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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在商鞅变法后从西部崛起，一脉独大的强势咄咄逼人让六国心存忌惮，飘荡在七雄头上的历史风云波诡云譎，多变的争霸格局使大秦帝国在厚黑的实利中获取了机变的统治术。各国间残酷的竞争让纵横家脱颖而出，以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运用法无定法的权术势纵横捭阖，急功近利甚嚣尘上，厚黑的功利倾向覆盖了历史，祸及千秋…… 战国七雄中大秦帝国的崛起影响最为深远，彼时各国的角力，特别是谋士、权臣之间的交集，那些精当的言词，高妙的盘算，狠毒的阴招，犀利的机锋以及机敏的应对，堪称中国古代一流的智慧。让人感到古人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能力并不比当下的精英逊色。读先秦史籍，空前绝后的谋略牵引着我们一头扎进历史的迷宫，让我们感到阴谋远胜武力，权术与功利超越法律。丝丝入扣的交集对应使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活在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战国七雄的心智角力似乎让人智慧了许多，确切地说，让人多了几分狡诈！尽管大秦帝国在铁马冰河的崛起中充满着喋血情怀，但除了沾染血腥的功利之外，我很难看到母胎记忆中存有多少英雄主义的留痕。 长于内斗的国人，崇文的极致，精于权术，热衷谋略，趋向功利，自然走火入魔。 鲁迅在看中国历史时，发现满篇都是“吃人”二字，而我在大秦帝国的纵横捭阖中看到的“权谋”二字更为精彩、诡异！有人说文化是柔弱的，武力是强硬的。可我却认为，文化无比强大，与其说枪杆子在打天下，毋宁说笔杆子（含嘴壳子）打天下！否则古人不会说，上人杀人用笔，下人杀人才用刀。从中国的历史看，统率三军、出奇制胜、屡建战功的多为文人秀士。如孙膑、韩信、诸葛亮、司马懿、陆逊、谢安、王猛、刘伯温、袁崇焕、曾国藩等，因而“将不在勇而在谋”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至理名言。 君不见，战国豪杰：吴起杀妻，商鞅变法，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而那秦惠文王，野心勃勃，长袖善舞，两面通吃，狡黠诡诈，一杯酒能醉天下！ 在我看来，大秦帝国的铁血辉煌，的确值得后人惊叹。但此种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层层包裹的统治意识，其价值取向不可能从善如流。 遥想当年，秦惠文王即位后便在霸权与功利之间寻觅阴谋路径，他怎不知商鞅的变法给秦国带来威权的好处，然而，这位双面君王，他车裂商鞅，既能去除商鞅功高震主的隐性威慑，且能独享商鞅变法的成果并杀一儆百确立霸道威权！他是一条变色龙，当你看到他在微笑时，他可能已经起了杀机。 秦惠文王的两面性还在于凄楚哀婉与阴毒决绝的交替轮换，其爱妃羋月万万没有想到，大秦帝国在得胜之际，秦惠文王居然将她与其子稷公子送往他国为人质，毫不顾忌爱妃与亲子的生命和人伦亲情。 如果说秦惠文王完全孤情寡义，似乎有失偏颇。当有人误报燕国内乱爱妃与爱子稷公子死亡之时，秦惠文王喷出一口鲜血昏绝倒地。可见，在家与国之间，巨大的统治利益促使秦王咬牙吞血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从春秋到战国，诸侯王公多有送子为质的例证。因而在家与国的利益平衡中，舍家为国遂为文臣武将甚至诸侯们竟相追逐的爱国情怀！可怜的是，小民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势下被裹挟进家与国合二为一的漩涡。小民们在追随君王浴血奋战时，误以为开疆拓土获取的利益与己有关，把君王的土地视为自己的泥巴，把君王的国视为自己的家！他们只知外族入侵后生灵涂炭，殊不知同族相残的血腥并不比外族逊色。事实上，小民们的爱国情怀在利益层面是不能与君王甚至文臣武将相提并论的。因为小民们并不知表面光鲜标榜爱民的君王在关键时刻，为了统治利益是不惜抛弃一切的，甚至统治者自己的妻儿，更遑论小民们的身家性命！ 从先秦的历史可看出，一个计谋，就可将魏国的封地（当然包括小民）奉送给大秦；一出阴招，便可将秦国的城池献给楚国。在大秦帝国的阴谋权术中，一切为了统治的需要，土地、城池均可作为工具。爱妃、亲子亦可作为礼物，更不用说小民百姓的一亩三分地了。 大秦帝国的历史在权谋的算计当中徐徐推进，传统的权术文化是那样的强大，以至战国的历史成为豪杰们纵横捭阖的历史。在政治文化适当宽松之际，空前绝后的各类人物井喷似涌现。一时，智者、隐士、游人、侠客、学者、师爷、巫师、术士、纵横家、阴谋家、兵家、法家、刺客、儒生纷纷客串登场，政治军事外交的角力争斗变幻无常，权力嬗代、门庭变换如走马灯笼让人眼花缭乱。正是各国招揽人才大开方便之门，刺激了布衣人士的志存高远。而雄主辈出也为上自文臣武将，下至士人智者提供了登台献技的广阔舞台。 