责他说：“为什么在热水里放小石子？”他回答说：“管洗澡的如果免职，我就能够代替他，因此在热水中放了小石子。” 就运用层面而言，权谋术自然不是申不害的创造，但他是理论上系统研究权谋术的第一人，韩非子给“术”下的定义也是参考他的心得。韩非子、李斯尊奉申不害为宗师、法家之祖，“权术”一词正是从此而来。“术”强调的是一种管理智慧，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当然，过分地夸大则成为阴险的伎俩，最后也会导致身败名裂。 3.重“法”的商鞅和李斯商鞅 商鞅、李斯这两位法家最重要代表人物建立起皇帝空前的控制系统，但也把偌大一个秦国作为控制力爆炸的牺牲品。 商鞅本是卫国人，后在魏国干求。魏王不用他，他又投奔秦孝公。商鞅一共经过了4次言语控制的尝试才取得孝公的赏识，主题分别是帝道、王道、霸道和强国之道。可以看出，商鞅本来也不过是纵横家之流，没有自己的明确主张，或者说自己的主张具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相比而言，孝公才是一个真正的法家，他一直等到商鞅说出符合自己想法的主张。商鞅遂在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修明法度。他首先做的工作是确立法的权威性。一是赏。即发出号令，把一段并不太重的木头搬到北城门去就赏50金。开始大家认为是骗人呢，但还是有人尝试了，结果真的受赏。二是罚。王子犯法，不能直接施刑，但是重重责罚了王子的老师。这样老百姓真的信任了政府。后来商鞅带兵打败了魏国，被封为商君。 《商君书》中保存了一些可能为商鞅所作的篇章，《农战篇》云：“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其国必削。”这则代表了商鞅眼中老百姓生命价值观念的核心。“观商君治秦，其内外之政策，与今帝国相似，虽非长久之计，其致富强之速，则不可诬矣。其搏力之道，使利出于一孔，故贵耕战而贱《诗》《书》，修廉官之技巧；其杀力之道，则输毒于敌。商君一书所言，大抵如此。”[2]“当然，商鞅更强调的是严厉惩罚措施，而不是像奖赏之类的‘积极强化’措施。人们必须准备战死于疆场，或在农业劳动中辛苦地度日”。[3]人的行为会自然地倾向于安全和懒惰，如果个人和事业处在高速的发展期，自我或者内部的约束一定要严格，商君之书不可不读。 当然，商鞅之法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也就是详于法而略于术，缺少权术的辅助，显得过于粗暴，不容易受到权力阶层的普遍拥护，他的理论继承者韩非子是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的。韩非子在《定法篇》中说:“故战胜而大臣尊，益地而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韩非则于法术有深察之论，洞见人心，后文将会介绍到。 秦孝公死了，他的儿子不信商鞅那一套，受刑的王子老师及其门人又告发商鞅谋反。于是商鞅逃到边境，投宿的时候老板说，商鞅有规定，没有身份证的不能留宿。商鞅只好逃往魏国，魏国人仇恨他，不接纳。商鞅被迫回到属地，真的起兵造反，但很快就被镇压了，自己也被车裂。真是成也是“法”，败也是“法”。 商鞅虽死，但他制定的法令却被继承下来，成为秦并六国的基石。就征服力而言，对外是兵家的战争力，对内是法家的控制力，内因是基石，外因自然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历史上真正发挥实际影响的法家人物是李斯。如果说秦统一前他也属于纵横家，那么秦统一后他就当属法家。 李斯本来是楚国上蔡的一个管仓库的小职员，他看到厕所里的老鼠见到人就四下逃窜，而粮仓中的老鼠见到人却仍然大摇大摆，就想到人与所寄居的环境真的是很有干系啊！背靠大树才好乘凉，于是他前往赵国求学。在赵国他接受了荀子“人性恶”的洗礼，最终却也走向了法家。当然，他绝对不会像屈原那样效忠于楚国，他只是想找一个最强大的帝国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罢了。 辞别的时候，李斯跟老师荀子说：“建功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出去闯荡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豪情满怀的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李斯先是拜谒了吕不韦，然后通过吕不韦见到了嬴政，这个门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后来他被派往各国，游说权贵与秦国结盟，瓦解六国的合作。前面是他的说服工作，后面是秦国军队调集和刺客暗杀的震慑工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国内形势却发生了变化。一些本土的智囊人士认为李斯这些非秦国人不可靠，要求全部驱逐。于是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予以驳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此前的李斯，主要负责外交进攻，其实是一个纵横家。但是由于秦王朝的统一，李斯继承吕不韦担任丞相，负责法制的建设，实际上变成了法家。秦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起来了，一切的学说大体都是遵循他的同学韩非的主张。空前强大的法制帝国建立起来了，李斯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注定做不了帝王的文人能做到丞相也算达到极致了，何况是秦王朝的。 秦始皇出行，死在路上，赵高打算联合李斯秘不发丧，传假诏赐太子扶苏死。李斯最初不同意，但是赵高对他说：“如果扶苏继位，跟扶苏关系好的蒙恬就是丞相，你的地位不保，况且你与蒙恬关系紧张，最终也生命堪忧。”纵横家出身的李斯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个人利害的计较，就范于赵高的阴谋。秦二世胡亥继位，政权却被赵高把持。他把法家关于帝王术的思想发挥到邪路上去，告诉秦二世说帝王不能与大臣见面，要保持神秘感以树立权威。这使得李斯也见不到皇帝，最后被赵高诬陷谋反，全家被腰斩于市。秦二世呢，也被赵高以“敌人打进京都”的谣言给吓得精神错乱而死。 秦始皇和他的儿子秦二世都犯了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提醒的毛病，即不可以对身边的人太过信赖，否则会危害到王位和继承权。 李斯死后，纵横家自此失去了天下，尽管汉初仍有几个，但始终不成气候。韩非与李斯的死加上秦王朝的迅速崩溃也使得法家一直蒙受着不好的名声，后世帝王只能暗里里运用他们的学说管理国家，没人愿意声言自己是法家的继承者。 从根本上说，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在东方的人情社会里的确难以实现，明用的话会遭受道德的反抗，暗用的话会遭受人情的抵消，一直到现在，法治理想也是没有很好的实现。“法制”如果不能和私欲监督、“选用贤人”结合起来的话，终究是个空话。 法家思想在事功上也不断有重要的传承者，“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璟，庶几承其风烈”。[4]应该说，诸葛亮身上儒家、纵横家、阴阳家的色彩也很浓厚，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人物，不能全以法家视之。千年之后可堪比肩者，还有北宋的王安石。他虽然号称儒家，但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法家。他有着法家人物强烈的自信：在《答孙正之书》，他说：“当下流行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对的，这种人是普通人；自己认为对的就坚持己见，这种人是君子。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不是自私自负的表现，是因为圣人之道在里面。”他以一己之力推行变法，完全不理睬舆论、民主、老百姓的意见等等，只相信自己的主张。“君子有穷苦困窘的时候，不愿意因为一次过失而屈服自己趋附时尚潮流，不因为时尚流行的而放弃真理。所以他们得到君主的信任，改变世俗而让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的学术修养很深，他们的志向非常坚定。”他认为符合王道的思想就在他胸中，也只在他一人的胸中。这种强悍的个性，一如韩非子。 [1]（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2]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3]（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4]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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