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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法家批评系列之橘逸势
◎作者：任钦功
橘逸势（？－842年）804年入唐求学，806年归国。内于其书法上极高的艺术造诣，因此成就了其在日本书法史上与空海、嵯峨天皇，有着同等的历史地位，被后世史家尊为“平安书道三笔”之一。
纵观日本古代书法史，无论是作为历史巨人的圣德太子，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光明皇后，以至其后的嵯峨天皇、空海等，不仅有着高深的书法修养，而且拥居显赫的社会地位，由此构筑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成就为历史的典范。而作为“平安书法三笔”之一的橘逸势却是一个“异数”，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最后沦为“流放之囚”，客死囚放的异乡，这不只在平安时代，即使在整个日本书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作为根本无“地位”可言的“流放之囚”，却被推崇为“平安书法三笔”之一，毫无疑问，唯有其非凡的书法造诣所能决定。
相对于并尊为“平安三笔”的空海、嵯峨天皇，历史上有关于橘逸势的史料性记载非常少，因此后世对于其研究性的文献也较为贫乏，这于其书法艺术的研究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这种状况的形成档与其“流放之囚”的身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橘逸势流传于世的书法遗迹很少，只有《兴福寺南圆堂铜灯台铭》（816年）和《伊都内亲王愿文》（833年）两件作品被后世学者广泛认同。也就是说，对于橘逸势书法艺术的研究，只能从这仅存的两件作品中去挖掘和提炼。
（日本） 橘逸势
《兴福寺南圆堂铜灯台铭》 816年
日本文明发展到平安时代初期，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统治者对文化的发展也愈加重视，至此，对唐文化的吸纳和传播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当对唐文化的汲取和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开始了对“自我意识”的追求，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历史的必然”也充分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在这种对“自我意识”追求的转折时期，日本书法开始进入了“汉风”、“和风”两大流派平行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汉风”、“和风”的互动影响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上“自我意识”的发展。橘逸势遗传下来的两件作品之一，《兴福寺南圆堂铜灯台铭》（816年）与同时代的《神护寺钟铭》（875年）并称为平安时代初期金石书法的代表，现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这件楷书作品，结体内敛向背，具唐代欧阳询之风韵，用笔圆润敦厚中寓有晋楷之方峻，行笔楷书之中又兼施行书之笔意，处处蕴含着对“自我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随着日本书法由朝鲜半岛的间接传入，向着更为广泛的直接交流的转变。这种交流形式上的转化，成为促进平安初期日本第一次书法高潮形成的决定因素。第一个书法高潮的形成从而奠定了这一历史时期在日本书法史上辉煌的历史地位。以最澄、空海、嵯峨天皇等为代表的第一次书法高潮对日本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橘逸势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橘逸势另一件传世墨迹为行书作品《伊都内亲王愿文》，书写于833年，由江户时代的贺茂流的开祖藤木敦直（1582－1649）鉴定为橘逸势真迹。
（日本） 橘逸势
《伊都内亲王愿文》 833年
从书法反展史的高度上研究，《伊都内亲王愿文》已不仅仅为橘逸势个人书法艺术语言的体现，而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书法艺术对“自我精神”的追求走向成熟的代表符号，同对这种追求的萌芽时期的代表人物最澄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意义。
《伊都内亲王愿文》，整篇作品风格虽然体现着晋风唐韵，但绝对不拘泥于此，让欣赏者无法言清那些“古风”的具体所在。经过橘逸势留唐归来几十年的广泛涉猎和融汇，“自我精神”得以充分的体现。用墨自浓至淡，笔笔交待清晰明了；用笔随情而化自由大胆；结体，行、草笔意兼施，倚斜顾盼，如跳动的音符。这些而形成了橘逸势豪放的书法艺术风韵。
欣赏橘逸势的书法作品《伊都内亲王愿文》如同吟咏一篇饱含激情的散文，跌宕起伏；欣赏橘逸势的《伊都内亲王愿文》如同欣赏一部音乐作品，回味悠远。
无论个性如何鲜烈的书法家，谁都摆脱不了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正如最澄、空海、嵯峨天皇以及“流放之囚”的橘逸势都被打上了平安初期文明“自我精神”这颗“烙印”，形成了以这些“中坚”为代表的“平安书风”，影响了日本后世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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