这一时期，张仪的出场，可以说把权术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张仪——这位据说是隐世奇才鬼谷子的门徒，凭三寸不烂之舌名动天下。 张仪是纵横家，他入秦没有像商鞅那样几经挫折。他口吐莲花，让秦王为之一振。他提出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之计的纵横之术使秦惠文王言听计从。 张仪在韩赵魏燕齐楚之间来回穿梭，四方游说，他出相入相，变换门庭，游刃有余。他是纵横家的天纵之才。他以远胜百万铁甲雄兵的口才摆平诸侯列国的合纵之谋。他是阴谋大师，他的厚黑谎言、挑拨离间与阴谋暗算不仅超过了他的老师鬼谷子，甚而成为中国统治术最为经典的范例。此种只追求成功的结果，而不问卑劣的手段甚至背弃法律的行为正是后世统治者最为孜孜以求的效法杰作。 在张仪看来，法无定法，所谓法，就是权术势。只要能运用权术阴谋获取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张仪对商鞅之法的借鉴，也就是对内管治民众的需要，为了达到目的，实现君王统治的最大化，除了严厉实施商鞅的严刑竣法强化对民众的治理外，甚至将军事上的对敌策略运用到民众身上，即对民众的治理也采取兵不厌诈、背信弃义、欺哄吓诈，使民众不知这术势法的底线。在这法无定式的变幻莫测的统治术阴影下，芸芸众生惊恐、害怕、悲惧、臣服而惶惶不可终日。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方略，更无所谓固定之法。而是声东击西、四面出击、挑拨离间、两面讨好、拉拢收买、威胁利诱。可见，纵横家权谋天下，纵横捭阖。这种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的权术势，实质就是有法而无法。纵横家视法为无物，或为工具，纵横家讲究的是机变、权术、谋略，看重的是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度。为了结果与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虽然以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其权术谋略、机变狡诈、能言善辩，经常达到其功利之目的，但这种有法无法、事无定主、背信弃义的纵横之法也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隐患。同时，也因选择性执法的无底线预知让民众无所适从，工具性刑罚的残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以致忍无可忍的民众“黑手高举霸王鞭”，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兵连祸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循环状态。 战国七雄之间的勾心斗角，促成了兵荒马乱年代急中生智的应变机谋和兵不厌诈的精妙盘算，构建了国人急功近利的思维框架。在这术变机敏的语境架构中，流淌出的功利言说，成为当下人们思维方式的源头。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并非战争史上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和尸山血海中的士兵平民。春秋战国乃至中国的历史显露；权谋远胜武力，机变超越法律！遗憾的是，秦武王、楚霸王这些崇尚武力的雄主的确没有像亚历山大、凯撒那样获得战神般的成功。同样，窃取帝位的统治者，在兵不厌诈、厚黑谎言的阴谋中屡屡获胜，获胜之后的他们怎能放弃权术与阴谋的惯常做法，而将法律供奉为圭臬呢？因此，只看重胜利结果的国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便只倾向于权谋成功的“伟大后果”。但是，权谋者的计谋羞见历史之光，毕竟谎言不能公诸于众，阴谋哪能直面阳光？故中国晚近的历史，便将人们引入争夺天下而酷烈厮杀的战场表象，让人们忘记了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的阴谋权术，误以为马背上得天下是不变的真理（蒙古铁骑、满清八骑因是游牧民族而例外），忽略了隐藏在马背之后的阴谋厚黑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吊诡的是，法无定法的权术势谋略屡屡得手，急功近利获得的成果遮盖了长治久安的法制。罔失法度造成社会的隐患乃至反叛此起彼伏，充盈谎言与热衷歌功颂德的帝国没有看到变法成果却因执法的残暴与法度的失守而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泥淖……这，或许就是大秦帝国的历史及玩弄权术势的法家与纵横家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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