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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约翰： 四十年耗尽心血护博济 七旬高龄再创精神病院 1898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个年已七旬的老者带着两个精神病人，登上一叶扁舟，准备去往珠江对岸。在他身后，矗立着博济医院的几栋建筑，他在这里耗费了40多年的心血，终于打造出了一座被公认为“中国新医学发达之始源”的著名医院，在江对岸，经他多年奔走筹资才建起来的小楼正静静等待着主人过江而来，他将在这里创办广州乃至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 光阴荏苒，他在而立之年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到广州，行医数十载，诊治了近百万个病人，做了近3万例手术，翻译了数十种医学典籍，培养了150多个本土西医人才，到此时已是白发丛生，但他依然要去为新生的精神病院奔忙，因为“该跑的路还没有跑完”。 时隔百年之后，今天能够想起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想请你跟我一起记得他——广州西医学教育的奠基人，嘉约翰。 治病 每年接诊万余人 外科手术开先河 翻阅多名历史学者关于嘉约翰医生的著述，关于他来华之前的经历，都几乎只有寥寥几句：“嘉约翰，182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1847年毕业于美国著名医学院——杰斐逊医学院，之后在美国行医七年。”而关于他来到广州的动因，也只不过短短一行，据说他年轻时偶有机会听人讲起中国缺医少药的情形，就立下了远渡重洋的志向。1854年5月，他带着新婚妻子乘船抵达广州，开始行医传教生涯。 资料里的文字总是客观而洗练的，可背后的辛劳乃至磨难却可以说很久。抵达广州后不到半年，嘉约翰接管了由美国传教士伯驾在穗创办的第一家西医馆——广州眼科医局。在他主持眼科医局的最初两年间，医院接诊了近五万名病人，病人如此之多，医生却只有寥寥几个，其工作强度用“惊人”二字形容都不够。超负荷工作的同时，嘉约翰还失去了新婚妻子——后者因为水土不服，早早病逝于澳门，之后不久，眼科医院又在十三行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外国医生纷纷避走，嘉约翰也不得不带着重病的幼儿回到美国。以我这样一个普通小女子的思维去体会嘉约翰医生当时的心情，那真像是“一切回到了原点，除了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然而，一个小女子的思维毕竟无法丈量这样一颗坚韧的灵魂。1858年10月，嘉约翰带着辗转筹款购得的一批医疗仪器，再次回到广州。1859年1月，他在城南增沙街一栋两层民舍前挂起了“博济医院”的牌子。草创之初的博济医院十分简陋，病房不过五六间，每年接诊的病人却总会过万，其中有一大半是穷人。贫苦患者纷至沓来，一来是因为嘉约翰医术高明，白内障、腹腔积水、息肉、结石之类让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在这里做个手术就能解决；二来是因为看病“免费”，嘉约翰有时甚至还会倒贴“补助”，为此常常把教会开给他的薪水搭了进去。 “蜗居”在增沙街的数年间，嘉约翰始终在为博济医院的“扩容升级”而努力，为此不得不挤出时间去四处筹款。1866年，他终于筹得足够资金，在珠江北岸盖起了一栋拥有100多个床位的病房楼，让博济医院搬入“新家”，1867年又盖起了门诊部和药房室，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医院从而初见雏形。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嘉约翰的主持下，至1874年，博济医院光结石手术就做了数百例，此外，林林总总的肿瘤切除手术也几乎都在国内开了先河，当时的报纸因而将博济医院称为“中国新医学发达之始源”。 数字读来总是有些枯燥，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将自己放在100多年前的情境下细细体会嘉约翰医生为之付出的辛劳，你大概也会同意，这些看似洗练的数字和文字，实在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半生辛苦不平常”。 育人 译书数十卷 成就西医教育里程碑 如果嘉约翰只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我可能还会犹豫，要不要将他作为“先生”系列的开篇人物，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大大加重了他在我心目中的份量。