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峡江及两湖区域发现了一些大溪文化彩陶,这些彩陶特点突出，从器形到纹饰都有特别之处。大溪文化彩陶的出现，既是本地传统的体现，也有的明显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由彩陶追根溯源，我们得知这样的影响不仅来自中原地区，也可能有的来自其他地区，同时大溪文化也影响到周边区域。本文由花瓣纹、西阴纹、绞索纹及所谓“鸟式”旋纹的研究，对大溪文化彩陶起源及大溪文化时期与周边文化多边影响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大溪文化 彩陶 纹饰 绞索纹 彩陶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时期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色，它的影响波及到南北广阔的区域。峡江及两湖区域也发现了一些彩陶，属于大溪文化的数量虽然不是太多，但这些彩陶特点也非常突出，从器形到纹饰都有特别之处。但峡江及附近彩陶的出现，既有本地传统的体现，明显也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对外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彩陶追根溯源，我们得知这样的影响不仅来自中原地区，也可能有的来自其他地区。本文主要由彩陶花瓣纹、西阴纹、绞索纹及所谓“鸟式”旋纹的研究，对大溪文化彩陶起源及大溪文化时期与周边文化多边影响的路径进行初步探讨。 一 大溪文化出土的彩陶，按纹饰划分当以花瓣纹、西阴纹和绞索纹比较有特色，也见到有旋纹等。这其中又以绞索纹彩陶数量最多，分布也较广。 大溪文化的花瓣纹彩陶，既有四瓣式，也有多瓣式。典型的四瓣式花瓣纹在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有出土[1]，一件彩陶豆上绘精致的白地黑彩四瓣式花瓣纹，花瓣间绘有纵向叶片作为隔断，花瓣内还绘出中分线（图1,上）。这样的四瓣式花瓣纹，是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彩陶常见的纹饰之一，关庙山的这个发现，可以看作是现在所知的庙底沟文化四瓣式花瓣纹彩陶传播的南限。 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大溪文化也有发现，同样见于关庙山遗址。一件小口彩陶罐上绘五六瓣复合式花瓣纹[2]，花瓣中也都绘有中分线，瓣尖处有圆点，但花瓣较雕龙碑的那件稍宽一些（图1，下）。这种多瓣式花瓣纹彩陶，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很常见。 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彩陶花瓣纹绘中分线的做法，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上通常是不见的，但在大汶口文化中却很普遍，这也许表明大溪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过直接的交流。 庙底沟文化彩陶“西阴纹”因在西阴村发现较多而得名，分布范围较广，在大溪文化彩陶中也有发现，而且绘得非常精致。重庆巫山大溪遗址见到几件典型的西阴纹彩陶，器型有钵也有罐，钵上单元纹饰较尖长，而罐上单元纹饰略显宽短[3]。一件敛口小陶钵绘出又尖又长的西阴纹，布局较为疏朗（图2）。罐上所绘西阴纹一般较为宽短，中间加填有圆点和中分线。一件彩陶罐上下绘两组加中分线和圆点的西阴纹，两组纹饰间加绘弦纹作为间隔（图2）。陶罐上的西阴纹采用复彩绘成，以白色为底，用黑色绘纹。大溪遗址彩陶上的西阴纹是在本文成文时才辨认出来的，因为纹饰作了些变形处理，所以不能一目了然。大溪文化彩陶西阴纹构图也非常严谨，较之庙底沟文化彩陶上的同类纹饰多出几分精致，象这样双排叠置的西阴纹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是不多见的。 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也发现了一件西阴纹彩陶钵[4]，依照墨线图和彩图，将这件彩陶的纹饰展开来看，这是一件庙底沟文化常见的典型地纹彩陶，是在红陶钵上腹部，以黑彩作衬底，空出弯角状的红地作为主体纹饰。图案构图作二方连续式，纹饰沿器腹作四分布列，均衡对称有序（图2,下）。发掘者将这件标本称作“花瓣形图案”彩陶，归入大溪文化二期。无论是器形或是纹饰，它都是一件典型的庙底沟文化西阴纹彩陶。城头山这件西阴纹彩陶更多体现了庙底沟文化原本的风格，揭示了这类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的南限，它是南北区域大跨度分布的一种重要的彩陶纹饰[5]。 大溪文化也见到了双旋纹彩陶，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有双旋纹彩陶片[6]，是一种松散式的双旋纹，旋心有圆点（图3）。在很长时间内这样的纹饰被认作是图案化的鸟纹，它本是西北地区彩陶上的一种流行风格。正因为如此，关庙山这件旋纹彩陶在风格上与西北地区的彩陶表现有更紧密的联系，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西北地区所见的这类纹饰，其实应当并不是鸟纹，而是旋纹中的一种，或可称作“鸟式”旋纹。图案中被看作是鸟首的带圆点的小圆形，是常见的圆圈纹，而连接圆形的是变形的地纹叶片纹。这种变形的叶片纹为一般观者视而不见，反而将作为衬底的弧边三角形看成了鸟形的身体。这样的鸟形其实是绘出了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的两个弧边三角，人们没法解释为何绘出这样的双身鸟形图像，其实这图形虽是像鸟但并不是鸟的形象，认定这一点非常重要。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就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旋纹彩陶[7]，年代属于仰韶晚期，略晚于庙底沟文化（图4）。其他遗址同期文化遗存的彩陶中也发现不少这种旋纹，如作过较大规模发掘或调查过遗址武山傅家门[8]、天水西山坪[9]，所发现的彩陶都是以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和鸟式旋纹为主体，风格非常一致。傅家门和西山坪遗址所见彩陶鸟式旋纹还与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同绘一器，后者在上，前者在下，纹饰平行排列，构图严谨华美（图5）。 将关庙山遗址的旋纹彩陶与西北地区的同类彩陶放在一起，我们不会怀疑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密联系，前者一定受到过后者的强烈影响，或者系最直接的传播也未可知。 这样看来，由彩陶上找到的线索表明，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与同期的黄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由下文论及的绞索纹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看到这一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4期。 [3]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4期。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图四五五，3；彩版四五，2。文物出版社，2007年。 [5] 王仁湘：《彩陶“西阴纹”细说》，《古代文明》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1期。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
|
来自： yurenshuwu > 《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