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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赏杂家养成记
2014年12月25日 来源：齐鲁晚报 □夏晓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社会上的学习氛围不像现在这样严谨,而是更注重实用。 社会上各个部门都成立业余学校,有小学班、中学班、大学班,还有扫盲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学校来学习充电,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那时济南经四路小学这个地方,是第三职工业余中学,都是些上班的职工在那里学习。 当时教课的老师也很认真,有时候我出差去了,老师还会找到我所在的店里去。纬三路也成立了济南职工业余大学,我和那里的老师也很熟,主要学习的还是跟文物鉴定有关的历史课程。 因为自己业务的关系,我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文化人,有大学老师、政府官员,还有收藏家,关于书画之类的风雅物品,他们都懂得很多。像那时济南日报社的石川,他对诗词很有研究,我和石川住得很近,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找石川,听他讲诗词。因为书画里经常题有诗词,这对提高我的业务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委托店的古玩部设有书法室和绘画室,经常有人来这里写字画画。 当时济南一些著名的画家如王天池,就经常来画室作画,还教我怎样去运丹青。之前店里的师傅吕干臣也是个风雅之人,自己会书法,会裱画。他也想教我写字,就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你应该学写字,别去学画画,像他们绘画的人,画一笔就吃一笔的,多不好呀……”非常有趣。这么多优秀的师傅来当我的老师,我也学得非常认真。 不仅是王天池,我跟济南市的许多著名书画家都相熟,像魏启后、蒋维崧、张立朝、关友声、黑伯龙、张登堂、吴泽浩、刘宝纯等,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于书画的鉴定也非常有帮助。 除了诗词书画,我对篆刻也很感兴趣。在广泛的学习求教之外,我还在文物店的日常经营中得到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因为“文革”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多的文物自由流通,所以在店内大量古玩的进出中,我看到了不少好东西,再加上师傅的悉心培养,我的文物鉴赏能力得以较快提升。 一次,我在仓库里,有个叫蔡放的收藏家来请我看画。我很认真地看过了,跟他说,这画是“老仿”的。我说:“这画是在绫子上画的,而只有明末清初才开始用这种材料画画,其他年代的很少。这幅画本身,用的是一个很冷僻的人名,但是在书上也能查到。这是造假惯用的方法,怕用的人名太常见,别人容易发现。其次,这幅画的画工很随意,不是出自大家之笔。再者,这幅画上的收藏章是清代湖南收藏家的,这很明显就是‘湖南造’。另外,这绫子是清末民初织的仿古绫,颜色除了泛黄之外,还有些不自然的绿色。” 这番实在而确凿的话语,让蔡放听了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那时候收购文物不光要求是真的就行了,自己设定的价钱也要合理才能卖出去。 店里的师傅常跟我说,干文物这一行,就是在“捋刀刃”,做好了是很难的。他说:“你想想,东西你买进来贵了很难卖出去,东西买的是假的人家更是不要。而且我们好多都是同行之间的买卖,别人都在瞪着眼看着这些东西,东西不会便宜卖给你。所以不能求大利,挣的就是刀刃上的那点利益,精准的眼力对于自己业务成绩的好坏非常重要!” 我在委托店当了四五年的学徒之后,辛友三就开始带着我天南地北地到处采购古玩了,我也得以结识许多的老人。那时候的人很实在,国家刚解放不久,又有公私合营企业新的气象和希望,所以这些老人的心情普遍都很好。只要年轻人尊重他们,喜欢学习,他们就很乐意去教。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南京、扬州、上海、北京的文物店的师傅,我也都熟悉了。 南京文物店的陈新民,他写字、绘画、篆刻样样精通,人也有点傲气。但只要你诚恳地向他请教,他也愿意教你。有次我上南京,陈新民就专门带着我去了明孝陵,指着墓前的石兽和石人跟我说:“你看,明代石刻的风格就是这样的,你得记住!” 还有故宫的徐邦达和刘九庵,我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徐邦达是全国看书画的第一大家,他两次来济南市博物馆,我都去拜访他。有次我请教他,说我这里有幅画,是明代文徵明的青绿山水,很细致的工笔画,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徐邦达回答得很实在,说按他的看法,现在还拿不准。像文徵明的这种画,你这里有,上海博物馆有,故宫也有,因为跟文徵明平时的画法不一样,如果有证据能证明这就是他的画,那么其他的画才能确定也是他画的。虽然上海博物馆已经很肯定这就是文徵明的作品,而且还正式出版了,但徐邦达的看法是,这东西还得好好研究,不能轻易下定论——这就是鉴赏家的严谨。 这么些年下来,我也和师傅辛友三一样,成了一个文物鉴赏杂家。 到1962年以后,我基本就可以独立工作了。我也经常自己一个人下扬州和镇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去采购。在北京,当听说崔明泉要来,这些文物店里的人就联合起来给我开个欢迎会,并且相互约定,要各个门店给我行方便,让我得以增加更多的实践经验。而且只要我感兴趣的古玩,那些老人都会爽快地把自己的宝贝卖给我……以后每当想到这些老朋友,我依然感怀于心。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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