根据资料记载，早在“蜗居”增沙民舍之时，嘉约翰就在筹划培养本土的西医人才了，1866年，医院甫一搬入新址，医学班旋即开办，用嘉约翰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这个医学班是“一所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要把它的学生送到各个地方”，因为他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 草创之初的医学班规模很小，连续几年每年都只有10多个学生，但课程设置颇为精心。在为期3年的学习期限中，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药物学、化学、微生物学、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这几乎涵盖了美国医学院讲授的全部课程。当时，像这样系统教授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班，在全国都很难找到第二家，是名副其实的“星星之火”。 我不知道你能否想象出一个小小的课堂，十来个学生围绕着自己敬爱的老师，听他将之前闻所未闻的知识娓娓道来，再跟着他一点点发现这些知识治病救人的用处，内心会泛起怎样的好奇与喜悦，而在我看来，这个小小的课堂完全当得起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因为没有什么比真诚求知、呵护生命更符合一所大学的本质。 嘉约翰普及现代医学教育的殷切心情，还可以从他翻译的医学著作数量中一窥端倪。为了让本土学生有教材可用，仅1871年~1873年短短3年间，他就编译出版了《西药略释》、《眼科撮要》、《割症全书》（今天译为《外科手术手册》）、《化学初阶》、《内科阐微》等近10部大部头著作，覆盖范围之广，实在令人咋舌。设想一下他为翻译这些大部头所投入的精力，再对比一下他每天几乎要做好几个手术的工作日程，你会觉得这位老先生简直是个“超人”。当然，“超人”从不存在，他不过是对萌芽中的医学教育倾注了全部深情而已。其后数十年间，博济医校走出了张竹君、梁晓初、叶芳圃、梁培基等多个名医，培养了一大批悬壶济世、足迹遍布岭南的本土医生，就是这份深情最自然的逻辑后果。 救心 创办惠爱医院 开精神病治疗之滥觞 从1854年抵穗接管广州眼科医局（被视为博济医院的前身）开始，到1899年辞职，嘉约翰为这个医院耗费了40多年的心血，看了将近80万个病人，做了近3万例手术，培养了150多名本土西医人才。我不揣冒昧，觉得他多半是像爱着自己的生命一样爱着这个地方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在年已七旬的时候转身离开呢？ 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创办广州，乃至全国第一所西医精神病院。根据学者王芳的研究，早在1872年，嘉约翰就呼吁在广州建立一所精神病院，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看到大量精神病人被族人用铁链紧锁，其苦万状，又有很多人“或投河或上吊”，自己“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施救”，内心无比遗憾，他呼吁对精神病人施以温和的治疗，而不是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他们”。此后20多年间，他从未放下这个愿望。 令嘉约翰遗憾的是，在博济医院创办时慷慨解囊的美国同道与中国绅商对精神病院都不感兴趣，广州传道会甚至对他“心有旁骛”颇为不满，筹款长期因此几无进展。1892年，他再也不愿等待下去，用自己的积蓄在白鹅潭附近购得了一块土地，3年之后，他又筹到了一笔款子，在这里盖起了一栋小楼，此后，他又等了3年， 1898年2月，一叶扁舟将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者与受他救治的两名精神病人载过珠江，广州乃至全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惠爱医院（即广州脑科医院的前身）才得以成立。 1899年1月，嘉约翰正式从博济医院辞职，全力投入惠爱医院的工作，之后两年间，医院先后诊治了150多名精神病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热水浴、户外活动等温和的治疗手段将他们“从巫术符咒的迷雾中解救了出来”，不少人的心智得以恢复正常。遗憾的是，嘉约翰没能照顾他们更长时间，1901年8月，他在广州因病辞世，终年76岁。 据说，在他下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自发为他送行；而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人因为其墓碑一度过于简陋而痛哭失声。我想，这个为广州的现代医学事业耗尽一生心血的异国老者如果天上有知，或许能从这样的哭声得到一些慰藉，因为毕竟还有人在今天记得他。 而他本来就该被我们一直记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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